世界遗产

WORLD HERITAGE

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 2021-07-25 中国遗产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2021年7月25日17点38分,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会议决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14世纪逐渐崛起

  • 2021-02-20 中国遗产

    关于加强城墙类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倡议

    城墙类文物(以下简称“城墙”)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对城墙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组织开展了城墙本体保护、展示利用、环境整治等系列工作,有效改善了城墙保存状况和环境风貌。但城墙盲目复建、不当修复、局部垮塌等事件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文物真实性和完整性,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负面社会影响。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城墙保护管理,确保文物安全,在国家文物局统筹指导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向各团体会员单位、个人会员、以及文物保护行业广大从业机构与人员提出如下倡议。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城墙是古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和市民休闲游憩的公共场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影响。建议充分认识城墙保护的重要意义,落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加强机构建设,加大保护力度,强化经费保障,不断提升城墙保护管理水平。二、加强研究,夯实基础。建议加强城墙基础研究,系统梳理城墙建造和修缮历史,做好城墙价值评估。加强城墙遗址考古研究,摸清地下遗存分布和城墙基础的历史状况。深入开展城墙保护技术研究,完善城墙勘察评估、监测技术、防灾减灾、传统技艺、修缮材料等方面研究,提高城墙保护科学水平。三、科学评估,分类保护。建议对城墙实施分段评估保护。评估每点段城墙险情、保存状况和主要风险,重点排查近年来修复城墙点段的险情和风险隐患,分类分段推进保护工程。对存在紧急险情的点段,要做好支顶、遮蔽、围挡或局部卸荷等临时应对措施;对险情和病害发展趋势明显的点段,组织开展保护修缮工程。保护工程要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采用传统工艺和做法,以现状整修、结构加固、防水排水为主,不进行整体复原。做好已批复立项的城墙保护工程进度和质量的监管。四、预防保护,防患未然。建议加强城墙预防性保护,开展城墙监测和定期巡查,建立专业检修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充分考虑自然灾害影响,制定城墙防灾减灾和抢险应急预案,明确灾情预警、灾情防范、受灾处置、灾后修缮等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落实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增强应急处置能力。将城墙防灾减灾纳入地方自然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建立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多灾种综合监测、预报预警和信息共享,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五、规划引领,加强管理。建议编制城墙保护规划,合理划定城墙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管理规定和控制要求,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建设的关系。加强城墙使用管理,对存在被新建建筑占压、不当通行、游客攀爬等问题的点段,建议采取针对性整治措施,防止人为破坏,确保本体安全。六、挖掘内涵,合理利用。建议充分挖掘城墙价值内涵, 加大开放力度,拓展城墙展示方式和利用渠道,推动城墙融入现代城市生活。鼓励将城墙纳入第二课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城墙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教育功能。鼓励整合城墙与邻近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山水景观资源,改善城墙展示标识解说系统和游客服务设施,提高城墙整体展示利用水平。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倡议,在国家文物局统一指导下,协会广大会员、文博行业从业机构与人员、热心城墙研究与保护的社会人士,共同努力,切实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城墙类文物,助力文化遗产事业不断前行。

  • 2020-04-27 中国遗产

    【青年学者培育】文化遗产旅游分歧与融合的理论基础:真实性

    作者:苏俊杰(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ICOMOS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委员)引言文物,或者广义的文化遗产[①],是 “文旅融合”涵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关于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理论性讨论仍然十分缺乏。从理论和实践操作层面来说,文化遗产旅游中存在的分歧比其他类型的文化旅游更加突出,而这个分歧的核心问题就是真实性问题。简而言之,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中,存在着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与旅游的商品化开发之间的矛盾分歧。本文将以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概念与旅游中的真实性概念为切入口,借鉴国际学界的遗产思辨研究视角(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pproach),结合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从参与文化遗产旅游者的主观能动性入手,提出解决文化遗产旅游分歧的理论导向。一、分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的真实性在文化遗产领域中,真实性(Authenticity)虽然在不同的场合中又被称为原真性(侧重物质遗产)和本真性(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内涵有很大的重合,都是来源于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指代权威的、原初的、和历史材料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尤其强调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内在的、静态的、过去的价值。真实性在1964年颁布的《威尼斯宪章》中首次得到国际遗产界的共识,并于1978年被写进第一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国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真实性概念逐渐进入中国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自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民俗学界关注传统文化“本真性”的传统和文化遗产界坚持“原真性”的立场,逐渐影响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保护理念,于是,真实性概念作为非遗保护原则于2005年首次写入《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于2011年被吸收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真实性构成遗产保护的核心原则之一[②]。《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订版)明确指出,文物保护工作“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版)中,真实性是“指文物古迹本身的材料、工艺、设计及其环境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在非遗领域,真实性同样是保护的核心原则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同时,官方解释其真实性概念为“保持非遗项目的本真性或者原真性,其在历史上原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按什么样子进行传承和传播,要尊重它的历史原貌,不能走样,更不能歪曲,否则就是对非遗的一种破坏”。由此看来,无论是在物质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真实性都强调对原状、过去、历史价值的保护,偏向于将“遗产”作为一种“本体”进行保护。在这样一种偏向于本体、原状、过去、历史价值的真实性保护理念下,文化遗产在旅游发展中的利用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201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文物保护利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学界对于如何平衡“真实性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莫衷一是。分歧的核心便是:文化遗产在旅游产业中的商品化利用会不会影响(或者损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二、可能性:游客旅游体验中的真实性要从根本理念上解决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难题,不仅需要总结反思国内遗产与旅游界的经验做法,更需要借鉴国外遗产理论界的成果。遗产思辨研究是近年来国际上迅速发展的多学科遗产研究视角,认为遗产并不是一个既得的、静态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本体,而是经过当代人的确认、构建、实践、协商、保持和传承等一系列过程中产生的价值、意义和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所有遗产都是这个过程的产物。甚至有学者指出,“遗产”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因此,遗产思辨研究就是揭示当代不同人群如何构建与他们相关的遗产。与此同时,与遗产相关的人群不只是遗产保护管理者、机构、学者等,还应该包括欣赏、游览、消费、使用遗产的利益相关者,例如遗产地居民、博物馆观众、景点游客、旅游纪念品的消费者等。在遗产思辨研究视角看来,人们参与文化遗产的文化实践构建了遗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文化遗产旅游中观众(包括访客、游客等)的各种参与形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遗产的价值构建,观众的体验、情绪、情感等主观因素都可能成为遗产意义和价值的构成部分。因此,遗产旅游中的观众应该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潜在构建者和传承者。观众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体验非常重要,既是参与遗产价值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足自身旅游需求的重要途径。旅游活动中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与文化遗产的各种形态都有密切关系,游客不仅通过“吃住行游购娱”等方式体验文化遗产的各种既有价值,也通过这些方式参与遗产多方面价值的构建。在旅游研究领域中,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体验与旅游领域中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密切相关。与遗产领域不同,旅游领域中的真实性用来阐释游客参与旅游活动的动机与需求。回溯国际旅游研究文献[③],早期的客观真实性视角(例如 Boorstin,1961)和当前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真实性很相似,都认为真实性是某种预先存在于物体中的绝对的、内在的、静态的特质,这些特质可以被客观标准所衡量。在这种解释中,无论是文化旅游者还是遗产保护专家都被认为在寻找这种客观存在于某种文化本体中的“真实性”。随后提出的建构真实性视角(例如Cohen,1988)开始出现一个重要转变,即关注到观众的主观心理投射参与构建了对于文化真实性的理解。由此,观众的参与体验成为旅游语境中真实性研究的重要方面。这种倾向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趋势继续发展,促进了旅游研究中体验性真实性理论的的推进。随后,部分学者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启示下开始建立存在主义真实性(例如Turner & Manning,1988)的概念,用来解释旅行者在旅游中如何感受到真实的自我。根据王宁(1999)的解释,这种真实性主要是通过自我真实性和人际间真实性两个维度来实现的。由此,人在旅游活动中的主观体验、感受、情感等心理因素成为旅游领域中真实性概念的重要关切点。从理论层面来看,游客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的意义即是寻求某种体验层面上的真实性,从而感受到“真实的自我”,并且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旅游活动中游客体验的真实性预示了一种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在理论上融合的可能性,但是,既有研究文献中,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概念和旅游的真实性概念呈现出两条线分化的轨迹:前者的真实性用来描述一种存在于本体、原状、过去、历史价值的状态[④],而后者的真实性用来描述一种存在于人的主观体验、现状、当下、个体价值的状态。这两种真实性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文化遗产领域和旅游领域真实性概念融合的理论困难。要突破既有研究的局限最终实现两者的融合,需要对文化遗产和旅游两个领域中的真实性进行反思和再概念化。三、融合:基于参与者体验的主观真实性虽然与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相比,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真实性理论创新较慢,但是文化遗产领域对于真实性的反思一直在持续。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90年代以来开始反思《威尼斯宪章》提出的真实性的弊端,在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中对真实性进行了再定义[⑤]。另一方面,随着遗产思辨研究的兴起,国际遗产学者开始意识到真实性不能脱离人的参与而独立存在,提出应该考虑文化遗产本体和人之间互动协商形成的真实性(例如 Holtorf, 2013),以及人、地方和物体三者之间互动关系中形成的真实性(例如Jones等,2017)。这些讨论实际上开始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体验引入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概念之中,为文化遗产本体的真实性和人的体验真实性的融合指出了有价值的方向。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非遗旅游是真实性理论创新最为可能的一个突破口。基于遗产思辨研究视角,结合丽江文化遗产旅游田野调查的成果,我在国际学术界首先提出了“主观真实性”(Subjective Authenticity)的概念(2018年),用来描述非遗实践者在文化遗产旅游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和人际间价值的能力。丽江是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最为典型的地方,丰富的非遗旅游元素几乎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所有方面。对这些非遗旅游项目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体验的研究,显示出非遗实践者可以在旅游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主观真实性去实现非遗的当代价值。具体来说,非遗实践者(或者传承人)主动参与文化旅游开发与运作,以自己掌握的非遗项目为媒介,在与观众的旅游互动中逐渐实现自我和人际间的价值。在遗产思辨研究视角中,这种自我和人际间的价值便是构成遗产价值的主要方面;同时,在人(自己、当地社区、外来游客等)和遗产本体(例如物质构成、环境、物体等)之间的互动协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整合式”的真实性(Integrated Authenticity),这个“整合式”的真实性概念便是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下的真实性理论基础。根据前文所述,中国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提出的真实性概念是一个来源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且偏向于物质本体、原状、过去、历史价值保护的概念。这个概念没有考虑到旅游活动中人的参与和他们的旅游体验。而在遗产思辨研究视角中,旅游活动中人的参与,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种形式,都是遗产实践者参与遗产价值构建的过程,因此,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体验都成为真实性概念的重要构成要素。另一方面,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概念发展很快,虽然已经重视观众的体验,但是这些体验仍旧没有和文化遗产领域的真实性在理论上融合起来。“主观真实性”的提出明确了人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和旅游消费过程中的重要主导作用,以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来弥合既有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理论分歧,推动了“整合式”真实性在文化遗产领域和旅游领域的融合探索[⑥]。结语文化遗产旅游的分歧存在于很多层面,其中最为根本的便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中涉及到的真实性概念的矛盾。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下,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旅游体验中的真实性是两个尚未融合的概念。在遗产思辨研究视角下,采用一种“以人为本”的视角,可以彰显文化遗产保护中“人”的因素,以此推动旅游体验中的真实性概念的更新,从而在人与遗产本体的互动关系中实现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的理论融合。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推动我们文旅融合的重要动力,人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需求、体验、期望是促进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的动力。中国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资源,文化遗产旅游在国家“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倡导下日益蓬勃发展。本文的理论阐释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导向,未来还需要更多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来完善现有理论,让真实性理论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得到充分讨论和再概念化,以指导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在旅游中的融合发展。本文完整版发表于《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1期,作者:苏俊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研究》(批准号:19BMZ069)、云南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C176220100051)阶段性成果。]注释:[①] 除了专门指出,本文使用的文化遗产泛指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②] 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整体性)概念同样重要,但是不在本文探讨之列。[③] 本文仅列出在国际学界较早提出该理论概念的代表性作者,而非全部作者。[④] 严格来说,国内外关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功能”有多种认识,认为真实性是遗产的一种“状态”只是其中一种认识,还有的认为是遗产的一种“价值”,或者一种“条件”等。[⑤] 虽然《奈良真实性文件》提出的真实性新理念很重要,但是在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实施仍然滞后。[⑥] “整合式”真实性是未来文化遗产真实性和旅游真实性融合后的一个泛指概念,本文的“主观真实性”虽然基于非遗旅游提出,但是其最终指向是建立“整合式”真实性。

  • 2020-04-26 中国遗产

    【青年学者培育】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之三——旅游实践中的遗产保护利用问题

    3、旅游实践中的遗产保护利用问题张茜(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实践中的遗产保护一直以来,旅游作为遗产利用的方式之一,与遗产保护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从各自学科的价值观念出发,阐释了对原真性——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的理解。遗产领域更强调对遗产客体本身的保护,旅游领域则更关注主体的实地体验[1]。从旅游的角度探讨保护遗产的重要性以及保护路径,有利于全面理解遗产的价值和功能,找到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平衡点,促进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遗产因其旅游(展示)价值而成为旅游资源,保护遗产就是保护旅游发展的基础。价值认知是遗产认定、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前提[2]。梁学成从旅游资源复合系统的角度出发,将世界遗产资源的价值划分为有形(显性)价值和无形(隐性)价值两大类,旅游(展示)价值、科考(研究)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和环境(存在)价值4个亚类[3]。由于遗产不可忽视的旅游(展示)价值,使遗产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游客进行旅游活动的基础。旅游资源一旦被破坏殆尽,旅游业将失去依存的条件,旅游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要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遗产资源。再者,保护遗产是保护游客的原真性体验,利于提高游客满意度。旅游领域中的“原真性”概念已经转向主客体间原真性的表达、阐释与认知、体验间的互动关系[4],主要包括旅游吸引物客体的原真和旅游体验的原真[5][6]。在旅游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遗产旅游地的开发建设是以游客需求为导向的。学者指出,遗产资源的原真性是衡量遗产旅游产品质量和游客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7]。所以,遗产地为追求游客满意度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升,一方面会尽可能地保护遗产地客体的原真性;另一方面会保护旅游体验的原真性(遗产地为吸引旅游者,需挖掘并保护当地的文化资源,开发多样化的遗产旅游产品,满足游客原真的旅游体验)。相较而言,旅游领域的遗产保护更强调旅游体验的原真性,但这并非意味着不需保护遗产客体的原真性。要实现游客满意度、遗产旅游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更须保护遗产的原真性。最后,旅游对遗产保护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合理的旅游利用是遗产保护的重要路径。不可否认,遗产地“旅游化”可能会导致遗产地的过度商业化和遗产资源的失真。一方面,原生性的遗产资源可能无法满足游客多样的旅游需求,旅游开发者为迎合游客需求,对遗产资源本体的包装和改动容易造成遗产资源失真;另一方面,遗产地承担着游客观光旅游的功能,为增加经济收益,一些遗产地加大旅游配套设施的投入建设,导致遗产地过度商业化。这些做法与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目标相悖。但有学者认为文化商业化也可能复兴传统的文化形式或改变它们[8]。因而,遗产保护的目的并非是保存遗产本体的断面,而是实现自然与文化的活态传承。合理的旅游利用恰好能实现此目的,所以旅游对遗产原真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关键在于遗产地能否根据遗产的原真性内涵进行适度的旅游利用,即旅游利用必须以尊重原始真实、深入挖掘遗产类型和特征为基础。综上所述,从旅游实践的角度来看,遗产保护至关重要。保护遗产是保护旅游发展的基础,能够保障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保护遗产也是保护旅游体验的原真性,利于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如何才能实现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平衡?合理的旅游利用(遗产活化利用),应以遗产的原真性内涵为基础,提炼并传承遗产的内在核心价值,在不违背遗产保护根本目的的前提下开展旅游活动。崔恺祎(故宫博物院)遗址博物馆是公众了解考古的第一道窗口文化遗产的利用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遗址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它是公众接触和进入遗产最方便的第一道窗口。首先需明确,遗址博物馆是指“依托考古遗址, 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专题博物馆”[9]。我国在1950年代便先后建立了中国猿人陈列馆(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前身)和第一座遗址类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与此同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6年底通过了《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其中提出“在重要的考古遗址上,应建立具有教育性质的小型展览(可能的话建立博物馆)以向参观者宣传考古遗存的意义”。我国的遗址博物馆建设实践与国际上的理论探索同期开始,至今已有六十余年。显而易见,遗址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中的一种类型,承担着面向社会公众的教育职能。在这方面,遗址博物馆与其他收藏可移动文物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相比,具有天然的在地优势,拥有历史现场,它是“博物馆空间内容与形式在时间上相统一的一种形式,两者的时间都是指向过去的同一点”[10]。除去陈列考古发掘获得的可移动文物,遗址博物馆还展示不可移动的遗址本身,如建筑遗迹、古代人类活动遗迹等。因而,遗址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不仅在于向观众介绍可移动文物相关知识,还需关注如何让观众了解文物的来源,感受遗址经由考古发掘者之手揭开层层历史面纱的过程。由此,探讨遗址博物馆的公众教育问题便需引入公众考古教育的视域。高蒙河等将考古发现中的考古教育分为三类:一是发生在考古发掘现场的考古教育,多由考古工作人员向主动前来参观的专业人士介绍,少数向发掘地周边的普通公众开放,多与发掘工作同步进行;二是考古发现成果进入博物馆的考古教育,表现为博物馆内的讲解员向观众介绍文物,是公众考古教育的典型平台和基本窗口;三是建立在遗迹遗物之上的遗址博物馆或考古遗址公园,这类场所具有原真性、实景性、完整性和不可替代性,使得在此开展的教育活动具备了拥有历史现场的先天优势[11]。但是,目前来看,一些具备实景在地优势的遗址博物馆,公共教育工作仅限于讲解,包括招募、培训志愿讲解员和向观众提供讲解服务两方面,内容是固定文稿,不同讲解员口中所述差别不大。以邺城博物馆为例。邺城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尽管这六个朝代存续时间大多不足百年,遗存有限,但因其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第一处先规划后建城”的地位,仍值得特别关注。邺城博物馆是此地都城遗迹和最近二十余年考古发掘工作的浓缩展示场所,位于邺城大遗址范围内,但距离被标识出来的城墙土遗址和铜雀三台遗址有一定距离。由于文物所属年代环境是不少影视剧的故事背景,观众相对容易理解。殷墟博物馆则不然,它位于殷墟遗址保护范围内,紧邻晚商宫苑遗迹区,为尽量减少对遗址的视觉干扰,被设计为一座半地下式建筑;而商代文物遗存与现代观众之间有着理解上的巨大鸿沟,讲解员又是以一套讲解词面向所有年龄层的观众,成年人听不懂、青少年听不下去的情况便很普遍。这样的公共教育方式,浪费了两处博物馆的在地优势,观众在展厅内看到的文物与展厅外大片遗址遗迹没有产生有机关联。因此,来到殷墟看青铜器和在安阳博物馆“凤归大邑商”展览中观赏由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对观众来讲并无差别。一般来看,将考古发掘所得文物整理送入博物馆收藏,是一处遗址考古工作完结的标志。出土文物被转移到博物馆内展示之后,其原本的祭祀意义、庆祝意义或者曾作为古人日常起居之物的功用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大半,现在的观众更加难以找寻到遗物与自己的联系[12]。而遗址博物馆恰恰可以规避和弥补这一问题。例如,同样是佛像,集中展示邺城出土佛造像的临漳佛造像博物馆虽然在建筑设计上便努力营造“佛光普照”的氛围,但终不如响堂山石窟博物馆结合了室内展陈与室外石窟原貌观赏的体验更佳。尽管临漳的佛像由于是历史上毁佛运动的遗迹而集中出土,展厅内则给每尊佛像都“安家”入柜,但若能部分复原佛像堆积坑作展示,观众便能对毁佛运动之惨烈有直接认知,同时了解到考古队员发掘佛像、将它们逐个清理修复到展示程度之不易。目前,国内遗址博物馆的展览还仅停留在出土文物的分类、排序然后集中陈列,缺乏主题性、故事线,体验和互动更少[13]。2006年开放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和更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都有开放发掘现场的做法,殷墟博物苑也有条件开展同样的工作,可以借鉴。但对一家遗址博物馆而言,有条件地开放发掘现场只是利用自身实景优势,向观众普及遗址历史知识和体验考古学的第一步。由此激发观众保护遗产的意识,再利用新媒体渠道将博物馆空间拓展到公众的日常生活,启发公众主动参与保护遗址,更是现有条件下遗址博物馆需要着力之处。疏沛原(北京大学哲学系)遗址重建所反映的文物旅游主体博弈这里以遗址的重建问题来讨论文化遗产利用时的主体问题。首先,遗产重建的依据,大多来自现存的遗产本身及相关历史材料,这些材料的整合是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相关学术领域的工作,但这项工作的目标往往又指向学科以外的人群。在重建重点强调实物层面时,能够影响到的人群大部分是实地参观者,这部分人大体分为在地居民与游客两种。在地居民又分为两种情况[14]:一是重要文化遗产与当地居民具有文化传承上的连续性,当地居民的一般日常生活与文化遗产已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融为一体;二是文化遗产通过考古工作发现,遗产文化本身与当地社会生活已经形成了断层。这两类不同情况,对当地居民的文化遗产价值意识形成了极为不同的影响。对于前者而言,文化遗产重建的主要价值在于重建文化空间,强化文化意识;对于后者而言,重建的主要思路在于以视觉途径传递一种历史与现代生活的差异,并建立现实生活与过去之间的联系。在地居民作为与文化遗产有着最常接触的人群,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与遗产公众展示工作的评估有着重要联系。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往往与历史有一定的断层,这不利于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所以建立现实生活和过去之间的联系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由上所述,遗产重建对在地居民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确立遗产本身文化价值,其次在于建立和加强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在地居民方面,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是需要传递与构建的一种对象,是需要在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生活中讨论的概念。对于游客而言,遗址重建的目的则集中在旅游价值上。娱乐性、休闲性、教育性都是游客评估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指标[15],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应当不包括遗址相对于其他景点所特有的较强知识性,因为知识性决定了遗址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性质,会直接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选择,这一点在游客游玩后的评估指标中并不如其他几点那么重要。也就是说,不论遗址是否重建,它需要满足游客群体的一条或多条主要需求。例如,游览时是否轻松(有发达的代步工具),能否有效地愉悦身心,能否生动高效地传递知识性信息等。遗址作为旅游景点进行开发和重建前,需要对它可能吸引游客的主要需求进行市场评估,并由此确定旅游开发的方向。这些需求的满足情况决定了遗址作为旅游景点的声誉与评级,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这会影响后续游客群体的选择。在大致区分了两类遗产利益方的需求后我们可以发现,遗产保护与重建所希望达到的对这两方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从时空区别上看,在地居民与遗产的关系是长期且持续的,遗产与在地居民的关系需要稳定,而这种稳定需要居民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角度对遗产产生认同;而游客与遗产相处的时间是相对短小与破碎的,在没有对遗产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时,游客仍然能够从娱乐性等指标对这一旅游景点进行评估。因此,对遗产开发主体来说,针对游客的开发更为主动,这也就出现了遗址的完全重建。从这一思路来讨论重建,显然会产生很多问题。从重建的主要对象——游客角度来看,重建不一定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例如,遗产重建在针对现代游客时,美学价值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生活经验的不同造成的美学价值判断的个体差异,决定了对于遗产重建,游客群体内部会产生较大的分歧。如果这一基本目的无法实现,那由此衍生的其他问题会更加严重:当重建依据的材料本身有争议时,一味重建是否会反过来造成误导?如何能保证重建时不损坏遗址本体?更进一步说,我们如何定义遗址本体的范围和“保护”与“破坏”的概念?上面这些问题,仍然是从遗产保护主体的角度提出的。当下的遗产保护与利用,往往由包括学者、建设与开发单位在内的遗产重建方主导。但我们能看到,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与遗产受益方有着明显的断层。这里产生的问题有:首先,在居民和文化遗产本身没有联系的背景下,建立这样的联系是否会对当地的原有社会生态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如果历史上居民已经以另外的方式定义了我们现在确立为文化遗产的对象,那如何应对这些不同定义之间产生的冲突?最后,保护主体是否有权利以这样一个较高的姿态,对遗产进行符合自身看法的改造?注释:[1] 张朝枝.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J].旅游科学, 2008(1).[2] 梁雄飞,阴劼.基于景观单元的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J].热带地理,2016(4).[3] 梁学成.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研究[J].旅游学刊,2006(6).[4] 王婧,吴承照.遗产旅游原真性理论研究综述:一个新的整体框架[J].华中建筑,2012(7).[5] Plog S C. 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 an Update of a Cornell Quarterly Classic[J].Cornell Hotel &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974,42(3).[6] Wang N.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2):349-370.[7] Chhabra D, Healy R, Sills E. Staged Authenticity and Heritage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3,30(3): 702-719.[8] Mathieson A, Wall G. Tourism, Economic, Physical and Social Impacts[J]. Geographical Review,1982,73(4):466.[9] 单霁翔.实现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博物馆[J].博物馆研究, 2011(1).[10] 刘迪.博物馆时空刍议[J].东南文化,2009(1).[11]王太一,高蒙河.公众考古教育实践初探[J].南方文物, 2017(2).[12] 大卫·卡里尔.博物馆怀疑论[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4.[13] 孔利宁.考古遗址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拓展[C]//中国博物馆通讯,2014.[14] 薛威.城镇建成遗产的文化叙事策略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7.[15] 倪向丽.我国省际旅游产业竞争力因子聚类评估[J].统计与决策,2018(21).编辑整理:杜林东

  • 2020-04-24 中国遗产

    【青年学者培育】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之二——遗产利用的主体问题

    2、遗产利用的主体问题王思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遗产研究中的利用问题和主体问题本次工作坊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在于文化遗产的利用。那么,站在一个遗产研究的立场上,为什么要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呢?首先,遗产研究需要与遗产实践相互呼应。从实践的角度,利用是一个对于遗产对象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某些特定的文化遗产类型来说,特定程度的再利用本身意味着或至少有助于其功能意义上的一种延续,本身可以视为“保护”其价值内涵的方式之一。例如2015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关于“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提法[[1]],便有此意。同时,利用所衍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在很多时候也可反哺于遗产本体,或者,即便跳脱遗产本体,对文化遗产的利用也可被视为服务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方式之一。在“使用价值”/“功利性价值”[[2]]、遗产经济[[3]]、遗产资源/资产[[4]]等一系列提法中也能看出这一层含义。其次,从研究自身的角度,关于文化遗产利用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有待继续发酵的。利用的主体、方式、评估乃至其背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都在当下的遗产研究当中有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与此同时,现有讨论背后的学术深度、不同学术立场之间的交融程度依然是有限的。这或许与遗产研究本身在当下尚未完全成熟有关。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遗产研究仅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却在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的智识基础方面有所缺乏。同时,这或许也与当下遗产研究的路径是否足够多元与深入有关。例如,在当下的遗产研究中,“利用” 所带来的一系列争议一直不绝于耳。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利用方式的选择问题,或者在更多情况下被表述为“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冲突;但是,实质上,这其中大多包含着一系列与主体有关的话语权争夺问题。类似的案例可以有很多。以大遗址为例,在其后续利用的问题上,考古学家会一再考虑用地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开展考古工作的可能性,建筑规划设计师、地方政府与遗产保护学者会针对重建与否的问题犹豫再三、争执不下,在地社区的搬迁也早已超出了狭义的遗产领域问题而成为了地方的民生项目,考古遗址公园的意义是面向普通游客和在地社区的休闲场所还是仅仅成为了房地产经济的重要楔子[[5]],这一系列的讨论都还在持续。但是,与此同时,关于主体,我们还存在着大量的盲区,或仅基于感性的把握,认为其“讳莫如深”或“不可言说”,缺乏更为学术化的语言对其进行规范性的分析。例如,主体们是如何选择自身的行为逻辑、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彼此互动、如何介入到遗产的价值内涵当中,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依然缺乏更为实证的观察。这些观察不一定能迅速为遗产利用寻找到“完善”的方案,妥协和争议依然会难以避免;但若不能先“明辨事实”,恐难谈“寻求出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需要研究者将主体放到与遗产本体相平行对等的角度来考虑,不在立场上作出先验性的假设。藉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声音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周小凤(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遗产利用的不同主体不同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与行动作用的对立性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这里的行动者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在遗产的认定与构建方面,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是本质遗产演变为认知遗产(官方认定的遗产)过程构建权威遗产话语体系的关键行动者[[6]]。在遗产的保护管理方面,地方政府权力机构是核心行动者,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来对遗产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措施。在遗产的发展规划方面,学术型规划单位与企业/市场型规划机构是主要的行动者,通过总体规划或专题规划来指导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在遗产的旅游利用及其经营管理方面,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是主要的行动者。在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实践中,这四个方面关键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作用经常是多元且对立的,原因在于时空差造成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脱节、缺乏共识,且不同行动者间的遗产价值认知差异冲突贯穿遗产实践的始终。不同遗产地不同时序的遗产化与旅游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格局,如先申遗后(发展) 旅游的安阳殷墟、先(发展)旅游后申遗的鼓浪屿、旅游(发展)与申遗同步进行的元阳哈尼梯田。这些遗产旅游地的发展具有动态演变性,不同行动者面临的矛盾冲突点也因其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行动者对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关系缺乏动态演变的认识,这也导致了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冲突解决的滞后性。可见,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是一个相互交织的过程,离开遗产旅游地的发展阶段讨论遗产保护促进旅游利用或者旅游利用阻碍遗产保护,都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困境。从现有遗产旅游的行动者研究来看,学界引入的理论主要是管理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与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对利益相关者或行动者的分析对象主要集中在核心利益相关者,并且较少考虑非人类行动者如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等问题,如陈屿(2005)的遗产申报动力机制模型[[7]]、陈志钢等(2007)关于城市边缘区乡村的旅游化动力机制[[8]]、翟禹(2012)基于申遗视角下的元上都遗址利益相关者分类表[[9]]与张环宙等(2008)乡村旅游开发的行动者网络等[[10]]。现有的这些研究分析尚未穷尽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所有行动者功能角色的划分,尤其是次要行动者的功能与角色的透析,且常常忽视行动者的负面影响。对此,笔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时空演变尺度及其行动者因素可视为科学、全面认识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协调两者矛盾冲突的重要概念框架[[11]][[12]]。金钰涵(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构建非权威主体的文化遗产认知和认同遗产来自于权威话语的建构,但游客、居民等非权威主体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由权威话语阐释的遗产知识,而是在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地调动自身的知识、情感和记忆,对遗产进行多元化的体验和批判性的参观,进一步实现自身身份认同的重构[[13]]。然而,遗产认定过程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注定了遗产反映的是权威主体的意志。政府、专家学者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建立在专业价值判断、精英阶层经验及审美价值判读的基础上[[14]],在自上而下的遗产建构过程中,权威话语对遗产的建构又往往忽视了非权威主体,如本地居民、游客的声音,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非权威主体与文化遗产之间认知、情感的割裂。遗产活化利用的目的之一正是要重新搭建起普通大众与遗产之间的认知或情感链接,实现遗产对居民、游客等非权威主体身份认同的表征。旅游是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渠道,遗产旅游体验的提升也可视为遗产活化利用的衡量标准之一。从历时性来看,旅游包含了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阶段[[15]],遗产旅游体验的提升自然也要从旅游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地打造。然而,当前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利用主要关注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在地化体验,如文化遗产观赏性的提升、展示系统、解说系统的提高与改善等,以及游客出游后的体验强化,如各种文创类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对游客出游前活动的关注则较为缺乏。而在游客出游前构建遗产与游客之间知识、情感、记忆的联系,可以迅速拉近游客与遗产之间的距离,吸引他们进一步认识、了解、体验遗产。以安阳殷墟为例,中学历史教材中对司母戊鼎的介绍在游客出游前即完成了遗产与游客的链接,在游客游览过程中,更容易激发其情感共鸣,强化旅游体验。在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得以借助更加多样的方式实现遗产与普通大众现实生活、情感需求的紧密相连。如2018年央视推出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用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传播方式,让更多繁忙的现代人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意义,以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将历史文物从博物馆里的冰冷物件转化为有故事有温度的历史构建,新颖的方式迅速引起了年轻观众的共鸣。新技术的运用和展示、传播方式的创新,为遗产的活化利用及构建和强化非权威主体的文化遗产认知和认同提供了新的机会。杨佳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遗产利用中的主体管理模式问题在遗产利用过程中,主要涉及了三个主体:遗产的管理者[①]、遗产本体(管理者所服务和管理的对象)、遗产的他者(即游客)。就管理者主体而言,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对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争论不断,对于应由遗产(文物)主管部门、旅游主管部门、遗产地政府中哪一方主导遗产利用管理问题,在遗产产权、经营权等方面分别提出了“国家公园”“四权分立”等多种管理模式[[16]][[17]],但现行的管理制度却并非按照单一标准进行划分管理。现行的管理制度中,常见的遗产管理者一般有两类:第一类为由辖区内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事业单位和公共组织进行日常运营管理,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并且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文物、旅游、宗教、住建部门等等。以北京为例,白云观由道教协会管理;白塔寺由文物部门管理;未名湖燕园建筑群由北京大学管理;天坛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管理等等。第二类是由政府出售一定年限经营权,由企业负责日常运营管理,由文物或其他主管部门监督其保护利用情况。如北京万松老人塔由正阳书局管理经营,报国寺曾分别为中国商报社等多家单位管理经营,现作为业主活动中心的来广营娘娘庙由中化金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上海市徐汇区区政府出售建业里的经营权限给嘉佩乐酒店。在上述两种运营管理模式中,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仅对其保护情况进行监督,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其旅游景区的评级工作,并不参与日常运营。第一种管理模式,保护经费一般来自政府。对一些大型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往往斥重资,但成本回收则历时漫长。如广州开平碉楼(2007年入遗)投入1.36亿,安阳殷墟(2006年入遗)投入2.3亿[②],五台山(2009年入遗)仅景区整治搬迁一项就投入20亿。理论上,旅游消费中,门票是最小收费,主要消费是服务性消费[[18]]。但在实际收入方面,殷墟每年只有两千万元左右的收益,且主要为门票收入,这些收益只能满足一些基本要求——如遗产现状的保持,并不能进一步投入以发掘利用遗产价值。再以北京为例,2012年八达岭长城的旅游收入,20%投入日常维护、40%为人员经费、40%上交延庆区政府;明十三陵的旅游收入50%投入保护、20%为人员经费、30%上交昌平区政府[[19]]。由于政府的资金支持,并且其收入很大一部分投入保护经费,遗产本体保护情况基本较好。但是前述遗产地如何还清申遗时所欠的巨额资金,如何协调遗产利用中的各部门利益,是这种运营管理模式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由于大量的遗产点往往是小型的、分散的,在由国有单位管理时,一般会延续其原有功能或仅做博物馆陈列展示,甚至存在并不开放的情况。遗产在活化利用时仅考虑其本体的活化,未考虑观赏者活动的活化[[20]]以及遗产资源的整合。作为旅游的主体,游客希望得到一段满意的体验,其愿望是对于遗产核心信息作有效式的体验。填鸭式的展陈,碎片状的路线和低效的服务与设施都导致了游客较差的体验。在第二种管理模式中,保护经费往往来自取得经营权的经营商,其商业用途也使得成本能够较快地回收。但是这种模式中往往会对遗产的原有功能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动,进而出现过度使用遗产而造成破坏的现象。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江苏同里古镇的仁济道院就因开发商建设统一别墅区而被拆除;上海的新天地在投入运营时,拆除了1/3的建筑,另外2/3也做了较大改动[[21]]。并且在这种模式中,对于遗产保护利用的真实性往往产生很大的争议。例如,江苏周庄古镇(景区)由企业负责经营管理,是典型的商业经营模式。普通游客并没有能力判别遗产的真实性,他们根据自己臆想的意象,追寻遗产地的“符号原真”,经营商利用媒介构建一个“符号化的原真”,包装出“原真性效果”[[22]], 当地居民因为利益驱动而迎合游客进一步营造“符号原真”的场景。而周庄模板被不断地复制,游客的差异感知也越来越少,进而影响游客的价值判断。综上所述,在遗产利用中,就遗产管理者本身而言,存在有纠葛不清的状况,且管理者往往存在对遗产本体价值认识不到位,进而导致了遗产在利用时受到破坏等情况。从本质上而言,遗产利用的红线是遗产本体的保护,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基于遗产价值的活化利用, 这是遗产管理者必须意识到的一点,进而才能讨论旅游价值、旅游体验。[①] 这里的“管理者”,特指具备法人资格的遗产管理机构,包括其产权、使用单位及其管理机构。[②] 部分资金来自社会捐赠。[[1]] 吕舟.《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J].中国文化遗产,2015(2).[[2]] 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3]] 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王志标,张峥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杜金鹏.论考古资产保护[J].考古,2015(1).[[5]]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6]] 燕海鸣.“遗产化”中的话语和记忆[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8-16(012).[[7]] 陈屿.世界级遗产称号的决策和影响研究——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广东丹霞山为例[D].广州:中山大学,2005.[[8]] 陈志钢,孙九霞.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动力机制分析——以山东日照城市边缘区乡村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3).[[9]] 翟禹.基于申遗视角下的元上都遗址利益相关者[J].前沿, 2012(13).[[10]] 张环宙,周永广,魏蕙雅,黄超超.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浙江浦江仙华山村为例[J].旅游学刊,2008((2).[[11]] 周小凤,张朝枝.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关系的时空演化[N]. 中国文物报,2018-12-21(006).[[12]] 周小凤,张朝枝.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J].人文地理,2019,34(03)..[[13]] Tucker H, Carnegie E. World Heritag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Universal Valu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4, 47: 63- 76.[[14]]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77-113.[[15]] 赵刘.旅游世界的直观构造——基于感性充实的现象学透视[J].旅游学刊,2018,33(3).[[16]] 徐嵩龄.中国遗产旅游业的经营制度选择——兼评“四权分离与制衡”主张[J].旅游学刊,2003(4).[[17]] 徐嵩龄.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2003(6).[[18]] 宣传部.中山大学教授彭华详解申遗十几亿资金花在哪里[N].广州日报,2010-08-11(A9).[[19]] “另一面”景区门票涨价 没钱没资格看风景[EB/OL]. (2012-05-01)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special/ reviews/ticket0501.html[[20]] 喻学才.遗产活化:保护与利用的双赢之路[J].建筑与文化,2010(5).[[21]] 罗小未(主编),沙永杰等(编著).上海新天地旧区改造的建筑历史、人文历史与开发模式的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22]] 张朝枝,马凌,王晓晓,于德珍.符号化的“原真”与遗产地商业化——基于乌镇、周庄的案例研究[J].旅游科学, 2008(5).编辑整理:杜林东

  • 2020-04-23 中国遗产

    【青年学者培育】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之一——关于遗产价值建构与批判的讨论

    为响应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青年遗产工作者培养计划,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鼓励和邀请中国的年轻学者参与遗产研究与议题讨论。《中国文化遗产》杂志2020年第1期刊发了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联合组织的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的系列笔谈文章。经授权,协会将在公众号上分三次发布,分别涉及“价值及其建构”“遗产利用主体”“旅游实践中的遗产利用”。引言张剑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近年来成为业界、学界热切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其中既有文化和旅游部的设立这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影响,同时也由相关从业者、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议题生长而来。由杭侃教授与张朝枝教授发起,2018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联合组织了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来自两校文化遗产专业(以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为基础)、旅游管理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高年级本科生共同考察了河北邯郸、河南安阳的文化遗产,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开展了关于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交流、碰撞与探讨。工作坊走访了安阳天宁寺塔、高陵遗址、安阳博物馆、殷墟博物苑、修定寺塔,邯郸临漳佛造像博物馆、响堂山石窟、邺城三台遗址、邺城博物馆,以及从事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相关公司,并于最后一天进行集中研讨。在此过程中,逐渐沉淀出若干双方共同聚焦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考古遗址的保护与旅游利用,阐释与重建,资源的价值判断等。批判性的遗产研究和旅游研究都从社会学视角关注人们对于价值与行为的选择,这是双方共有的学术基础,因此,“价值及其建构”“遗产利用主体”成为双方共同关注与论述的关键词。而在实践应用的具体路径中,双方则呈现出很大不同甚至分歧,更多体现出作为人文学科的考古学、博物馆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旅游管理在学科方法论上的不同,旅游实践中的遗产利用问题因此成为双方分歧和碰撞的焦点。与此类似,近年受关注的“文旅融合”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实际也植根于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不同。应用层面的问题,需要在理论层面尝试进行追索、提炼、分解、建构以至融合,以期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有鉴于此,现将工作坊的研讨成果围绕“价值及其建构”“遗产利用主体”“旅游实践中的遗产利用”三方面问题,以笔谈的形式整理发出。诸多问题未必已有答案,但求抛砖引玉,碰撞的火花或可作为面向未来更进一步的期待。1、关于遗产价值建构与批判的讨论高 俊(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基于批判遗产理论建构包容的遗产价值观遗产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其价值,价值也就成为遗产话语和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1]。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体系就是为了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也因此被视为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基础[2]。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与评价遗产的价值?一方面,以考古学家、博物馆策展人、建筑师等专家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与实践。这种话语体系源于19世纪西欧建筑学和考古学关于遗产保护的讨论,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欧洲遗产保护运动得以兴起,之后通过国际遗产保护宪章和国际遗产保护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全球性的遗产话语[3][4][5]。这种话语体系下,遗产的价值蕴涵于遗产的物质本体之中,需要技术性地加以考证与评估,遗产的正确传播与传承需经专家干预;遗产本体需要被严格地保护起来,以传承给子孙后代。这种话语和国家权力相结合,从而建立起一套成熟的自上而下的遗产治理体制,得以主导遗产认知与实践。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国际批判遗产研究思潮涌现,强调遗产的建构性,推崇遗产价值的多元化与遗产的“民主化”。这种思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下遗产实践困境的反思[6]。具体而言,随着遗产利用的形式持续增多,特别是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遗产实践的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的主体可能拥有不同的遗产价值观,当权威遗产话语主体试图强行将其他主体纳入其主导的遗产保护体系,价值认知的不一致往往导致不同主体遗产实践的失调。例如,为了保护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也出于旅游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要求元阳哈尼梯田的原住民必须耕种梯田、维持传统村落原貌,但原住民没能感受到遗产保护带来的实在好处,反而愈加感受到遗产保护所带来的剥夺感,因此一度弃种梯田以示抗议[7]。又比如对于一些遗址类遗产,相关专家学者觉得价值连城,并试图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大众游客以促进遗产的保护,但游客并不“感冒”,结果往往是“专家有说头,游客没看头”。再比如,本次遗产旅游工作坊中,考古文博背景的青年学者指出遗产的保护应该是基于遗产的本体价值;而旅游背景的青年学者指出旅游实践中的遗产保护,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考量,出发点在于遗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因此在遗产旅游实践中,一方常常被抱怨为了“保护”而保护导致保护过头,另一方则被抱怨“重利用轻保护”而导致保护不力。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将权威遗产话语和批判遗产话语看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多元的遗产价值冲突与矛盾亦非不可调和。正如考古文博背景的青年学者指出的[8],“批判遗产理论并非是对权威话语彻底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大众、社区、边缘话语体系的补充,用互补而非对立的视角来看待批判遗产研究也许是更可取的方式。所谓的‘权威话语体系’也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权威话语和其他话语在互动中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也是批判研究所显示的重要的价值。”调和的起点在于“对话”,方向在于“共识”。通过跨界对话建立起包容的遗产价值观,即要尊重专家的遗产价值判断,也要充分理解各利益相关者对遗产价值的诉求,凝聚价值共识[9]。在此基础上,“什么样的保护是好的保护”“什么样的利用是好的利用”等遗产实践问题的讨论也可以更好地开展。在国家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 遗产保护和利用被推向新的高度,遗产研究与实践的跨界对话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王雄志(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遗产价值的建构性“英国的遗产反映了对帝国主义自尊和其他已逝祝福的怀念,美国的遗产是为了重新调整经济社会的焦虑和失去的社区,法国的遗产是为了消解战时的耻辱,澳大利亚的遗产是为了取代新近的诅咒来锻造本土的骄傲”[10]。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遗产都是人们依据当前的目的需要与价值观对过去/历史的选择性再现[11][12]。“遗产”的现象环境经过文化与社会筛选,再经过行为世界的经济筛选才成为“具有价值的遗产”[13]。因而, 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其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遗产的建构或遗产化,往往与建构的文化真实性、地理原真性或历史连续性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14]。通过回顾、修改、替换甚至拒绝等建构方式,过去的遗产成为了当下和未来图景的基础[15]。以少林武术为例,苏小燕指出:当下的少林功夫,经历了精心设计与重构以满足当代的政治和经济需要[16]。在遗产建构中,“选择”的过程是遗产的核心议题[17],即谁选择并决定“遗产”是遗产以及用什么选择标准来决定“遗产”是遗产[18]。作为一种权力博弈,遗产的认定与选择也是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遗产价值观的博弈[19]。因而,理解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差异及其不同的遗产价值观,应作为反思遗产价值的研究起点,即应思考“谁决定遗产的价值”“遗产代表谁的价值”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价值预设。权威遗产话语主导着全球遗产保护、利用与价值认知。它是一种基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专家和技术话语,强调遗产的真实性、物质性及其科学价值,认为遗产是脆弱、有限和不可再生的,因而必须通过专家(尤其是考古学家、建筑师等)来保护,将这些有价值的遗产原封不动地传承给子孙后代[20]。这种话语的潜在观念认为,遗产的价值蕴含在物质载体之中,与人没有关系[21]。权威遗产话语构建了一种权威化的遗产定义,精英群体作为主导遗产话语的权威[22],在不断地合法化这一话语的知识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排除不同或者相反的遗产理解方式[23], 社区、个体等弱势群体往往被排除在遗产话语之外[24]。尽管权威遗产话语强调遗产的物质性,但是在例如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遗产的建构仍然无处不在。为了迎合权威遗产话语的“突出普遍意义”遗产价值观,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是在权威遗产话语的影响下“被制造”出来的,经历了地方历史、空间和文化符号的再生产[25]。伴随着“遗产热”,不同利益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对遗产价值进行多重的阐释[26]。对遗产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及其背后的“遗产政治”(即遗产与权力、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关系)的关注[27],推动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兴起。遗产也因而作为反抗霸权话语的形式和表征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的标记[28]。批判遗产研究认为遗产的价值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社会建构的,遗产的认定与价值解读其实是一种权力实践,其中拥有话语权力的精英群体(如政府和专家)通过构建遗产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游客、普通民众等弱势群体,由于话语权的缺失,他们对遗产的建构往往被权威遗产话语淹没[29]。因而,批判遗产研究力图站在更为宏观、客观的立场,以一种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视角,来认识、呈现不同群体对遗产的主动性建构和解读,尤其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声音[30][31][32][33]。批判遗产研究的重要学者劳拉简·史密斯认为遗产价值是社会建构的,指出:“遗产本质上是一种制造意义的文化生产过程”[34]。朱煜杰则以西安重建古都的案例来呈现遗产的建构性: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尽管难以取代政府、专家等精英的权威话语,但仍然存在着个人挑战权威话语的叙事空间,不同行动主体会适应、协商和抗争权威话语和实践以追求个人利益[35]。基于遗产的建构本质,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后续研究应推崇自下而上的批判遗产研究路径,力图呈现多元行动主体更为完整的遗产建构图景。巨洒洒(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遗产本体保护关乎遗产价值的建构与延续遗产的价值认知关乎遗产概念、保护和利用等核心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遗产保护是以价值为导向的:第一,遗产保护事业建立在遗产价值体系发展的基础上;第二,价值标准始终是作为判定遗产的核心要求;第三,在遗产管理实践中,价值评估是极为重要的基础, 也是联系其各方面管理原则的核心[36]。遗产的价值来自作为主体的人对遗产本体的认知和判定,在此关系中,人占据主导,但若要否定本体的基础地位,人的判断从何而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拆旧建新”“复建”等争议性话题,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问题——忽视遗产本体,遗产的价值建构和延续将不复存在。遗产的价值判定需要一个较为客观的对象,因为主体的认知具有时间性。国内外对遗产价值认知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于相关法规文件中[37]。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是一段时期内被广泛接受的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后来伴随着遗产观念的扩展与变化,遗产价值的阐释更加多样,《奈良真实性文件》中提出了东亚文化遗产价值的诉求;重新修订的《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增加了情感、审美、文化和景观价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则在强调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自然要素的价值。由此可见, 遗产的价值认知是一个随时空变迁不断更新的过程,从最初较多关注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进而兼顾社会、情感、文化价值等诸方面。此外,遗产主体的多元性也进一步扩展了遗产认知的多元化。作为主体的“人”的内涵存在争议且不断变化:谁应该是进行遗产价值判断的主体,某个个体亦或某个社群、族群、国家?如何协调自身的阐释和来自他者的注视?遵从权威话语还是与非权威话语“对话”[38]。以上问题争论不休。因此,站在主体角度,遗产价值的认知必然是多样、变化和复杂的。如果这种多样、变化和复杂仅仅停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它或许可以推动遗产学科的进步,但在当下具有时效的遗产保护实践中,价值认知的多元性将会使保护工作复杂化,因而在面对实际保护工作时,往往需要对遗产的价值要素进行区分和排序,以首要价值作为后续保护和管理的核心。有些学者提出,遗产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基本的和衍生的、核心的与附加的价值等等[39]。但其所说的内在、基本、核心价值并不总是等同于实践中的首要价值,首要价值或许是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或情感价值,因具体的遗产类型和利益相关者而不同。如果无法有效避免将经济价值作为遗产首要价值要素,拆旧建新、过度开发等情况将不断上演,极有可能斩断了遗产其他价值在未来的延续。因此,需要确立遗产价值要素的排序依据。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客观、较为稳定的判断对象?如开头所述,不能忽视遗产本体对价值建构和延续的重要性。但不论是物质遗产还是非物质遗产,其价值判断都不能抛开遗产本体仅凭人的主观凭空进行。与遗产本体紧密关联的价值在于解释本体的所有相关信息,因此考古学、古建筑学、人类学等专家根据对遗产本体的研究判断其基本历史、艺术、科学、文化信息。以河南安阳的小白塔、修定寺唐塔为例,在缺乏社会广泛关注度的情况下,能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基于对其本体作出的价值判断。若仅仅从本体之外的经济价值去衡量,它们很难得到开发并取得经济回报,必然无法作为遗产被列入保护范畴。因此,在如今遗产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中,基于遗产本体的价值依旧是根本,是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是将“诗”和“远方”,过去、现在和未来良性链接的重要纽带。席雅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批判遗产研究中遗产民主化的探讨在权威话语体系的传统下,遗产讲述了民族以及国家的大历史背景下的故事,但它并不能反映底层、地方以及边缘群体真实的文化和社会经验[40]。批判遗产研究从根本上关注了遗产概念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试图颠覆权威话语体系的控制,强调分析不同的话语体系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从而为价值判定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多样的可能性引导遗产走向民主化,例如将社区参与遗产的管理、解释和保护的需求合理化。例如,学者张朝枝以“谁选择与决定遗产”“谁展示与为谁阐释”等问题引出了对于权威话语体系的批判[41]。这样的思考方式引述了对于遗产民主化的诉求,然而这种诉求还需跳出遗产的框架在更广阔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下审视。实际上,近年来“遗产与民主”已经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新话题。201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9届大会形成的《德里宣言》中提出“促进包容性的民主社区进程——民选、民治、民享”[42],强调了遗产属于全民的理念。遗产的“社区参与”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议题,是遗产民主化的重要进程,也是遗产活化利用中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备受关注的新力量。然而,试图实现“社区参与”并不仅仅是遗产领域中的问题,而是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根本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如何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及保障机制。在社会治理的体系下审视遗产保护,也许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所谓“权威话语体系”会处于遗产管理中的支配地位,以物质性、权威价值体系和专家判定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在国家的遗产体系中建立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标准和机制,而目前“社区参与”的讨论中还欠缺这样的管理体系。因此,当我们站在更广阔的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看待遗产“民主化”,会发现社会参与遗产治理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所谓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概念也许并不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43],我们对于西方语境的市民群体如何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是相对陌生的,对于社区来说也是缺乏经验的。其次,纵观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欧洲的古迹保护是从民间团体开始的,以莫里斯和拉斯金创立的民间保护组织“古建筑保护协会”为代表,而后才转向了国家保护的体系[44]。而我国的遗产保护直接吸收了近代的保护体系,对于民间组织团体参与遗产保护的体系也是陌生的。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下,公共参与的尝试如何进行,社区的意愿如何和政府意向相互协调,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批判遗产理论为遗产保护提出了重要的理解视角,遗产民主化的理念在我国遗产活化实践的过程中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重要的是,批判遗产理论并非是对权威话语彻底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大众、社区、边缘话语体系的补充,用互补而非对立的视角来看待批判遗产研究也许是更可取的方式。所谓的“权威话语体系”也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权威话语和其他话语在互动中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也是批判研究所显示的重要价值。在当代我们不得不承认价值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世界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丰富,用割裂的、二元对立的方式解决问题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也许我们首先应当认可在遗产领域解释遗产的方式已经步入多元化的阶段,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多方理念指导下进行多种尝试,为我国未来的遗产保护积累更多宝贵的实践经验。注释:[1] Labadi 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Discourses onWorld Heritage[J].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2007, 7(2): 147–170.[2]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Z].2015.[3]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4] Zhang R. World Heritage Listing and Changes of Political Values: A Case Study in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in Hongzhou,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7,23(3):215-233.[5] 劳拉简·史密斯.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遗产批判研究和博物馆研究[J].张煜,译.文化遗产,2018(3).[6] 同[5][7] 林红霞.遗产旅游利益相关者权责演变与冲突——以元阳哈尼梯田景区为例[D].广州:中山大学,2015.[8]见下文的“对批判遗产研究中遗产民主化的探讨”部分。[9] 张朝枝.凝聚文物保护利用共识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展[N].中国旅游报,2018-11-05(3).[10] Lowenthal, D. The Heritag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7.[11] Olsen D H, Timothy D J. Contested Religious Heritage: Differing Views of Mormon Heritage[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2,27(2):7-15.[12] 张朝枝,李文静.遗产旅游研究:从遗产地的旅游到遗产旅游[J].旅游科学,2016(1).[13]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4] Zhu Y J. Cultural Effects of Authenticity: Contested Heritage Practice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5, 21(6):594-608.[15] Zhu Y. Uses of the Past: Negotiating Heritage in Xi’a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8,24(2).[16] Su X.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 Modernity, Tourism and Shaolin Martial Arts in the Shaolin Scenic Area,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2016,33(9).[17] 同[11][18] 同[12][19] 胡志毅.国外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11(9).[20]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 [M]. New York: Routledge,2006:77-113.[21] 同[5][22] 同[19][23] 同[5][24] Ashworth, G. J, Van der Aa, B. J. Bamyan: Whose Heritage was It and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J].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2(5):447-457.[25] 刘朝晖.“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J].文化遗产,2016(6).[26] Michaud J, Turner S. Contending Visions of a Hill-station in Vietna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33(3):785-808.[27] 侯松,吴宗杰.话语分析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解读—— 以衢州方志中的“文昌殿”为例[J].东南文化,2012(4).[28] Ashworth G.J, Graham B. J, Tunbridge J. E. Pluralising Pasts: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M]. London: Pluto Press,2007.[29] Winter T, Waterton E.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3,19(6):529–531.[30] Chronis A. Tourists as Story-builders: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t a Heritage Museum[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2012, 29(5):444-459.[31] Zhao S, Timothy D J. Tourists’ Consumption and Perceptions of Red Herita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7,63:97-111.[32] Su M M, All G. Residents’ Recreational and Social Use of and Perspectives on a World Heritage Site: Temple of Heaven, Beijing, China[J].Journal of Tourism & Cultural Change,2017,15(1):15-36.[33] 阮云星.文化遗产的再生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保护的市民参与[J].文化遗产,2016(2).[34] 同[5][35] 同[14][36] 丛桂芹.价值建构与阐释——基于传播理念的文化遗产保护[D].北京:清华大学,2013:22-26[37] 下文提到的文件版本和来源如下: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奈良真实性文件》https://www.icomos.org/charters/ nara-e.pdf;《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17修订版)http://whc.unesco.org/en/guidelines;《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修订版)http://www.sach.gov.cn/col/col1823/.[38] 孙华,王思渝,魏子元,张夏.关于遗产保护主体的思考[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3).[39] 李浈,雷冬霞.历史建筑价值认识的发展及其保护的经济学因素[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40] 同[19][41] 同[11][42]Promote inclusive democratic community engagement processes,of all the people, by all the people, for all the people(ICOMOS,2017)[43] 杨念群.中层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4] 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M].郭旃,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编辑整理:杜林东

  • 2020-01-06 中国遗产

    文明之声 | 侯卫东:文物建筑维修中的保护和传承

    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以及情感价值的建筑物,又可统称为“文物建筑”。比起现代建筑,文物建筑历史更加悠久,面对的风险更多更大。类型不同、时代各异、分属不同级别的文物建筑作为保护维修的对象,其背后都有着不同背景。有的年久失修,存在各类病害和残损,大多数寺庙、衙署、古建筑都属于这类情况。有的虽然年代不算长久,但按照新的使用功能和标准则不够健康,如2019年“全国古迹遗址保护优秀项目”中,正在使用的近代民居有上海武康路民居和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自建成以来,每日承担数万辆汽车、火车的过往。还有突发自然灾害导致的文物建筑破坏。为了避免这些文物古迹破坏的继续和加速,并且能够传达真实完整的遗产价值,就需要对它们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维修。随着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热情高涨和关注增强,文物古迹保护维修后的效果也会引起讨论与争议。那么,文物建筑维修如何才能体现保护和传承?(陕西旬邑泰塔修复前后对比图)维修之前必须“望闻问切”应县木塔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木结构建筑。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65年)的这座塔总高65.8米,后虽经多次加固和维修,但由于结构及后期环境的影响(如战争炮击等),木塔存在倾斜、沉降变形及木构件的残损等诸多问题。如何对这座独一无二的古塔进行保护维修,始终是难题。有鉴于此,近几十年对木塔进行了各种检测和监测。首先是现状测绘,大家经常看到的是木塔的法规量测图纸,这种图纸可以反映木塔建造的形制、结构,但不能真实反映其现状。因此从上世纪开始,先后有多个建筑院校及古建筑研究机构对木塔进行了现状测绘,较为真实地记录了木塔当时的性状。测绘记录仅仅是其表面现象,要想揭示木塔病害后面存在的各种原因,则需进行一系列的检测和计算。如有限元模型数值计算,结构特性的动力特性测试和计算,材料检测与实验等。真正能反映木塔风险程度的是动态的数据,因此要长期对木塔各处存在的变形进行监测,从数据的变化来分析其破坏的趋势。最终,这些数据形成木塔信息系统档案。文物维修工程能否达到目的,前期勘察研究至关重要。一般文物建筑的前期测绘都有一定难度,隐蔽部位都需要在工程开始后进行补测以确保记录的完整性。随着科技的进步,更精确的记录手段也应运而生,如上海武康路近代建筑的测绘借助现代3D扫描技术,直接生成各向视图,可以称之为实物立面图、平面图和剖面图。桥梁这一类大型工程设施,如何了解其结构现状,需要采取诸多新技术的检测与监测,如南京长江大桥、义乌古月桥都做了相应的检测记录,古月桥还对石材本身的材料进行了化学检测和取样测试,弄清楚石材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在对工程对象进行深入勘察记录的基础上,还要对其进行科学评估。文物维修工程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保护对象存在的安全隐患,通俗说法就是找准病因、因病施治。(上海武康路民宅修复前后图)传统工艺和新技术缺一不可再好的前期研究,再准确的检测评估,最后还是要落在文物维修工程的实施上。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弘扬优秀传统和工匠精神。用传统工艺,采取传统材料修复传统建筑,应该是维修文物建筑永恒的追求。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除了需要应用传统工艺,也需要借助新的科学技术。可以说,传统工艺和新技术是文物建筑维修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一般文物建筑特别是传统木构建筑,提倡采用传统的工艺来修缮。中国地域广,文物建筑类型多,所谓的传统工艺也多不相同。山西是中国早期建筑的集萃之地,但与北京地区的所谓官式建筑不同,更与南方的营造技艺有较大差异;文物建筑的维修一定要注意地域特色,之前就有南派的工匠承建北方古建筑,结果檐牙高翘,翼角飞起,无复北方建筑的古朴厚重。秉承传统工艺真正要做好,则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贵州海龙屯的海潮寺仅余一处建于民国后期的殿宇,既不高大宏伟,也没有华丽装饰,貌似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屋,也被评选为优秀保护项目,参与保护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团队并未因其平凡而懈怠。认真对待每一个工程步骤,墩接木柱、归安石条、打牮拨正、修补门板、铺瓦屋面、补强梁柱,将一个普通的木建筑,修成一个匹配世界遗产称号的精品。除了因循传统规矩维修文物建筑外,针对每一处不同的情况,都需推陈出新。2019年另外一处优秀古迹遗址项目福建东山关帝庙,前殿及正殿的剪瓷雕屋脊装饰是其重要特色之一。在维修中,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面对无法拆解的屋脊而下部屋面需要揭瓦亮椽的矛盾,采用将屋脊完整吊起,待下部屋面处理完成后再回归原位的方法,很好保存了剪瓷雕屋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福建东山关帝庙的剪瓷雕屋脊装饰修复前后图)科学态度与人文情怀同等重要(贵州海龙屯海潮寺建筑修复前后对比图)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历史印迹的直接物证,保护修复文物古迹就是努力减少这些历史印记由于岁月或人为造成的磨损蜕化,或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建筑物有其自然形态,形式、结构、材料以及透过表面诠释的工艺和美学趣味是它的物质属性。能够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的,自然是因为这些属性是杰出和值得保存的。抛开关于真实性的争论,简单质朴地回归建筑物的实质,最后的成果是否优秀,实际很容易判断,只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衡量。首先是威胁文物建筑安全的因素是否还存在。古建筑由于部件散乱、构架变形、门窗墙面破损等问题,会导致不同的破坏。修复后的建筑恢复了其对外界的防护作用,强化了构架的安全程度,完善了古建筑的艺术形象。塔作为高耸的建筑物,经常会由于地基的不均匀沉降而发生倾斜,俗话说十塔九偏。如果倾斜不会影响古塔的安全,我们大可不必轻易干扰。但如果塔的变形影响到了它的安全,则必须采取相应工程措施。特别是在西北湿陷性黄土地区,经常由于渗水导致古塔倾斜沉陷,历史上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皇家舍利塔、陕西武功报本寺宋塔就因倾斜而倒塌或拆除。近几年这种风险依然存在,先后有眉县净光寺唐塔、西安万寿寺塔、旬邑泰塔等因倾斜发生重大险情,幸运的是这几处古塔都及时采取了科学合理的工程手段,制止了风险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古塔的原有形态。其次,修复工程是否成功,还可以通过比较文物古迹维修后是否能够更加真实和完整展示文物的相关信息来判定。福建东山关帝庙的梁架、门窗及各类木构件,在经过清洗、绘色、补漆等措施后,与经过修复的剪瓷雕屋脊一起,使得这座建筑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原貌得以重现。最后,经过维修的对象是否被接受并重新融入所在的场所,也是重要评判标准。如果一处文物古迹经过维修后无人问津,就谈不上优秀。南京长江大桥维修后的开放日,成千上万的人涌上桥头,庆祝大桥的再生。武康路民居在保护文物原真性和恢复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内部植入当今时尚的、与其原功能相似的使用功能,赋予了场所新意义和建筑新活力。在国家文物局指导和推动下,中国文物报、中国古迹遗址协会先后介入并组织评选了多届“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前期也称“文物保护十佳工程”)。这些工程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也可引导社会客观看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文物建筑维修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事业,既要有科学态度,也要有人文理念。保护维修的成果除了继续真实完善承载历史信息,也会轻轻画上本次维修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直在路上。(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转载于《人民日报》1月5日文化遗产版,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总工程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主任。

  • 2019-09-19 中国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创新实践推荐案例征集暨经验分享论坛预告

    根据国家近年来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方面的方针政策,为总结近年来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中的管理经验和优秀成果,特向全国范围展开推荐案例经验征集。本次征集案例重点关注保护到活化利用的过程中,遗产资源的管理方在立法保障、职能完善、部门协作、资源整合、机制设计、模式创新、程序控制、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实践,从中分析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在管理中遇到的瓶颈和挑战,共享具有创新性的解决路径、方法和工具,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的长效机制,总结这些经验成果展现的中国特色与智慧,探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征集内容:本次推荐案例的征集关注管理与实践的结合。征集对象应突出管理措施和项目实践两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两者之间要有对应关系:管理措施为项目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或保障,使项目实践取得良好收效;实践成果能反映管理措施创新实践成效,或者项目实施、运营反馈对管理措施的完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管理措施指立法或政策、管理机制、管理工具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或创新成果。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地方性立法或政策文件、当地传统的管理系统、行业协会或社区自治管理系统、慈善机构或基金会等制定的管理制度、私人所有权下的管理制度等;相关各类有可操作性的规划。项目实践指以具有保护身份的文物古迹为主体对象,已投入运营的保护与展示利用项目,或形成可持续的活化利用模式的文化活动等。征集方法:征集发出后,业内单位和公众均可填写表格,推荐案例。根据相关指标,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评价指标:基本原则•在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等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对行业有启发甚至有所突破的案例或政策。•在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等过程中,其采用的方式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保持遗产资源的健康状态,且不会在长期和未来对遗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特色指标ž 1(政策创新)-管理系统对活化利用模式有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有效的运营管理,可以形成长效机制;ž 2(加强合作)-多种保护身份对应的政府部门之间,特别是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之间,单一保护身份相关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之间为活化利用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协作关系,同时活化利用过程有助于加强相关合作与协作;ž 3(价值阐释)-活化利用方式与遗产价值主题相契合,并有利于提升公众对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意识;ž 4(效益平衡)-活化利用模式在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有良好的兼顾和平衡,使遗产价值可持续的发挥作用;ž 5(尊重传统)-管理制度和机制尊重社区的文化多样性,尊重社区传统,并能智慧地吸收借鉴传统管理模式中的经验,通过当代的活化利用增强传统社区的文化纽带,激发社区的文化自信和生命力;ž 6(服务社区)-开放和活化利用功能积极服务于遗产相关的社区、社群的需求;ž 7(社会参与)-活化利用模式推动社区参与、社会参与方面有良好的机制和实施效果,相关机制针对遗产地的特色对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考虑并有成效;ž 8(社会影响)-活化利用案例在符合遗产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其使用模式多样,服务人群广泛,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产生积极正面影响,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能从正面宣传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工作。推荐类型:综合案例-案例具有一定规模,实践经验覆盖的工作层面较全面,形成较系统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在多项评价指标上有较出色的表现,取得显著成效的案例。特色案例-在遗产保护管理利用模式上有独特性、代表性,实践经验至少在特定工作层面有创新性,在某项评价指标方面表现突出,对同类问题具有典型参考意义的案例。整体组织流程:9月底-10月初,征集案例,筛选、推荐;10月11日,案例征集截止;10月21日,宣布入围案例,并通知受邀主旨演讲嘉宾;11月1日,2019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期间举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创新实践经验分享论坛,颁发证书。11月-12月,陆续通过媒体对本次活动和典型案例做介绍推广,收集反馈信息。协会将邀请入选方案,在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分享。经验推荐会分享案例筛选:推荐会分享主体:遗产保护管理的责任主体综合分享案例(5项)是本次活动最综合、重要的案例——主要针对管理机构。针对在实践过程中,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等工作层面较为全面,取得显著成效的案例。本类案例不仅有一定规模,而且政策机制比较系统完善,且在多部门合作、社区参与或保护管理效果等多个层面比较有成效的案例。特色分享案例(5-10项)对应特色案例,在符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某项评价指标方面表现突出,对同类问题具有典型参考意义的案例。受众群体除本项工作组织方及专家学者、发言与评奖人员外,本次会议活动潜在参与人员包括:•文物保护行政部门人员,尤其是遗产地保护管理政策的制定者•国内各遗产地管理部门人员,其一方面可能因政策解读问题需要寻求解决遗产保护管理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会场寻找解决问题的资源•相关设计单位与咨询机构(尤其是对遗产保护管理模式与政策解读感兴趣或有实际需求的人员)•正在或有意愿参与遗产保护管理的社会组织、机构、企业与个人参会模式结合第三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论坛进行报名参会。主办方: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承办单位:清源视野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机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城市遗产活化联盟相关媒体联系人与投稿邮箱:清源视野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咨询电话:010-82527963-8212贾滨:jiabin@conservision.com王潇翔:shawnwong@conservision.com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洪韡:icomoschina@icomoschina.org.cn附件:遗产活化管理实践优秀案例推荐表表格获取请点击文末左下方“阅读全文”进行下载。

  • 2019-06-14 中国遗产

    预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2019年年会将在重庆大足召开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年度性工作会议。年会旨在为政策制定者、一线管理者、专业工作者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交流平台,针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汇总讯息、汇集经验、汇聚智慧;共同探讨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探索发展路径。年会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实践为工作基础,对话国际最新理念,对接国内遗产地工作实际,通过促进遗产地监测工作的开展,提升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管理水平。自2013年以来,年会已成功举办六届。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2019年年会将于2019年6月18日至19日在重庆大足召开。本届年会由国家文物局、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共同主办。 年会以“规范遗产监测、优化保护管理”为主题,包括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度报告、学术沙龙、《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指南》解读及大足石刻监测工作调研等主要内容,届时还将评选年度优秀监测报告。 本次大会将有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物管理机构代表、遗产地代表、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机构代表和业内专家参会,交流分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监测的先进经验。大足石刻半身巨佛——宝顶山释迦牟尼涅槃图 重庆大足区的陡峭山坡上保存着举世无双的五组系列石刻群,建造年份最早可以上溯到九世纪,最晚则建于十三世纪。最大的一组石刻群位于北山,分为两处,它们依着高达7到10米的崖面而建,绵延近300米。超过一万尊摩崖石刻陆续于九世纪末至十二世纪中叶开凿完成,造像题材主要是佛教密宗及道教。其铭文带领我们一探历史究竟,了解宗教信仰,断定开凿年代,鉴别历史人物。十一世纪末期的宋代石篆山石刻长逾130米,石刻内容集释(佛教)、道(道教)、儒(儒教)“三教”为一体,世所罕见。宋代石门山石刻初凿于十二世纪上半叶,长72米,题材以佛教、道教造像为主。南山的宋代石刻开凿于十二世纪,崖面长达86米,题材以道教造像为主。宝顶山圣寿寺附近U型湾(大佛湾)及小佛湾内的两处石刻开凿于十二世纪晚期至十三世纪中叶,它们展现了佛教密宗石刻艺术的精华。其中大佛湾向西延伸约500米,包括31组石刻造像,既有佛教密宗主题,也刻画了牧民放牧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 大足石刻以其宏大的规模、高超的美学价值、丰富的造像题材以及完好的保存而闻名遐迩。作为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石窟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大足石刻不仅表明了释、道、儒“三教”在中国和谐共处,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当时石窟艺术对世俗生活刻画的日益关注。遗产地大量的石刻造像与详实的文字史料,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石窟艺术与宗教信仰的剧变与沿革。宋代石窟艺术巅峰之作——北山转轮经藏窟 标准I:大足石刻美学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标准II: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密宗,与中国的道教和孔子儒家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 标准III: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大足石刻这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 一曲人间父母挚爱的颂歌—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 完整性:大足石刻保存完整,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者之一。五组石刻群中的每一组都包含在各自划定的遗产区和缓冲区之内,为完整保存这些造像本身和所依存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提供了保障。 真实性:大足石刻历史上未遭受大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破坏,完整保存了建造时代的特点及价值。在现代保护维修中,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其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至今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对造像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注重其周围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基本保持了历史规模、原状和风貌,从而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其作为宗教艺术的世俗信仰、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功能密宗流传的实物见证—宝顶山柳本尊行化事迹图保护和管理要求 大足石刻受到不同行政级别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保护,其中包括国家制定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遗产保护法律,以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确保了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被损害和削弱。当地政府把大足石刻的保护管理纳入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满足了大足石刻保护管理的需要。 依据《大足石刻保护总体规划》,通过建立和完善大足石刻监测系统,制定科学、严格的维修保护计划和管理措施,以及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保护人才队伍,全面开展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工作。三界轮中万种身——宝顶山六道轮回图石窟艺术凤毛麟角之作—石篆山文宣王龛(图片来源: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

  • 2019-05-23 中国遗产

    《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新增万里茶道等6项遗产

    今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石峁遗址、西汉帝陵和唐帝陵6个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参照世界遗产申报程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预备项目的遴选和评估工作中开展了专业技术咨询工作。下面介绍最新入选名单的6个项目情况。万里茶道“中-蒙-俄万里茶道”是古代中国、蒙古、俄国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是继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该线路南起中国南方的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后一直延伸至古代中俄边境茶叶通商口岸城市恰克图完成交易,而后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干线总长14000 余公里,沟通了亚洲大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 万里茶道的要素构成复杂、管理机制多元、活态发展特征显著,遗产辨析和保护管理需要不断突破既有文物保护体系的经验,具有技术发展和创新潜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是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文化举措,复兴万里茶道对中、蒙、俄的文化交往、商贸往来和共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近代全球化商贸主题类遗产在中国文化遗产体系中具有稀缺性,对各遗产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复兴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万里茶道线路概览万里茶道中国段路线图万里茶道贸易流程图万里茶道中国段主要遗产要素类型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 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位于浙江省海宁市南的钱塘江河段、滨河地带,分布范围11052.3 公顷,由海宁段海塘纵深防御体系(总长约32公里)及海塘管理机构、潮及潮文化史迹、乾隆南巡史迹五部分价值载体、15处遗产要素构成。 遗产核心是自唐代起修葺至今并仍捍卫着钱塘江北岸的海宁海塘体系和人类与之博弈千年之久却又无法不叹服于其自然伟力的的钱塘江潮。海塘纵深防御体系是人类与“海”争地的直接见证;钱塘江潮是文化景观形成的缘起和动因,并因之产生了观潮、祭潮、镇潮等民俗以及与钱塘江潮相关的诗词书画等,是支撑所有价值的自然基础。海塘修筑管理机构则是国家海塘建设制度的产物,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潮文化史迹综合体现了海宁地区因海潮而产生的独特民俗信仰,包括对潮神的崇拜祭祀、通过巫术镇潮、观潮等。乾隆南巡史迹也是清代帝王重视海宁海塘建设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这些景观要素从不同方面共同支撑了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的整体价值,价值载体构成完整,保存真实,能够体现文化景观的代表性价值。尤其是在钱塘江现存海塘中,海宁海塘纵深防御体系遗产要素最为完整,保存长度最长,古海塘持续利用至今的典范。盐官观潮钱塘日出 张力可/摄影安澜塔落日 潘天龙/摄影海神庙大殿济南泉·城文化景观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以泉为基础,在岩溶地下水系统冷泉集中出露环境中形成,起源于公元3世纪,发展于公元8-11世纪、成型于公元12世纪,繁荣于公元16-19世纪。它是济南聚落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济南岩溶水系统冷泉集中出露所形成的特殊泉水环境,经过人与环境的长期互动和演进而最终形成的独特大型聚落冷泉人工利用循环体系。“济南泉·城文化景观”集“导蓄”结合的城市水利系统、丰富多样的泉水利用模式、具有地域特色的泉水生活传统、寄情泉水的文化审美与表达于一体,是济南古城生成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济南古城历史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更是济南泉水文化孕育发展的重要载体。“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涵盖了泉水、泉水公共空间、泉水街巷、泉水园林、泉水宅院、泉水寺庙、人工水道、人工湖泊、人工渠系、水闸及城墙共计10类89处遗产要素点。充分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聚落泉水资源利用体系的独一类型,凸显了济南人民水环境治理与利用的高度智慧,对今天人类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趵突泉黑虎泉曲水亭街王府池子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东侧,秃尾河与其支流洞川沟流汇的梁峁区域。石峁遗址体量恢弘,总面积约408万平方米,由190万平方米的外城,21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8万平方米的皇城台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城址组成,呈现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半包围环绕的套环结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约290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遗址(约30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我国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阶段城址。 石峁遗址具有规模宏大的格局、完备的城防设施、层次分明的聚落分布和精美的玉器文化,它是我国北方地区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反映了我国古代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的文明特征,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和研究方向,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石峁遗址航拍鸟瞰图外城东门北墩台北墙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西汉帝陵 西汉帝陵是中国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西汉王朝(公元前202-公元8年)修建的帝王陵墓,共有11座帝陵,分别为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文帝霸帝、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杜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各陵墓构成包括帝陵、后陵、陵邑、陪葬墓、丛葬坑等。西汉帝陵规模庞大,气势宏伟,除文帝霸陵外,其余均有高大的封土和规整的陵园,整体布局集中,其中9座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塬和西安东南的少陵塬上。高祖至宣帝的7座帝陵均配置有陵邑,其中5座位于咸阳塬上,故咸阳塬又称“五陵塬”。 西汉帝陵作为当时社会的最高丧葬礼仪,是西汉时期封建制度及封建社会文化的突出见证,为中华文明体系形成初期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陵墓制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提供重要而独特的见证,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展演变过程的重要阶段,同时反映了西汉时期游牧与定居、中国与中亚、西亚等人类文明的交流;并以宏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科学规范的规划布局、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世界陵墓景观和规划设计的杰出范例,被誉为“东方帝王谷”。杜陵帝陵封土汉阳陵陵园航拍图马踏匈奴石刻茂陵博物馆全景唐帝陵 唐帝陵是中古时期中国农业文明鼎盛的朝代唐王朝(618-907)修建的帝王陵墓,在关中地区共有18座,以年代为序分别为唐高祖献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和武周女皇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唐中宗定陵、唐睿宗桥陵、唐玄宗泰陵、唐肃宗建陵、唐代宗元陵、唐德宗崇陵、唐顺宗丰陵、唐献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唐敬宗庄陵、唐文宗章陵、唐武宗端陵、唐宣宗贞陵、唐懿宗简陵、唐僖宗靖陵。这些唐陵分布在关中平原渭河以北北山山脉各山峰的南麓,东西向绵延150余公里。唐代帝陵的营建可分为两种类型:“封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以后者为主,有14座唐代帝陵属于“依山为陵”。 唐帝陵以其至高的级别、典范性的规制与丰富的随葬品是构成唐文明的重要标识性内容,并因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对外开放交流的胸襟,使其成为东西方及东亚地区思想文化、宗教观念、丧葬礼仪交流的重要体现,展现了唐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其“依山为陵”的葬制、系统严谨的规划布局、宏大的体量格局使其成为世界陵墓景观和规划设计的杰出范例,在世界陵墓建设史上拥有重要地位。乾陵全景元陵全景乾陵蕃臣石像乾陵黄昏 《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申报过程的重要环节和前提条件;也是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和缔约国十分有益的规划和评估工具。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要求,国家文物局制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进行动态更新。 *文字和图片均由遗产地提供。

  • 2019-05-17 中国遗产

    关于举办“2019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的通知

    ​2019建博会通知详见如下:

  • 2019-04-19 中国遗产

    乡村景观,不同行业的大咖们怎么看?

    文字整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李静、蒋欣怡、苏晓彤、张子璇、韩杏沅 4月18日下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围绕今年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乡村景观,举办了主题沙龙——多元视野下的乡村景观。乡村景观遗产作为最常见的一种演进型文化景观,不仅是文化遗产领域的课题,更是涉及多个行业、需要多重视角去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次主题沙龙,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邀请了文物、建筑、农业、旅游、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聚清华大学,向大家讲述他们各自眼中的乡村景观。小编有幸现场记录了各位主讲人的精彩发言呈现给大家:文物学者眼中的乡村景观——《乡村景观与可持续发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宋新潮 保护乡村景观的一个思路是生态博物馆。这保护包括整个景观、生产、生活、村民以及相关联的一切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提高民众对于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村民对于乡村保护与管理的参与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保护乡村景观是保护乡村的整个发展过程,而非某一固化的发展阶段。这种保护理念立足于一个发展的、活态的整体性保护原则,既考虑到遗产和环境的保护,也考虑到生活、生产方式的保护。 我们需要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不同的视角下理解乡村景观的概念,需要全体社会参与保护乡村景观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农业学者眼中的乡村景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景观的精彩》农村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副巡视员 戴军 乡村景观保护的核心是遗产与社会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等其他遗产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的活态性,它是人与自然农业地区协同进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参与,才能构成农业文化遗产,是他们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繁衍劳作,才使得农业文化遗产得以存续并取得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镌刻着人类文明的印记,记录着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智慧承载着中华儿女最深刻的文化需求和情感依托。住建学者眼中的乡村景观——《传统村落 传承历史 面向未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处长 苗喜梅 近年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围绕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推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守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主要载体。 第一,下一步工作将围绕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发展,进一步规范保护与管理机制,加大政策指导和监管力度,探索活化创新和传承的机制。农遗学者眼中的乡村景观——《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景观:区别与联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资源生态室主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主席农业农村部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闵庆文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复合型、战略性、多功能性、濒危性的特点。以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为例,讲述了包括农业育种、稻鱼综合种养、水资源涵养、文化因素等在内的景观特点及遗产价值和重要意义。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关键是让遗产拥有者和保护者受益,需要建立三个机制:以生态与文化保护补偿为核心的“政策激励机制”、以有机生产、功能拓展、“三产”融合为核心的“产业促进机制”和由政府、科技、企业、农民、社会构成的“五位一体”的“多方参与机制”。我们应记住农业文化遗产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保护应进行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首先要保护的是农民、农业。旅游学者眼中的乡村景观——《传统村落的绅士化与乡村社会景观变迁》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吴必虎 中国的乡村绅士化为乡村迎来了新的机遇,带来了乡村机构的变化,为整个国家带来新的机会。乡村的绅士化要掌握好绅士化的度,乡村本身的风光景色、文化遗产与城市人建立房屋相结合,共同发展“故乡重构”。在不忽略建筑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社会景观。将“工作地附近的住所”与“度假地的房屋”相融合,逐步以大城市为首由东部向中部逐渐扩展的趋势发展乡村“绅士化”。在此发展过程中,城市户口的开放,农村土地进入市场之后是自然的事还是法人的事,都将成为考量的重要因素。旅行家眼中的乡村景观——《阡陌之路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穷游网总裁 蔡景晖 游子久不归,不知陌与迁,阡陌就是回家的路。乡村景观以及文化遗产,在今天的城市人眼中就是一个家的概念,是对故乡的憧憬,乡村对于城市人最重要的区别是节奏,很多人都在我们的APP分享了在乡村居住的体验,分享能让自己与当地的节奏一同呼吸的一家酒店,一个客栈,这是乡村分享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做好乡村遗产酒店,能够决定旅行者是否住下来,体会当地的那份韵律和美。新媒体眼中的乡村景观——《山里的好风光,世界的好风光》抖音‘山里dou是好风光’项目负责人 朱凌 抖音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四个项目主要有:山货上头条—即打造农产品品牌,山里dou是好风光——即文化旅游项目,三农合伙人——即各行业专家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培训计划。乡村大有可为,它也许有一些落后的风俗,但乡村也很潮流,“ 山里dou是好风光”项目把信息的导线引向农村,不仅开发了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帮助乡村实现真正脱贫,更让乡村振兴返乡创业很简单。建筑师眼中的乡村景观——《乡村景观视角下的景迈茶山村落保护》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所长 邹怡情 乡村景观遗产是活态的遗产,要进行动态的管理。我们建筑师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在乡村遗产保护中能做些什么呢?以景迈茶山为例,每一个茶树都有它的生死,随着绵延了上千年的茶叶生产发展,茶林的村落也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建立了一种非常复杂的遗产地体系。我们从研究传统民居的演变、分析建筑细部特性,研究民族间的细微差别,研究村民的精神层面的信仰等等,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乡土建筑维修的原则和策略。 我们应当尊重村民自己的选择,他们愿意在这样一个空间中生活,认为这样是好的。我们建筑师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选择,用我们的专业技术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沙龙总结主持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 本次沙龙围绕乡村景观的主题,强调了“融合”的概念。首先,提出了要将保护传统村落和改善村民生活相融合,强调了村民的参与意识并努力提高村民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其次,要将乡村景观所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乡村景观的复合型特点需要我们重视其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内容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立体式保护。其三,是乡村保护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结合,保护乡村景观的过程中,要尤其关注其中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的保护才是活态的、可持续的。另外,也要重视遗产保护和新兴媒体的结合,遗产保护借助新媒体可以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中,从而搭上社会发展的快车,融入到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中去。主题沙龙上汇集了多元的声音、多样的视野,从不同角度为我们解读了乡村景观的概念与保护,展现了乡村景观的保护现状,并为我们的保护传承提供了更加客观、理性的路径,引人深思。 看完上面的讲课集锦,有没有对各位嘉宾所讲的详细内容超级期待?我们接下来将分期介绍嘉宾演讲的详细内容,让大家能够更完整的了解各界眼中的乡村景观。

  • 2019-03-12 中国遗产

    “析情探路——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与改革发展” 学术研讨会预通知

    2016年全国文物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重要指示。这一命题的提出,事关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事关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以及对外传播,引起了相关行业和部门的高度重视。2017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下达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究”(批准号:17@ZH018)。 为了推进“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研究”课题的开展,分析研究文物工作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课题组拟于2019年9月召开“析情探路——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与改革发展”学术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第一轮通知中确定)。素闻您在文物及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学术造诣,诚挚邀请您届时莅临并发表演讲。现就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 围绕文物资源和文物工作的战略定位,就当前文物保护利用中的热点、重点、难点和关键领域与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以及文博机构与文博行业发展改革的建议与对策。二、会议内容会议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物工作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国家“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与讲好中国故事;文物保护利用中的责权利关系;新时期博物馆的责任与使命;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文物保护工作格局;文物行业改革方向及其关键问题等;……三、参会要求1.有意参会者请于2019年7月底将报名信息、会议论文及摘要(或发言题目)发送至课题组邮箱(xiqingtanlu@126.com),(见附件——报名表)。2.课题组将于8月底根据报名情况发送正式邀请函,并择优安排会议报告发言。3.论文要求:(1)紧扣主题,观点鲜明,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创新性,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论文格式需符合学术期刊的要求,包含题目、摘要、关键词和正文,参考文献引用规范;(3)论文字数控制在10000字左右,摘要500字左右为宜。四、会务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何老师 010-84649577;1362107879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2019年3月8日“析情探路——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与改革发展”学术研讨会报名表

  • 2019-02-21 中国遗产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逝世 ,先生一路走好!

    2019年2月20日中午12时31分,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原理事长、国际博协终身荣誉会员张文彬同志,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2周岁。张文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2月24日(周日)上午九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张文彬同志千古!张文彬,1937年7月生,山西浑源人。中共党员,1963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教授。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63年任洛阳博物馆馆办负责人。1966年在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博物馆、洛阳市文艺工作团、洛阳市文教局工作。1974年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师、副主任。1983年任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1986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90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校工委书记。1996年1月任河南省人大副主任。1996年5月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1997年至2002年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2002年4月至2008年12月担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2008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2013年8月被国际博协全体大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称号。第9、10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0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延伸阅读——张文彬谈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2007年,张文彬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演讲时说:在当今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需要在一种新的、最广泛联系的框架内重新思考它的作用和目标,但博物馆在帮助人们架起现实与历史之间桥梁,从而认识过去,把握今天,探索未来的重要作用和其公益性职能是不会变的。同时,在城市新文化构建中,博物馆也必将起到各种文化融合和催化作用,成为促进文化理解,鼓励文化对话的重要渠道。博物馆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加强博物馆建设,实现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也必将推动博物馆事业的新发展。(2007年6月10日)张文彬:文质彬彬护文物/ 谢文英 徐婉飞 /□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绝不仅仅是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的事情。作为一名老文物工作者,我有责任让更多人认识到盗窃、走私文物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提高全社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道德感和责任心。□大运河的保护越早越快越好,力度越大越好。否则,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运河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任职国家文物局局长组织追回3000余件走私文物1996年7月,刚刚走马上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就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文物追索之路。1995年2月20日,我驻英使馆向外交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回急电,称英国警方查获一批可能为中国文物的物品。经我国专家鉴定,这批文物大部分是近年来从我国境内盗掘出土的,其中很多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年代最早的为新石器时代,晚至明清时期,中间几乎没有间断,时间跨度之长令人咋舌。依照英国法律,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犯罪进行起诉是有限制范围的,审理此案的英地方法院决定不起诉走私犯罪嫌疑人。查扣文物的英警方也称如果我方不介入民事诉讼,按照英国法律,其必须把查扣物品退还犯罪嫌疑人。由于英国没有参加《文化遗产公约》和《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公约》,所以拟放弃追查。一时间,走私犯罪嫌疑人气焰格外嚣张,我方追索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双方处于僵持阶段,张文彬借率团参加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文物展开幕式之机,专程拜会了英警方有关负责人,了解案情进展,并郑重表示:英国虽未参加有关返还走私文物的国际公约,但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员,英警方有责任、有义务协助破获这一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案件,希望双方共同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犯罪活动。回国后,张文彬立即向国务院和文化部作了汇报,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委员李铁映指示国家文物局要“千方百计,追还文物”。在国务院办公厅的部署安排下,很快成立了由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港澳办、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有关人员,以及著名法学家、律师共同组成的“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张文彬任组长。经多方努力,追索小组于1997年1月决定,以英地方法院蔑视中国国家豁免权为由,由代理律师向英方提出将此案移交英上诉法院审理的要求,从而迫使英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冻结全部文物、直到中方正式参与民事诉讼时为止。在这种情况下,英主要犯罪嫌疑人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张文彬经请示国务院和文化部领导,审时度势,在部署有关部门加紧展开案件取证的同时,积极组织制定具体可行的谈判方案。1998年1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对方承认全部文物的中国所有权。3000多件(套)走私文物终于在1998年4月回归祖国。这也是我国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外交等手段为辅,与国际文物走私团伙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对当前国际范围内走私中国文物犯罪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坐在干涸的大运河上,张文彬表情凝重南水北调文物告急牵头提案急吁保护这次胜利,使我国打击文物走私犯罪的战线延长到国境之外,但张文彬断言:文物保护的主战场仍在国内。不断加强人们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是整个文物保护战的攻坚任务。2002年12月27日,长江下游扬州段至天津的东线工程开工,南水北调工程拉开序幕。与此同时,一场文物抢救战也擂起了战鼓。满头银发的张文彬注视着地图,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工程所经区域蓄含的文物宝藏:南水北调涉及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其中中线工程总干渠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燕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古人类生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丹江口水库二期工程淹没区,仅已知的需要抢救保护和发掘的文物点就有200多处。据估测,工程开工后,水库正常蓄水位将从现在的157米提高到170米,淹没范围将扩大约370平方公里。170米水位淹没区内的古墓有近万座之多,这意味着,从远古人类化石遗址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部分古建筑群等珍贵文物所在地,都将被永久淹没。沿线的文物保护部门节节告急,文物岌岌可危。张文彬意识到,这将是继三峡工程之后的又一场文物大抢救。早在本世纪初,张文彬就部署国家文物局和有关省市文物局,着手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工程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工作。2004年7月,他又和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等同志共同起草提案,联名4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关注此事,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文物。该提案称:按照现行法律,任何一个建设项目开工之前,都要进行文物分布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对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勘探,根据勘探结果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结束后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进行基本建设施工。然而,南水北调工程前期论证阶段,文物部门没能充分参与。在渠线设计中,虽然设计单位已经注意避开一些重要文物点,但是总干渠渠线的设计并没有征求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南水北调总干渠的文物调查工作迟迟没有落实。加之过去文物调查依据的材料不全面,致使文物调查和保护难度空前巨大。这在三峡工程中已有前车之鉴。按照计划,2006年库区大坝全库蓄水,2008年向北京正式供水。对于水源库区来说,只剩下两年时间,所有居民搬迁、文物保护等任务都必须在此间内完成。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越发紧迫。“三峡考古是中国最大的文物抢救工程,由于工作量过大,给文物部门预留的工作时间过短,留下诸多遗憾。如今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工程又面临这种困境,令人痛心!”尽管如此,张文彬还是对政府相关部门寄予厚望:吸取三峡工程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建议在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前期调研环评阶段建立文物评估制度,文物部门应当提前参与,尽最大努力确保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文物保护抢救工作进展顺利。截至2005年底,共完成发掘4.41万平方米。其中,刘庄遗址因填补了先商文化发掘研究工作空白,荣获“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8年9 月3日,张文彬在陕西乾陵视察指导文物保护工作。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资本和动力无论是追索文物,还是文物抢救,都不是轻松的话题。在与张文彬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遗憾、痛心和无奈的情绪,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2007年,张文彬随同全国政协考察团考察大运河时,看到由大运河衍生的官仓、会馆、驿站等古建筑,有的被岁月抹去迹象,有的在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中被“改头换面”,甚至毁坏殆尽。部分古运河河道以及与运河相关联的古代水利建筑,如船闸、堤岸、桥梁、码头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建设性破坏”。附着在运河两岸及河上的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散落在民间,逐渐消失……考察团成员焦急地呼吁:大运河的保护越早越快越好,力度越大越好。否则,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运河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这将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2007年,被称为“京剧之家”、具有300年历史积淀的广和戏园(广和楼)及其周围庭院、店铺等,在北京前门大街的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谈及此事,张文彬无奈地感慨:“又一个文化瑰宝消亡了,再复建也不过是一件假古董而已。”“北京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城市之一,迄今已有3000年的建城史和800年的建都史,其都城规划之严整,建筑之雄伟、规模之宏大,堪称中国古代都城乃至世界都城建设之最。但我们今天看到的也只是一些局部点线,很难完整感受到这座古城杰作所蕴涵的东方韵律之美,这是历史的遗憾。”张文彬忧心地说,现在很多地方借“加快旧城改造,改善人民生活”之名,大拆大建,不该拆的拆了,不该建的建了,很少顾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遗产严重受损,城市文化内涵和历史时代的物证,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而盲目建设的“仿古一条街”、“巴黎广场”,使建筑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不断消失。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文化名城更可想而知了。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发生矛盾时,该如何面对呢?张文彬一直在思考。2000年,发生在广州的城市建设重要文物建筑移动保护事例,让张文彬看到了希望。当年,广州市康王路要拓宽路面70米,清雍正时期著名的中外丝业公会“绵纶会馆”正处在要拓展的路面中央,是拆迁异地重建,还是改道绕行,困扰着文物部门和市政建设单位,经双方协商,反复论证,最终采取了整体平移方案。施工部门精心组织、文物部门全力配合,原会馆主体建筑被加固平移,顺利完成了整体平稳搬迁,既拓宽了路面,支持了城市建设,又保护了文化遗产。张文彬坚信,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资本和动力。只要决策者对文化遗产有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就会妥善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来源:检察日报2008年2月25日)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 2019-01-04 中国遗产

    中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将于2019年1月12日(周六)在北京智珠寺(Temple东景缘)召开“中国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论坛旨在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之途径,总结分享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模式,整合相关优质资源并实现资源共享,全力构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积极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积极贡献。本次活动参会人数约100人,拟邀请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相关领导,知名专家学者、乡村遗产酒店示范项目代表、活化利用优秀项目代表、地方政府代表等莅临现场,将以主题演讲、议题研讨、圆桌论坛等形式,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实践难题与有效经验。论坛相关事宜安排如下:一、会议组织主办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协办单位:大地风景文旅集团承办单位: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风景文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媒体支持单位: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新社、新浪微博、执惠等场地支持:Temple东景缘场地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后街嵩祝院23号二、议程安排(拟定)三、拟邀请嘉宾参会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代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成员代表、文旅产业从业人员、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业机构、乡村遗产酒店2018年示范项目代表等。本次活动参会人数约100人。1、政府代表(拟邀30位)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领导,上海、浙江、广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云南、四川等地方政府领导。2、学界专家(拟邀10人)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专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专家。3、文旅产业代表(拟邀40人)乡村遗产酒店代表、文旅企业代表、文旅投资机构等有关领域知名企业。4、社会组织代表(拟邀10人)文保志愿者、公益组织、社团机构等代表。5、媒体(拟邀10人)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新社、新浪微博、执惠等媒体。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2019年01月03

  • 2018-10-19 中国遗产

    “中国观察——文物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通知

    先生/女士:为推进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研究”(17@ZH018)的开展,充分了解国内文物保护利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进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拟于2018年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观察——文物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诚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现就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围绕文物资源和文物工作的战略定位,就当前文物保护利用中的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二、会议内容会议讨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我国文物资源的特点和价值认知研究;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体系;文物工作在国家“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物学科建设与人才队伍培养;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登录制度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文物保护利用的责权利关系;新时期博物馆的责任与使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管理的总结与反思等;考古、保护、展示、传播等文物工作环节的探讨与评价;民间文物收藏、流通、作用发挥等;文物利用的现状、模式探索与政策、法律保障等;文物信息公开制度与传播服务能力建设;文物对外交流合作与文化软实力构建研究;新媒体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交流体系建设;文物舆情与传播力研究;文物与公众关系构建问题研究;国家宏观财政政策与文物经费使用和管理制度;土地与生态补偿、税费减免、PPP等相关制度在文物工作中的适用性探讨等;文物行业改革的方向和关键问题等;国家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文物工作新体制建设研究。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1.时间:2018年12月10日至13日2.地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九楼报告厅(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高原街2号)3.会议议程10日下午,外地专家报到11日-12日,报告与研讨13日,疏散四、报名和投稿1.有意参会者,请于2018年11月10日前将报名信息、论文题目及中文摘要(500-1000字)发送至会务组邮箱fhgqzhilu@126.com,并于11月30日前提交论文全文。2.论文应紧扣会议主题和内容,字数控制在10000字内为宜,格式请参照《中国文化遗产》杂志论文体例。3.会务组将于11月15日前发送参会邀请函,并择优安排会议主题发言。五、食宿及交通安排会议用餐、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及往返交通原则上自理。六、联系方式何 流 010-84649755、1362107879余建立 13810632042刘爱河 13520720558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18年10月18日

  • 2018-10-13 中国遗产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2018年10月10-13北京房山2018年10月10-13日,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房山召开。来自国内外史前遗址及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专家学者和遗产地管理者逾百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两天的发言分为四大部分:主旨报告、周口店与早期人类遗址研究、史前人类遗址保护管理(世界遗产案例)和史前人类遗址保护管理(国内外案例),来自17个国家的31位专家学者就早期人类遗址保护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进行了经验分享和深入的交流,并形成了“北京周口店人类起源遗址保护与展示共识”文件。专家发言11日上午主旨发言 主持人:Francesco Bandarin, 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遗产问题特别顾问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1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新智 周口店第1地点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 2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人类学系教授Henry Thomas Bunn 古人类遗址何时成为人类起源地? 3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 董翠平 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探索 4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 河野俊行 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几个问题 11日下午专家发言:周口店与早期人类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发展 主持人:邓涛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5 复旦大学教授 杜晓帆 文化遗产阐释方法研究--以史前遗址为核心 6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极地遗产委员会主席 Michael Pearson 早期人类遗址的管理—国际经验能为周口店提供什么帮助? 7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同号文 北京周口店地区哺乳动物化石百年发现 8 前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 前坦桑尼亚考古局局长 Donatius Kamamba 莱托利足迹的保护 9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双权 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 新发掘与新发现 10 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所长 王国华 周口店遗址价值与北京旅游产业发展 11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人类学博士 Charles Musiba 从奥尔杜瓦伊峡谷(坦桑尼亚)到周口店(中国):两个考古遗址关于保护、公共参与和可持续旅游的经验 12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范周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开发 13 尼泊尔国家考古局勒立布德尔地区史前遗址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Kaji Man Pyakurel 尼泊尔史前遗址及其前景 14 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考古处遗产专员 Farizah Binti Ideris 马来西亚的文化遗产:旅游业和挑战 15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李梦静 史前洞穴遗址保护管理与考古学研究 12日上午:史前人类遗址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 (国内外案例-世界遗产) 主持人:Michael Pearson, ICOMOS极地遗产专业委员会主席、考古学家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1 英国巨石阵遗址资深馆长 Sebire Heather Rose “百年”巨石阵:在21世纪管理一处全球标志性史前遗址 2 科阿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的考古学家 António Batarda Fernandes 世界遗产提名20年后的科阿河谷史前岩石艺术:过去的遗产,现在的问题,未来的展望 3 威兰德拉湖区遗产地芒戈国家公园探索协调员 Tanya Charles 澳大利亚威兰德拉湖人类轨道化石:遗留数据在现场展示和保护中的作用 4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博物馆理事会会员 Artur Petrosyan 亚美尼亚史前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的结合:Areni-l洞穴为例 5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土耳其国家委员会成员 Zeynep Aktüre 史前遗址开放和多元解读--以土耳其世界遗产Çatalhöyük和 Göbekli Tepe 遗址为例 6 印度尼西亚波多莫罗大学讲师、研究人员 Doni Fireza 博物馆设计作为一种展示手段:考古遗址现场保护和文化旅游-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巴东山遗址为例 7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和遗产声学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地球和环境科学学院研究人员 Goh Hsiao Mei 马来西亚世界遗产玲珑谷:当代遗产管理回顾 8 英国女王大学贝尔法斯特大学博士 Thorsten Kahlert 沉浸式视觉技术在保护提升史前景观中的应用-以越南宁普南安世界遗产地为例 12日下午:史前考古遗址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国内外案例) 主持人: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遗产中心主任、ICOMOS CHINA副主席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9 ICOMOS遗产记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副教授 Efstratios Stylianidis 考古学中文化遗产记录的工具、程序和系统 10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城乡规划师 王力恒 选择与平衡——以陶寺遗址为例初步探讨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展示方法 11 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网络总裁Nickolas Zouros UNESCO全球地质公园:保存、保护和合理管理优秀地质、古生物和古人类遗产的新工具。以UNESCO全球地质公园希腊莱斯沃斯岛为例。 12 地质公园专家 Marie-Luise Frey 德国梅塞尔坑穴世界遗产地的管理,公共通道和地球科学普及 13 伊斯兰堡考古和博物馆司编目员和古籍专家 Sundus Aslam Khan 数字化在制止合法贩运文化财产和提高文化遗产意识中的作用:以拉拉马巴德博物馆为例 14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员 孟中元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数字考古技术应用研究探讨—以史前考古遗址数字化应用为例 15 福建省三明市文物保护中心文博馆员 黄敏 基于大遗址保护视角的文化展示与旅游开发探讨——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16 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园林规划学博士生Naimeh Asadian Zargar 史前遗迹标准对史前考古博物馆质量的影响(案例研究:大不里士铁器博物馆) 花絮:大会共识文件(中英文)北京周口店人类起源遗址保护与展示共识序言 我们,“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2018年10月10至13日,中国北京市房山区)的全体与会者,感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共同主办了这一会议。认识到人类起源遗址展现出人类早期演进的漫长过程,并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研究主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科学、文化、历史和生态价值。探寻和理解人类起源与社会的演进路径,对于认知这个星球上人类生活、行为和体验的多样性与共通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公众获取人类起源遗址的信息往往较为困难,人类起源遗址并未得到充分地重视。促进人类起源遗址对公众的开放有可能成为一种驱动力,提升地方文化认同,促进公共教育,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地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忆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人类演进:适应性、迁徙和社会发展”研究计划(Human Evolution: Adaptations, Dispersals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HEADS)的成果。关注到人类起源遗址面临着气候变化及其相关活动、环境衰退、基础设施和旅游投资、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人类起源遗址的遗产价值保护、管理、阐释与展示并未得到应有的公众关注。就地区分布和主题类型而言,人类起源遗址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代表性依然不足。建议1、适当的管理应旨在保持人类起源遗址的意义、完整性和真实性,延缓其衰退过程,遗址周边环境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也应同样加以全面的保护。2、人类起源遗址保护与阐释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应成为管理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人类起源遗址的整体保护应与包括考古工作在内的科学研究相结合。4、人类起源遗址的展示应建立在综合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以确保其价值得到适当的阐释。5、人类起源遗址的展示应恰当地采用富于创造力的方式,以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更多参观者能够全面理解和认识其价值。6、 在人类起源遗址进行的展览和其他策展活动应与公众教育和公众参与,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相结合。7、遗产地的所有新建构筑物应在其建造、使用和拆除过程中,对人类起源遗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尽可能少地产生影响。可持续性应是设计和建造保护设施和展示中心的主要考虑因素。 2018年10月12日于北京市房山区The Zhoukoudian Consensus onthe Con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Preamble:We,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y Heritage of the Zhoukoudian Site, held in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China from October 10-13, 2018,Thanking:The District Government of Fangshan, Beijing; Zhoukoudian International Pale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COMOS China; National Heritage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Museum of Peking Man site at Zhoukoudian for co-organizing this event.Acknowledging that:Sites of human origin demonstrate the long process of early human evolution and present diverse research themes. They therefore bear significant scientific,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ecological values.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human origin and paths of social evolution play a vital role in acknowledg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of human life, behaviors and experiences on the planet.Information on sites of human origin is often not easily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and therefore the sites are not sufficiently valued.Facilitating public access to sites of human origin has the potential to serve as a driving force for enhancing local cultural identities, to facilitate improvements in public education, to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o contribut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Recalling:The Global Strategy launched by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in 1994, and the results of the Human Evolution:Adaptation, Dispers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HEADS) program of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Concerned that: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are exposed to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ven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well as of human activity such as infrastructural and tourism invest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values,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have not yet received the public attention they deserve.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are still underrepresented o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term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heritage themes.Recommend that: The proper management processes should aim to maintain the significance,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and slow down their physical degradation processes.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setting of human origin sites should also be protected in an equally comprehensive manne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n order to foster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parallel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ing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Presen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to ensur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values. Creative approaches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adopte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in order to enable a wider range of visitor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acknowledge their values. Exhibitions and other curatorial activities on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vents for public education and involvement as well as for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s and practices to all generations. All new structures should have minimum impact on the protected sites of human origin and their setting, during their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removal. Sustainability should be a major concern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rotective stru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s.Fangshan, Beijing, October 12, 2018

  • 2018-10-13 中国遗产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一百周年,促进研究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一百周年促进研究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宋新潮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第一次在周口店遗址(鸡骨山)调查试掘至今,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已历经了整整一百年。在百年之际,我们再次回顾周口店遗址发现、研究的学术历程,共同来探讨遗址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是对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年最好的纪念。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试掘照片就像当年安特生通过一片小的石英石片的发现,对共同发掘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到它。”100年来考古学家已周口店发现27个化石地点,在第一地点、第四地点、山顶洞、田园洞等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多达50个个体,包含了直立人、早起智人和晚期智人等研究人类演化历程的代表性标本,出土了近10余万件的石制品以及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人类共生的古动物化石,在这里还发现有灰烬、烧石、烧骨等早期人类用火的证据。这一系列的发现使得周口店遗址是世界范围内成为了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圣地。同时,周口店遗址是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的发祥地。提到周口店、北京猿人,我们就会想到安特生、葛利普、步达生、魏敦瑞、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一批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组织者翁文灏、丁文江。正是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才能被世界认识、认同。从左至右:裴文中、王恭睦、杨钟健、Black、Teilhard、Barbour从左至右:裴文中、李四光、 Teilhard、卞美年、杨钟健、 Barbour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将周口店遗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认为“周口店遗址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周口店遗址在世界科学史、古人类研究史、世界考古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2018年中国迎来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也迎来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步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同样,国际社会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在这样一个历史和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周口店遗址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在一下几个方面形成共识并付诸不断努力。第一,进一步认识周口店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周口店遗址是研究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资源宝库,是一部时代久远、内含丰富、具体翔实的人类历史传记。就是在今日,周口店遗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科学资源,依然是科学研究和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地点。2001年“田园洞”化石地点的发现和丰富的动物化石及早于山顶洞人的晚期智人化石的出土,就说明这一点。但毋庸讳言,相对于遗址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地位而言,周口店遗址的可视性不强、旅游开发潜力有限,不能像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那样吸引大量游客,这也是全世界史前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的普遍问题。因此,我们在制定周口店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必须恰当处理旅游开发与遗址保护的关系,应更加突出遗址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将持续、严谨、系统的考古研究作为首要任务,把周口店遗址打造成为早期人类演化、文化发展与第四纪环境变迁等研究的学术“圣地”。第二,不断认识周口店遗址研究保护的当代意义。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当代社会,如何选择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一书中说:“考古学不仅仅关乎死亡,它也关乎生存;考古学不仅仅关乎过去,它也关乎未来。”通过周口店等早期人类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展示,不断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让更多人关注、了解人类起源、演进的历程,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从而建立广泛的共识与互信,自觉为全球生态安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第三,坚持国际合作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周口店遗址是中国境内最早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之一。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所有具有权威的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的专家,都曾主持或参与过周口店遗址发掘或研究工作”,是世界科学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更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等方面专门人才。裴文中提议周口店遗址所采取探方与探沟相结合的发掘方法,使得发掘工作更加科学,让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一开始就跻身于世界学术研究的前列。在合作过程中,各国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协作机制和工作规范,为新中国涉外合作考古项目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案例和样板。开发的窗口有多大,研究的成果就有多丰厚。国家文物局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这种国际合作研究模式,在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市院共建”的基础上,欢迎更多国内外专家、团队参与遗址调查、发掘和研究、保护工作,持续周口店遗址在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及第四纪地质等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第四,积极推动遗址保护展示和文化传播。北京市及房山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遗址保护问题,已经出台了专项管理办法,颁布了文物保护规划,实施了周边厂矿搬迁、环境整治、博物馆建设、本体加固等一系列工作,有效改善了遗址本体和周边环境现状。史前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工作,不仅要开展必要的抢险加固、危岩治理、保护设施建设等项目,更要做好日常管理、灾害监测、大尺度环境控制等预防性保护工作,不断探索、总结适用于史前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和管理模式,协调遗址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关系。同时,依托遗址博物馆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宣传活动,加强与社区、学校的联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扩大传播途径,提升“讲故事”的能力,让周口店遗址的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被公众认识、理解和重视。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今天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同样,人类探索自身起源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下,更需要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以史鉴今、继往开来,以交流超越隔阂、以共存超越冲突,携手共建平等、和平、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家园。

  • 2018-09-13 中国遗产

    国家文物局 2018年砖石质长城保护管理培训班——课程精华·壹

    2018年9月2日至9月8日,国家文物局长城保护管理系列培训班第三期——2018年砖石质长城保护管理培训班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举办。培训班为期6天,共有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西、陕西等6省(直辖市)近80名基层文物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共同研究、探讨砖石长城保护管理的正确理念、科学方法与适用技术。本次培训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室内授课环节共邀请吕舟、王玉伟、韩扬、汤羽扬、于冰、戴仕炳、焦占红、次立新等8位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国家文物局督察司岳志勇副司长、文保司考古处张凌处长和遗产处黄晓帆副调研员授课12讲,内容包括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总体要求、长城文物执法、古遗址类长城保护及案例浅析、长城文物保护工程质量通病解析、英国哈德良长城案例阐释、司马台长城及喜峰口长城保护维修项目案例阐释、长城保护设计要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阐释以及我国城墙保护石灰工艺问题思考等。为了提高培训效果,本次培训设置了现场教学实训环节,邀请王玉伟、汤羽扬、次立新、张曼等4位专家,指导全体参训学员针对山海关长城北翼城段(含长城墙体300米、敌台3座)和102国道段(含长城墙体320米、敌台3座)两个尚未实施保护维修的明代砖石质长城段落,进行现场踏查调研、病害病因分析、分组讨论设计、演示文件制作、分组汇报演示等训练,使参训学员对文物保护维修项目勘察、分析、设计等环节有了直观理解,并加深参训人员对长城保护理念、保护方法、技术要求等的认识。从今日起,我们陆续将本次培训班的课程精华整理发布,以饕餮关心、爱护长城的各界人士。课程精华·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原则》上图: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版)授课教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教授。吕舟教授长期从事建筑历史教学、研究和国家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保护规划编制等工作,曾担任国际文化财产保护及修复中心(ICCROM)理事,并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多次执行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文本审核、现场审查、反应性监测等工作。吕舟教授在授课吕舟教授结合国内各类型文化遗产保护案例,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进行了深入阐释。首先,吕教授强调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适用于从事文物古迹保护的一切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和管理、研究、勘测、设计、施工、教育、传媒等职业。原则一 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不改变原状:是文物古迹保护的要义。它意味着真实、完整地保护文物古迹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及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有效地保护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环境,并通过保护延续相关的文化传统。这一原则的确定是基于我们对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价值的基本判断。我们所要保护的对象是古代人艺术创作的作品,是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对于它们的改变将使它们失去这种价值。上图:佛光寺梁上题记,对于辨别佛光寺年代具有重大意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可以包括保存现状和恢复原状两方面内容。必须保存现状的对象有八种,包括:古遗址,特别是尚留有较多人类活动遗迹的地面遗存;文物古迹群体的布局;文物古迹群中不同时期有价值的各个单体;文物古迹中不同时期有价值的各种构件和工艺手法;独立的和附属于建筑的艺术品的现存状态;经过重大自然灾害后遗留下有研究价值的残损状态;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被损坏后有纪念价值的残损状态;没有重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上图:历史上对南禅寺外立面的恢复,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上图:已变形、措置的文物或其部分属于可以恢复原状的类型原则二 真实性的原则真实性:是指文物古迹本身的材料、工艺、设计及其环境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就是保护这些信息及其来源的真实性。与文物古迹相关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同样也是对真实性的保护。这一原则源于世界遗产保护。在1977年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就明确提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除了要符合关于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中的至少一条标准之外,还必须经过真实性的检验。真实性的检验包括设计、材料、工艺和所在地点环境。真实性不仅限于原始的形态和结构,也包括后期有价值的改变。上图:现仿宋吉州窑揭彩海水纹瓶虽与原物形似,但没有真实性可言,其价值自然无法与原物相比保护文物古迹真实性的原则是指在对文物古迹价值整体认识的基础上,以文物古迹物质遗存保护为基础,同时保护它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及文化传统。这一原则包含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个方面。它不仅适用于作为历史见证的古代遗址、古建筑等类型的文物古迹,而且对仍然保持着原有功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文化景观等类型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具有指导意义。真实性还体现在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不应重建。文物古迹经过修补、修复的部分应当可识别;所有修复工程和过程都应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和永久的年代标志。上图:古建筑维修时对替换构件标注时间的做法,符合真实性保护和可识别性的原则,但标注方式需要进一步优化原则三 完整性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源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完整性: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对其价值、价值载体及其环境等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各个要素的完整保护。文物古迹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各个时代特征、具有价值的物质遗存都应得到尊重。文物古迹具有多重价值。这些价值不仅体现在空间的维度上,如遗址或建筑遗存、 空间格局、街巷、自然或景观环境等的价值,也体现在时间的维度上,如文物古迹在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产生和被赋予的价值。文物古迹保护区划应涵盖所有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要素,其保护管理规定应足以消除周边活动对文物古迹及其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考古遗址中需要注意对多层叠压、各时代遗存的记录和保护。规划中对考古遗址可能分布区的划定,体现了对文物古迹完整性的保护。上图:成都东华门考古遗址的完整性原则四 最低限度原则最低限度干预:应当把干预限制在保证文物古迹安全的程度上,为减少对文物古迹的干预,加强文物古迹预防性保护。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对其生命过程的干预和存在状况的改变。采用的保护措施,应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这种干预应当限制在保证文物古迹安全的限度上,避免过度干预造成对文物古迹价值和历史、文化信息的改变。上图:对塔体采取加建大体量“保护棚”的思路,是否满足最低程度干预的要求?作为历史、文化遗存,文物古迹需要不断的保养、保护。任何保护措施都应为以后的保养、保护留有余地。凡是近期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的手段应只用在最必要部分。原则五 保护文化传统的原则保护文化传统:当文物古迹与某种文化传统相关联,文物古迹的价值又取决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时,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应考虑对这种文化传统的保护。保护文物古迹,也是保护其反映的文化多样性。文物古迹可能是举行传统活动的场所,或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这些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物古迹价值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同时也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应当促进这些传统活动、生产、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当代生活的发展并保持活力。上图: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传统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物古迹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则六 使用恰当技术的原则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应当使用经检验有利于文物古迹长期保存的成熟技术,文物古迹原有的技术和材料应当保护。对原有科学的、利于文物古迹长期保护的传统工艺应当传承。科技的发展不断为文物古迹的保护提供新的可能性。由于文物古迹的不可再生性,新技术必须经过前期试验,包括一定周期的现场试验,证明其对文物古迹无害,确实能够解决所需解决的问题,才能使用。增补和加固的部分应当可以识别,并记入档案。上图:不当的修缮技术可能对文物本体造成直接破坏运用于文物古迹的保护技术措施应不妨碍以后进一步的保护,应尽可能采用具有可逆性的保护措施,以便有更好的技术措施时,可以撤销以前的技术措施而不对文物古迹本体及其价值造成损失。原则七 防灾减灾的原则防灾减灾:灾害是造成文物古迹破坏的重要原因,应及时认识并消除可能引发灾害的危险因素,预防灾害的发生。要充分评估各类灾害对文物古迹和人员可能造成的危害,制定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预案,把灾害发生后可能出现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对相关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预防是指在灾害发生之前,根据专业机构对可能发生的灾害进行的评估及相关的专项设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潜在威胁,如清除或加固危岩、滑坡体等;对文物古迹进行加固、防护,避免或减轻自然灾害或次生灾害对文物古迹可能造成的破坏;完善必要的预防性设施,如防雷、防火设施。对于可能由于人类活动引发的灾害,则应通过建立和落实相关规章制度,完善监控措施,加强教育,避免或及时制止人为破坏。文物古迹管理者应制定应对灾害的预案。相关人员,无论是文物古迹保护管理人员,周围社区的居民,或是进入文物古迹参观的游客,都应了解预案的相关内容, 并定期进行应急预案的演练。上图:自然灾害对文物的破坏通过对以上七个原则的阐释,吕舟教授得出保护的理想范式:遗产价值得到完整保护;拥有浓郁的历史氛围;以及遗产与当代人类生活的相融合。最后,吕舟教授强调:文物保护是一项历史责任;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好文物本体和相关环境;文物很脆弱,既要视若珍宝,又要敬而远之;文物的理想状态是既健康、活跃,又保有历史的沧桑面貌;文物保护是一件专业工作,更是一件需要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文物的利用必须建立在不减损文物价值的可持续的基础上。

  • 2018-09-04 中国遗产

    国家文物局2018年砖石质长城保护管理培训班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举行

    为进一步提升明代砖石质长城保护理念、规范项目管理、提高保护水平和工程质量,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文物局承办的“国家文物局2018年砖石质长城保护管理培训班”,于9月3日上午在山海关区正式开班。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秦皇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局、山海关区政府、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文物局代表出席开班仪式。 明代砖石质长城是我国长城的典型代表,也是长城保护工作的重点,其保护状况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近期辽宁、山西等地出现明长城墙体、关隘、敌台修缮不当,部分修缮后的墙体、敌台发生坍塌等事件,再一次为长城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国家文物局举办此次砖石质长城保护管理培训班,是为扭转明代砖石质长城保护不利局面的重要举措之一。 本次培训班邀请了吕舟、王玉伟、韩扬、汤羽扬、于冰、戴仕炳、焦占红、次立新等长期从事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保护实践和长城保护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负责人授课,向学员深入讲解我国文物古迹保护理念、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文物执法要求与案例、长城保护目标原则和技术手段、长城保护修缮工程管理总体要求、国内外长城保护优秀案例等内容。为强化教学成果,培训班专门组织了现场调研和教学实训课程,对山海关部分未修缮长城点段进行现场调研和保护利用模拟设计,加深参训学员对保护维修理念、相关工作流程、基本技术手段、质量控制要求等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的能力。 培训班为期6天,共有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西、陕西等6省(直辖市)近80名基层文物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

  • 2018-07-11 中国遗产

    中国观察——文物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 预通知

    2016年全国文物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重要指示。这一命题的提出,事关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事关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以及对外传播,引起了相关行业和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研究”,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该项目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批准号:17@ZH018)。 为顺利推进课题研究,充分了解国内文物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实践探索成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拟在“他山之石——国际文物保护利用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之后,召开“中国观察——文物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就文物保护利用中的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经验教训以及理论实践等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具体时间(2018年年底前后)地点另行通知。 现就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 围绕文物资源和文物工作的战略定位,探讨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二、会议内容会议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我国文物资源的特点和价值认知;文物工作在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物学科建设与人才队伍培养;文物保护单位、文物资产化、文物登录制度等;民间文物收藏、流通、作用发挥等;文物保护利用的责权利关系;新时期博物馆的责任与使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管理的总结与反思;考古、保护、展示、传播等文物工作环节的探讨与评价;文物利用的现状、模式探索与政策、法律保障等。文物舆情监测与应对策略;文物信息公开制度与传播服务能力建设;文物与公众关系构建问题研究。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与文物经费使用和管理制度;土地与生态补偿、税费减免、PPP等相关制度在文物工作中的适用性探讨;文物行业改革的方向和关键问题;国家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文物工作新体制建设问题。········三、参会要求1.有意参会者请于2018年9月底将报名信息及论文摘要(300-500字)发送至课题组邮箱(见附件——报名表)。2.课题组将于10月中旬发送正式邀请函,并择优安排会议报告发言。3.论文要求:(1)紧扣主题,观点鲜明,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创新性,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论文格式需符合学术期刊的要求,包含题目、摘要、关键词和正文,参考文献引用规范;  (3)未公开发表,字数控制在10000字左右为宜。4.报名及投稿邮箱:fhgqzhilu@126.com。四、会务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何老师 010-84649755;13621078793余老师 010-84619339-4031;13810632042刘老师 010-84619339-4185;13520720558附件:“中国观察——文物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报名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18年7月12日

  • 2018-07-04 中国遗产

    人民日报:大运河保护获点赞

    洪泽湖大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刚刚从巴林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世界遗产大会返回北京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介绍,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工作在大会上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赞赏。  大会报告指出,中国为应对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这非常引人瞩目且具有重要意义。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体量巨大、多样性以及复杂性特征具有很大挑战。为此,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值得称赞。中国已逐步形成相应的组织架构并加以实施,同时制定了相关指示和规范,进行广泛传播,得到了有效实施。同时,中国建立的大运河遗产监测体系,通过对数据进行持续不断的收集、集中化管理、分析和评估,为决策的制定奠定了数据基础。为此,委员会相信中国能够持续不断地实现遗产的管理、景观保护、水质控制和环境的稳定性。  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已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解决了委员会此前提出的关于大运河保护管理的相关问题,积极回应和落实了委员会的相关建议。世界遗产委员会将继续支持中国持续做好大运河遗产的管理、监测和保护工作,并希望中国进一步处理好旅游开发和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关系。  宋新潮介绍说,世界遗产委员会除了评议新的申报项目之外,也会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状况进行评估,而专门在决议中就优秀案例进行赞赏的情况极少发生。大运河遗产保护在此次会议中成为优秀案例,并作为专门一项内容写入最终的大会决议,彰显出我国在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工作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大运河作为一项庞大复杂的世界遗产,沿线的保护管理工作涉及社会、民生、环境、水利等各领域。他表示,“大运河成为优秀的世界遗产案例,这是我国从世界遗产大国迈向世界遗产强国的坚实一步。中国将严格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要求继续做好大运河的保护管理,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使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也愿意与国际组织和相关专业机构一起,总结、讨论、分享此类超大型活态线性遗产的保护策略、实践和思考。”  除了中国的大运河,德国卡洛林时期面西建筑和科尔维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城历史中心,也因在保护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方面取得的成绩,获得委员会的高度好评。来源:《 人民日报 》(2018年07月04日 12 版),记者:杨雪梅

  • 2018-06-15 中国遗产

    关于举办“第五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的通知

  • 2018-04-19 中国遗产

    广东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调研报告

    一、南粤古驿道历史背景、构成与突出普遍价值广东地处我国南疆,北枕五岭,南濒南洋,是一个相对独立且自闭的地理单元。散落在广东省境内古代交通线路是中原王朝翻越南岭,突破地理限制,实现移民开发,沟通政治经济往来的必然结果,也是控扼边陲,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工具。图为韶关西京古道所谓“南粤古驿道”,是指1913年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这些交通道路早在秦汉时已获得早期的全面开发,唐宋时业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水陆交通网,明清时期进一步完善、修葺和局部拓展。目前,广东省规划梳理出的“主线+支线+发展节点”古驿道线路系统由14条古驿道主线、56条古驿道支线构成,贯穿全省 21 个地级市、103 个区县,长度约11230公里,其中,陆路线路长约6900公里,水路古驿道线路长约4330公里。图为《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线路布局图图为南粤古驿道历史演变图“南粤古驿道”的遗产构成类型主要分为四类:一、古道和交通史迹;二、城市与村落史迹;三、商品生产与贸易史迹;四、多元文化史迹。 其中,“古道和交通史迹”主要指古道本体,包括古驿道及其相关附属设施。“城市和村落史迹”主要反映“南粤古驿道”上的聚落与古驿道之间的互生关系,一些聚落生成于道路节点处,且通过古驿道承担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商品生产和贸易史迹”、“多元文化史迹”则主要反映“南粤古驿道”在区域交流中所承担的经济和文化职能。构成“南粤古驿道”四类遗存能真实、可信地反映出自先秦到近代,近两千多年来岭南与其它区域间发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史实,并可与众多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表1 “南粤古驿道”遗产构成表南粤古驿道不仅是广东省内各区域与民系间人员、货物、信息往来,保持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的重要交通孔道,也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它一头穿越南岭北联长江流域、中原腹地、进而借由京杭大运河沟通整个北方地区;另一头南行放洋出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等海外诸国、诸文明发生持续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因此,南粤古驿道的突出普遍价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南粤古驿道”的开发和拓展展现了岭南地区内部,岭南地区与长江流域、中原地区乃至海外诸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并极大推动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南越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文化间的交流融合。秦汉以来,随着“南粤古驿道”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央王朝以古驿道为路径,通过军事征服、政权设置、赋税征收、科举考试等手段,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同时“南粤古驿道”也进一步深入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民族融合。中央王朝还以古驿道为途径,通过派遣使臣、贸易等与海外诸国进行长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图为南粤古驿道沿线的珍贵古建筑——韶关仁化石塘古村双峰寨“南粤古驿道”也是传统时期岭南地区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推动力,关于区域间通过“南粤古驿道”商贸往来的记载有很多[1]。唐宋以来,岭南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南粤古驿道”日趋向经济型转化,因此不少交通枢纽往往成为地区的商业市场中心。到了明清时期,一些边远地区也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发展浪潮,一些山隘偏道,甚至出现了墟市,比如乳源县管埠市“在乳源县西北一百五十里。武阳镇东,水陆通郴桂,商居杂居,市井最盛”[2]。“南粤古驿道”也有益于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唐代张九龄开凿的梅关古道为例,它不仅改善了粤北与赣南之间的经济往来,而且“兹路既开,然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退陬之风俗日变矣”[3],这说明交通与人才成长,交通与接受外来文化,交通与移风易俗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南粤古驿道”也是岭南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和途径。([1](明)王临亨:《粤剑编》卷四载:“(大庾岭)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鸟、珠翠、乌绵、白㲲之属,日夜辇而北拱中国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乾隆《河源县志》卷十一《农工》载:“(河源)米谷不敷,仰赖广西,兼资湖广”;道光《广宁县志》卷十二《风俗志》载:“懋迁货物,如绸缎、布匹,以及山珍海味与各色服食之需,皆从省会、佛山、西南、陈村各埠运至”。[2]《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四十四《韶州府》[3]邱濬:《广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地区的发展“南粤古驿道”的功能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大体以宋代为重要的转折点。宋以前,“南粤古驿道”主要是以政治军事型为主导,虽然也有商品运输的记录,但数量规模还十分有限,且多为奢侈品或贡品,或军需品,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入宋以后,这种状况逐步改变,大量的民间商品通过纵横交错的商业网络,不断转输四方,“南粤古驿道”交通功能逐步向商业经济转化。至明清时期,这种转化基本完成,“南粤古驿道”的交通路线,主要是面向商业经济的发展,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而不断扩展,其交通属性完全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导。总之,历史时期“南粤古驿道”交通路线的功能转化,与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互动。“南粤古驿道”是岭南纳入国家大一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独特历史见证,也是岭南地区熔中原文化、南越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文化诸文化于一炉,最终形成岭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见证,更是岭南三大民系(广府、客家、福佬)诞生、形成、发展的直接动因。岭南地处南疆,长久以来与中央王朝存在较大的离心力,中央王朝也视岭南为蛮荒之地,但随着“南粤古驿道”的形成和发展,岭南最终被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内。秦代“南粤古驿道”开始形成,秦军五十万兵分五路进攻岭南,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于番禺设立南海郡,岭南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内。唐宋以来,随着“南粤古驿道”的不断完善和开拓,岭南纳入国家大一统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广东由羁縻之地最终成为“内地十八省”之一。而且,随着“南粤古驿道”不断延伸,边远山区少数民族不断受到“王化”教育,国家大一统思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图为韶关南雄梅关关楼岭南通过“南粤古驿道”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也是岭南地区以南越文化为本色,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又融合着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文化诸文化,最终形成“岭南文化”的过程。在“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人口迁徙特别是汉族的到来,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4]司徒尚纪:《广州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秦代随着岭南纳入中央王朝,中央王朝通过“南粤古驿道”开始有组织的进行汉文化输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衣冠南渡”,岭南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藉之地,这次持续了近300年的移民高潮,从多方面改变南越文化结构和面貌,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第一次转机。唐代,张九龄奉旨开大庾岭梅关道后,梅关道成为广东北上主要交通线。另外,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而自隋开京杭大运河,改善了五岭南北交通,广州港腹地更扩大了,促进了物资和人口流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岭南文化被滋润和吸收了新养分,比如流官文化、海外文化等。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对安定的岭南。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素质高,分布广,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大致在宋元时期,基本形成广府、福佬和客家三大民系,也是汉文化载体在广东的三个主要人群。“南粤古驿道”与大一统国家形成及广东社会经济开发过程中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如历代人口迁徙、禅宗南传、陶瓷外传、西学东渐、开埠通商等。人口迁徙。岭南在古代就有五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在先秦时期,先是吴人,后是扬越人,他们在楚人的逼迫下,翻越五岭,来到岭南。第二次在秦代,秦亡六国后,大将屠睢率50万秦军平定百越,然后驻守,秦王朝崩溃之时,其继任者赵佗和他的臣民在广东建立了南越国。第三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十六国割据,灾难迫使北方大量名门望族和流民进入广东。第四次在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对安定的岭南。第五次在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主要为“下南洋”和远赴美洲(“卖猪仔”),他们从古驿道出发,抵达古港口出海口,远赴重洋。禅宗南传。公元662年,湖北黄梅弘忍大师(禅宗五祖)传法于慧能,慧能南下广东,乾封二年(667)正月初八日,惠能到了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在法性寺菩提树下受戒,开辟佛教南宗,宏法岭南,称“禅宗六祖”。瓷器外传。广州外销瓷器贸易是16世纪开始的“来料加工”的“来样加工”的生产活动,从各地通过驿道、运河输送的瓷胚在广州进行再加工,形成独特的广彩。以广州为中心,在“南粤古驿道”上还有许多知名的窑址,如三水洞口窑、番禺沙边窑、佛山石迳窑、中山碗迳窑、南海官窑、惠城瓦窑岭遗址、新会官冲窑和洞岩里窑址、潮州笔架山宋窑、丰顺马鞍山窑址、大埔余里窑址等。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主要是指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近代西方科学和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珠三角濒临南洋,清代广州更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方济各·沙勿略、利玛窦、马国贤等传教士先后通过海路进入中国,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带入中国,并通过“南粤古驿道”传入中国内地。开埠通商。近代西方列强通过船坚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通过开埠通商侵略中国,近代珠三角的通商口岸有香港、澳门、广州、江门、惠州、汕头等口岸。通商口岸与“南粤古驿道”相结合,使整个广东甚至中国华南地区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内。二、广东省南粤古驿道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的意义广东省自2016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包括挖掘修复古驿道,串联沿线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自然景观等资源节点,并与户外体育、乡村旅游相关联,以期促进粤东西北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实现精准扶贫,并确定了“两年试点、五年成行、十年成网”的目标。图为珠海长南径古驿道通过两年的工作,南粤古驿道已梳理出包括古道、绿道、步道、风景道及水道在内的文化线路路径载体,建立起南粤古驿道标识系统,并聚集起体育、农业、文化、旅游、生态等不同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8条各具特色的古驿道示范段初具规模,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建立在对古驿道价值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高点定位,理念鲜活,以具有创造性的顶层战略设计统领全局,整合各方资源,尤其为遗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示范。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正是建立在对古驿道价值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高点定位,理念鲜活。在“荒烟蔓草”中发现古驿道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体育及教育价值,在“60%省定贫困村分布在古驿道5公里以内”的不利条件中发现古驿道对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带动潜力,从而设计出具有创造性的顶层战略。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及坚强领导下,创造性地将“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拓展为成为涵盖文物保护、生态平衡、体育健康、文化旅游、经济发展乃至精准扶贫在内的综合性项目,以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为主线抓手,充分整合体育、农业、文化、旅游、生态等不同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成为近年来广东省城乡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图为2017年南粤古驿道文创大赛台山站作品——留客亭南粤古驿道2018年重点线路沿线125个省定贫困村和131个特色村是古驿道线路重点串联和文化挖掘的对象。省市各部门结合水田垦造,打造古驿道沿线特色农业景观,扶持当地培育特色农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并在恢复的古驿道集市活动中进行包装推广;同时科学配置公共服务和旅游设施,结合古驿道“驿站”选址建设,扶持特色民宿民居建设,推动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图为南粤古驿道文创大赛优秀作品展种种结合古驿道“精准扶贫”的创造性举措,使得南粤古驿道不仅是一条串联沿线历史遗存及自然景观资源、展现岭南历史文化和地域风貌的文明传承之路,也是一条推动广东户外体育、乡村旅游的健康之路,一条促粤东西北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实现精准扶贫的经济之路,为遗产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示范。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有效整合多部门、多层级,建立起一套高效实干、责权明晰、统分结合的保护管理机制,充分体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做出了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实践。量大、面广、级别不高,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文化线路型遗产尤其如此。如何切实有效的保护散落在区域中的遗产、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面临的一大考验。在实际工作中,广东省建立起一套高效实干、责权明晰、统分结合的保护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做出了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实践:省统筹指导,多部门联合。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及坚强领导下,省级层面,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统筹协调、与省直相关部门定期协商,指导和监督全省古驿道文化线路工作;省文化厅、文物局、档案局、方志办负责组织各地市开展南粤古驿道沿线文化遗产的普查、收集和整理,制定保护与利用标准指引等;省体育局负责组织和策划古驿道文化线路体育赛事、完善社区体育设施等工作;省农委办公室负责研究制定线路沿线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精准扶贫等政策和提供资金扶持;省发改委负责提供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的规划建设资金扶持;省旅游局负责开发文化旅游线路,制定文化线路旅游相关政策;省地质局负责古驿道沿线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估;省国土厅负责古驿道沿线地质灾害防治、水田垦造工作;省交通厅负责完善古驿道文化线路交通接驳设施,提高线路可达性;省环保厅负责制定线路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政策,开展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省水利厅、农业厅、林业厅负责制定线路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政策,开展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十多个省直部门主动作为,以强大的执行力和实干精神,积极调动资源,综合施策,合力攻坚,确保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有序推进。动态、系统的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综合规划引领。为了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在省级层面编制了《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印发各地,为各地开展南粤古驿道线路规划建设提供总体框架和重要指引,同时省级层面还颁布了《广东省古驿道保护与修复指引》《广东省古驿道标识系统设计指引》《广东省古驿道综合调查研究》《广东省古驿道示范段建设标准研究》《广东省古驿道管理和维护机制研究》《广东省古驿道房车营地规划建设指引》等,从各个角度规范各地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在各县市层面,要求编制区域内南粤古驿道专项规划并配套政策指引,细化实施工作。要求各示范段编制示范段详细规划,严格进行古建修复工程,引导景观建筑设计。统分结合,权责明晰,专家把关,责任到人。在严格规范各项工作标准的同时,充分信任地方,赋予地方较大主动权,调动地方工作积极性,如在普查申报及重点项目申请中均以地方为主体,由地方主动申报、申请,项目资金经过审核后下拨地方,由地方负责组织具体工作。省直部门则按照已经公布的各项规划及政策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督导,及时纠偏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政策指引。对于重点段落及重点项目,作为牵头单位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专门成立由较高级别人员组成的督导组,一对一进行督导,责任到人。省住建厅、文化厅、旅游局邀请国内历史、考古、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成立南粤古驿道历史遗存修缮指导委员会,积极联系调动各方专业技术力量,指导南粤古驿道重点线路历史遗存修缮工作,把关重点项目技术质量,随时进行工作咨询,确保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项目的高品质。试点先行,示范段树立典范,逐年推进。按照段落类型和文化主题的不同选择8处示范段,集中优势技术力量,优先推进保护利用,这8处示范段分别为体现寻根文化、宦游文化、军事文化的南雄梅关古道;体现古代军事文化、邮驿文化的乳源西京古道;体现客家文化、红色文化的饶平西片古道;体现家族迁徙文化、历史名人文化的从化钱岗古道;体现东学西渐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的珠海香山古道;体现海丝文化的云浮郁南南江古水道;体现侨乡文化、银信文化的台山海口埠古驿道;以及体现侨批文化、海洋商贸文化的汕头樟林古港驿道。通过8处各有特色、有代表性的示范段建设,树立保护利用典范,逐年推进古驿道工作成型、成片、成网。图为过修复改造后的汕头西堤侨批公园图为具有当地特色的侨批(银信)图为台山海口埠的银信纪念广场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在推行过程中,通过大量品牌活动唤醒公众及社区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调动起广泛参与热情,实现遗产的社会价值,在省内形成一股强劲的“古驿道热”、“传统文化热”、“历史文化热”,真正使遗产“活”了起来,提升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古驿道系列工作在推行中,贯穿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大量品牌活动调动公众参与热情,唤醒公众及社区对共同历史文化的记忆;引入“文化+”的活化利用模式,将体育、农业、旅游与古驿道相结合,面向当代生活,为沿线欠发达的古镇古村注入新动能,实现精准扶贫;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古驿道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新技术手段,结合教育、宣传等,推动文化复兴,树立文化自信,充分实现了遗产的社会价值。发展古驿道户外体育运动。有效整合古驿道沿线路径及运动场地,如休闲步道、登山道、绿道、古村、公园、景区等,积极开发康体健身、生态休闲、户外运动等类型的体育活动。2016-2017年,广东省在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共举办18站“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中间掀起一股“南粤古驿道热”,其他品牌性体育活动还包括南粤第一峰铁人三项、穿越丹霞、古驿道骑行赛、古水道划船赛等。图为古驿道上再响起“马蹄声”带动沿线古村镇旅游发展。各示范段积极出台了古驿道主题游线、启动专线巴士,助力文化旅游。活跃的体育赛事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使得古道原本被历史“遗忘”的村落热闹了起来,带动了社区文化的复兴和当地经济发展。图为游客在古驿道上游览多渠道实现公众参与,使遗产面向公众,真正“活起来”。早在古驿道普查阶段,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鼓励收集整理沿线村庄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姓氏族谱、民风民俗等,策划多样古驿道文化展示,留住村落文明印记,在民间掀起了一股“驿道文化热”;组织“寻访侨批银信后人”活动,广泛收集侨批、立卡建档,活动引起海内外粤籍华侨的热烈反响;有针对性的组织古驿道主题节庆,推动地域文化发展,恢复传统民俗和相关文化活动;组织南粤古驿道文化创意大赛,推动古驿道音乐活化利用,建立传统文化创新性转换利用传承平台;针对青少年开发古驿道验血产品和假期实践活动,将依托古驿道的“艺道游学”活动打造成为青少年学习传统南粤文化和促进乡村发展的品牌活动;充分发挥“三师”志愿者委员会的作用,促进沿线村庄传统文化复兴及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南粤古驿道网、公众号、APP,及时共享发布信息,增强古驿道“电子地图”使用功能,保证古驿道和周边遗址在地图上的准确性,即时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良好的路线指引。图为古驿道周边村民自发清理、维护古驿道图为南粤古驿道沿线——郁南县连滩镇兰寨村的传统民俗活动图为省“三师”专业志愿者调研古驿道周边村落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是国家遗产线路实践路径的宝贵探索,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为区域性、线性等复杂大型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示范,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实现国家文化复兴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作为文化线路的南粤古驿道不仅是简单的交通线路遗存,也是跨越较长时期民族、国家、地区间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交流的重要见证,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广东自身历史发展进程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经由古驿道产生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到访过古驿道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是中国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方面,文化线路型遗产点多、面广,多数遗存现状不佳,周边可达性差、地区经济较为贫困,且其保护利用涉及文物、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协调统筹难度大,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实现有效保护和利用。在国家层面,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政策机制与成熟的利用范式。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在价值认知、遗产梳理、顶层设计、组织管理、分工协调、保护修复、活化利用、活动设置、品牌推广、公众参与等方方面面都为国家广泛存在的区域性、线性复杂大型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示范,尤其在遗产与经济社会结合促进可持续发展、以线性遗产串联激活区域各类资源方面具有突出的亮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是广东省发扬“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精神的一次主动作为,全省上下踏实奋进,真抓实干,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使得“南粤古驿道”成为广东省全民共识的精神标识,发挥文物资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提升文物事业的社会影响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实现国家文化复兴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 2018-02-26 中国遗产

    会议征稿:周口店遗址国际研讨会

    2018年,适逢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也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建馆65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与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等多家单位定于2018年10月10日至10月14日在北京召开“周口店遗址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诚挚邀请您投稿并参与研讨!一、论坛主题 1)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阐释展示:会议关注史前考古遗址、相关博物馆及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展示; 2)人类起源和进化研究:会议关注东亚史前考古遗迹及人类起源、发展演化的相关研究; 3)史前考古遗址与数字化应用、科技创新:会议关注数字化、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新科技在遗址保护及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 4)史前考古遗址的保护与公众参与、地方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会议关注如何提升公众对人类演化、史前考古遗址的兴趣及参与度,促进史前考古遗址的展示与地方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结合。二、会议关键词史前考古遗址、世界遗产保护及管理、博物馆展示、人类起源研究、数字化应用、公众参与、文化旅游、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三、会议安排会议地点:北京房山区会议时间:报到:2018年10月10日 研讨与考察:2018年10月11日-14日 离会:2018年10月14日四、投稿要求本届研讨会接受与上述主题相关的、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展板。1.论文投稿时间安排 投稿人请于2018年5月1日前提交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不超过400字,英文摘要不超过250词)会议组织方进行筛选,并于2018年5月底发送录用通知。 收到录用通知的投稿人请于2018年8月1日前提交论文全文或展板的电子版。(论文要求:中文不超过8000字,英文不超过5000词。展板要求:不超过A0格式的四个版面。) 会议组织方将在2018年8月底发送论文集和展板录用通知。录用论文将以会议论文集形式汇集出版。 部分论文被录用的作者享有会议发言的机会,会议组织方将于2018年9月中旬发送会议发言通知。2.投稿内容与格式要求论文格式电子文件应为word格式,内容包括标题、作者基本信息、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几个部分。提交的文章中凡采用他人原文或观点,务必加注说明。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作者、出版年份及页码,或者直接将引用以脚注方式标识。详细文献出处作为参考文献列于文后,以作者、出版年份、书(或文章)名、出版单位(或期刊名)、出版地点排序。文献按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依a-z顺序分中、英文两部分排列,中文文献在前,英文文献在后。作者自己的说明放在当页脚注。参会作者的餐费及住宿费由承办方负责,其他费用自理。如您确定投稿,请务必于2018年5月1日前将中英文摘要以e-mail发送到会务组投稿邮箱zkdgjhy2018@163.com,以便我们核发录用通知。•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

  • 2017-12-29 中国遗产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回顾之二——《世界文化遗产:长城》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30年前,1987年的12月7日到11日,第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巴黎召开。1985年刚刚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中国第一次提出申报项目。第一批六个项目——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从不了解世界遗产,开始熟悉世界遗产的规则,再到在整个世界遗产的体系中发挥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遗产保护的真正重要的推动力量。为纪念中国世界遗产从第一次申报至今30周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办“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及图片展,论坛特别邀请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做主题演讲,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主持论坛活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教授主持论坛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已于12月22日成功举办,精彩内容通过腾讯视频进行直播,期间观众达到2.9万。如果未能亲赴现场,也没赶上直播,或者看了太精彩,想推荐给同事、亲朋,ICOMOS China在这里给大家奉上特别福利——精彩内容简介和视频回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视频特别鸣谢本次论坛的媒体支持单位:腾讯视频,清源文化遗产《长城:世界文化遗产》主讲人: 宋新潮副局长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演讲长城是世界上体量最大、蔚为壮观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由多种遗存及其所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的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文化景观特征的文化遗产等观点。 长城 图片来自演讲PPT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带来的《长城: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演讲从长城的构成、时代与分布,长城功能作用的历史转变,今天长城的重要意义,古朴沧桑的长城是历史和岁月的塑造,如何保护长城的多重价值五个方面对长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度解读。 内蒙古自治区汉长城 图片来自演讲PPT 甘肃省明长城 图片来自演讲PPT 喜峰口长城抗战 图片来自演讲PPT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也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楼与论坛同步展出,展览将持续至12月29日。这些图片展示了从历史中走来的纪念物、遗址、建筑群、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展示了中国文化遗产之精髓 。中国世界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 中国世界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 中国世界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聆听讲座,欣赏展览,让我们共同品味中国世界遗产的历史,聆听它们的故事,体悟它们的精神。(文中图片如无特殊标注均由陈凯摄影)

  • 2017-12-28 中国遗产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回顾之一——《人类的敦煌 共同守望》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30年前,1987年的12月7日到11日,第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巴黎召开。1985年刚刚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中国第一次提出申报项目。第一批六个项目——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从不了解世界遗产,开始熟悉世界遗产的规则,再到在整个世界遗产的体系中发挥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遗产保护的真正重要的推动力量。为纪念中国世界遗产从第一次申报至今30周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办“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及图片展,论坛特别邀请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做主题演讲,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主持论坛活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教授主持论坛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办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已于12月22日成功举办,精彩内容通过腾讯视频进行直播,期间观众达到2.9万。如果未能亲赴现场,也没赶上直播,或者看了太精彩,想推荐给同事、亲朋,ICOMOS China在这里给大家奉上特别福利——精彩内容简介和视频回放!《人类的敦煌 共同守望》特别鸣谢本次论坛的媒体支持单位:腾讯视频、清源文化遗产《人类的敦煌 共同守望》主讲人: 王旭东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王旭东演讲在莫高窟可以看到奇花异草、绿水青山、勃勃生机、长河汇流、楼阁齐聚,可以看到印度、希腊、中亚、波斯等多地的艺术风格,这些壮丽的画面、丰富的艺术体系只能在敦煌的石窟中汇聚。为什么这个美丽的大千世界会出现在寂静的荒凉的大漠深处,并且其艺术创造从公元四世纪至十四世纪整整持续一千年?敦煌 图片来自演讲PPT《人类的敦煌 共同守望》,敦煌研究院王旭东院长的主题报告,结合大量的历史老照片向大家讲述了敦煌莫高窟不为大家熟知的历史故事。王院长的报告不只有莫高窟的历史、有几代敦煌研究院人在那里的坚守与付出,还有作为世界遗产的莫高窟的现在与未来。1963年,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设计人员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在施工现场 图片来自演讲PPt莫高窟文物保护 图片来自演讲PPT“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全球共享 图片来自演讲PPT《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也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楼与论坛同步展出,展览将持续至12月29日。这些图片展示了从历史中走来的纪念物、遗址、建筑群、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展示了中国文化遗产之精髓。中国世界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中国世界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中国世界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聆听讲座,欣赏展览,让我们共同品味中国世界遗产的历史,聆听它们的故事,体悟它们的精神。(文中图片如无特殊标注均由陈凯摄影)

  • 2017-12-22 中国遗产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今日开展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办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图片展》将于2017年12月22日至12月29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门厅举办。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保护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中国于 1985 年正式加入这一 公约,并于 1987 年将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 6 个遗产项目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距今已整整 30 年。回首 30 年的历程,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信守 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为全人类妥善保护了中国境内无与伦比的世界遗产。 30 年来,我们成功申报了 52 项世界遗产。其中,有 36 项文化遗产和 4 项文化 与自然混合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见证,是中华文明的伟大结晶。在这里,让我们静静浏览、欣赏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纪念物、遗址、建筑群、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让我们在图片里,品味它们的历史,聆听它们的故事,体悟它们的精神。

  • 2017-12-19 中国遗产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报名开启

    30年的承诺,跨越千年的守护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见证千年的历史记录古往今来的足迹我们在30年前向全世界许下承诺守护千年的沧桑传承古往今来的故事长城、莫高窟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谁在守护?谁在讲述?敬请关注时间:12月22日,下午2:30,名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30年纪念论坛地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泽生报告厅《世界文化遗产:长城 》主讲人: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人类的敦煌 共同守望》主讲人:王旭东,敦煌研究院院长主持人: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于报名报名方式:请通过留言进行报名,仅需提供:姓名,工作单位和手机号。报名截止时间:为12月21日12:00,报名成功短信将于12月21日22:00前发送,请凭借短信前往会场参加;(论坛由于场地限制,我们仅为前20位留言观众预留座位,如果您未收到短信,可提早到达会场或通过腾讯直播平台进行观看,谢谢!)腾讯直播二维码

  • 2017-08-24 中国遗产

    新形势下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问题与思考 ——在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上的主旨报告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2017-8-10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新形势下我们文物保护的问题与思考。一、我国文物保护面临的新形势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说得更久远些,在10000年前后已进入农业社会,大约200万年以前,中国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从人类建筑概念来看,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工建筑方面的遗迹,新石器时代开始有聚落、城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文明社会,留下了大量的文物遗迹。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76多万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将不可移动文物公布为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截至目前,国务院已公布了七批共计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方人民政府共公布了省保17000余处,市县保11万多处。与此同时,中国文物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关注,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重要价值也日益凸显。不久前在波兰召开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鼓浪屿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的数量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的两河流域,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个重要源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东南亚、东亚地区文明的源头。从“一带一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发展看,同样反映了中华文化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如此众多的文物遗迹,不仅是我们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也增加了文物保护的难度,需要我们在保护理念、技术以及法规建设上不断发展完善。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对文物保护影响最大,造就了今天文化遗产保护新的形势。一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跨时代的变化。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就是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可以有能力做很多过去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改革开放同样带来了思想解放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使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技术更多地与国际交流。过去我们是学习《威尼斯宪章》、《雅典宪章》等国际文件;今天我们开始在交流、学习的前提下,开始思考中国的文物该怎样保护和看待,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之路。改革开放对我们在基础能力和思想观念各个方面,产生了整体的、巨大的影响。二是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空前高涨。首先,社会组织参与文物保护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如今,经济、资金来源、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导致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愿意为文物保护做贡献。其次,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任何一个文物保护事件都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今年黑龙江刘亚楼故居被拆事件。国家文物局的举报中心,每天都能接到各个方面的对于当地破坏文物事件的反映。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空前关注。三是文物保护由政府主导,承担主体责任。自近代国家产生以来,保护文物就成为维系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体现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外在标志,具体体现为现代国家颁布法律、指定保护对象,赋予文物法定地位等。在中国,从1911年民国近代国家建立,走的也是这条路。但今天,我们把文物保护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文物保护受到空前的重视。与过去将文物与书画瓷器等古玩珍宝联系在一起不同,今天的文物保护更加强调文化遗产的历史见证,民族的文化意义,能体现出国家意志。“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等国家战略理念中,都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地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整体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批示和指示。在正定关于古城保护的报告中,总书记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要秉持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要全面保护整个历史文化遗迹。在湖北关于中共五大旧址的保护,总书记提出要“修旧如旧”,既要对文物本体进行修旧如旧,还应重视遗产环境风貌的整体保护。在关于良渚遗址的保护上,总书记指出,要不断地进行考古工作,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关于申遗工作,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这些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讲了很多、很具体、也很务实。这不仅体现了总书记个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也代表了国家、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深厚滋养。现在社会的支持和监督,以及经费的保障和投入的加大都是空前的,但毫无疑问也对我们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新形势下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认识问题。关于文物是什么,如何保护,文物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都有各种观点与保护理念在认识上的交锋。比如新技术的使用,比如复建的原则,再比如经济建设中发现文物如何处理等等。有的地方投入巨资进行古城复建,但这不一定完全是文物保护。在城乡建设中如何处理与文物建筑的关系;文物建筑周边历史风貌如何保护;文物建筑和新建筑的关系如何处理等,都涉及到认识问题。二是制度问题。国家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是为了更好促进各项工作,而不是为工作设置障碍。有些单位或机构,把经念歪,不了解文物保护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搞一刀切,提出的许多规定,并不符合文物保护的规律和实际。现在从政府到社会都把文物保护理解为一个工程,并按新建建设工程的制度管理文物保护,如不加区别的强调招投标、强调设计与施工分离、监理制度等。一般的工程概念是一种具体的制造、建造,有科学的标准,成熟完备的技术流程。但文物保护不同,文物保护更多的是体现为一个研究项目,从勘察设计到施工都是对文物价值的发现与保护的研究过程,是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实施的“保养康复”,一切手段都在为其“延年益寿”。因此应从制度上做些调整,使之更加符合文物保护的规律。三是人才问题。国际上,建筑保护主要由四类人组成:建筑师、考古学家、规划师和法律工作者。建筑师在欧洲、甚至在整个世界上始终是文物保护的主体,文化遗产主要的类型是建筑物、构筑物或是其遗迹。再就是考古学家。建筑遗址是经过考古呈现出来的,但又需要建筑师解读。这是最主要的两类人。然后是规划师。如何在空间上处理文物建筑与今天的关系需要通过规划的方式,把历史上的文物和今天联系在一起。许多历史遗存、文物会跟今天人们的生活,跟今天的建筑发生冲突,这就需要规划师来调整。同时,保存至今的任何历史文物都是跟当下的人发生着联系,所以需要法律工作者。我们今天更加讲依法治国,但从法理,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整各方利益,需要有具体、完备的法律条文,而不仅仅是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的理念这样简单。法律工作的参与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人才结构比较偏科,考古学家比较多,在文物保护领域占主导地位。建筑师大多忙于盖新房子,无暇顾及历史建筑,历史建筑也远没有成为今天建筑师设计的源泉。可喜的是,近年来很多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开始重视文物保护,有些建筑师也投入到文物保护中。但中国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不动手,而是更多停留在设计层面。对工匠我们也会很崇敬,他们多少年精益求精,具有工匠精神,但我们的教授始终不想做工匠,愿意出方案,不愿意动手术。从文物保护工作需要来看,各方面的人才都很缺。不仅缺学科带头人,也缺精通、熟悉各项工艺的工匠。三、新形势下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考首先,如何理解文物保护项目。前面讲到,文物保护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程,研究应该贯穿文物保护项目的始终。我们做任何一个文物保护项目之前,必须对它进行研究。比如文献学研究,这个建筑最初由谁建造,为什么建造,如何居住等,研究各种档案的文献、历史记录。只有通过研究,才能理解这个建筑,包括这个建筑当初的价值和特征。另外是现场研究。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现场勘察,技术手段上也有了更先进的测量、分析手段。在汇总所有前期研究和勘察的基础上提出设计方案,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是一个“路线图”。在施工过程中,许多细节和隐藏部位才会逐渐揭露。要根据新的发现做相应的施工变更,这就需要我们在施工过程中进行研究,对设计方案进行调整。施工的变更是文物保护项目的常态,这也是与其他工程完全不同的特点之一。对材料的研究也很重要。原材料和新材料的状况,都需要研究;所用材料是否合适需要研究后确定。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还要有研究报告。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建筑,应该有一个怎么做,工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哪些方法等的总结,使之成为文物保护的档案。总而言之,每一个文物保护项目,从开始着手到最后整个工作结束,研究将伴随全部过程。第二,科学准确评估文物价值。总的来说,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它的价值。文物具有科学、艺术、历史价值,但具体到每个文物本身,它的价值在哪个方面,如何体现,跟其它遗产比较价值的独特性在哪里,都要搞清楚。否则就会出现对保护什么、历史上添加的痕迹要不要去除、如何改造等的问题产生巨大的分歧。对文物价值的准确认定,决定了文物保护如何进行整体施工,以及施工完成后的使用、展示工作。例如,红楼既是北大旧址,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诞生地,整个建筑应该定位为近现代纪念性建筑,而不是优秀历史建筑的概念。有的庙,它的壁画才是保护的重点。陕西的公输堂,里边小木作的三间天宫楼阁及藻井模型才是保护的重点。缺乏对文物价值的研究,就会导致只要是过去的东西就不能动,动了就被人指责对文物的破坏。所以,分清哪些东西是价值所在是指导文物保护的核心。第三,如何合理使用文物建筑。任何文物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有使用价值。《文物保护法》中用的词是“利用”。但我想“使用”更确切。文物建筑的使用是对它最大的保护。对于如何使用,过去用的词是“科学、合理、适度”。有人说,科学包括了合理和适度,但我想从修辞上讲,是重复,但同样是强调审慎的态度。因为使用不仅包括对文物建筑修复前使用状况的研究,也包括对其使用得是否合理的评估。文物建筑修完以后怎么用始终是个问题。许多文物建筑修复前对下一步怎么使用没有概念。绝大多数文物建筑修完后就锁起来,许多是修完了以后再考虑怎样使用。一些历史建筑,成了博物馆、纪念馆,这是一种使用;还有一些用于办公、生活,也同样是一种使用。要根据文物建筑的价值考虑使用方式。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正定隆兴寺、蓟县独乐寺、宁波保国寺等等,这类著名的古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建筑的一个阶段性标本,它的价值就在于中国建筑艺术史上的地位,而它宗教方面的价值则相对是次要的。把它保护下来,有限地向社会开放,同样是一种使用。对文物建筑应当分类,根据分类、价值及整体情况等综合考虑它的使用。在维修前或维修中就应当考虑到将来的使用。要加、要减、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在这个过程中都必须考虑进去,以免在下一步使用时构成破坏。对于一般登记的文物点,包括县、市级和一部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合理使用应该是一个常态。而不应把所有的文物建筑,只要挂个牌子就变成了“圣物”。更多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它的使用,还要充分考虑它跟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在里面居住和生活的人能够感到舒适,文物建筑的使用,舒适性同样是一个原则,即使用作博物馆、纪念馆的,同样需要装空调和必要的服务、安全设施。所以不应把使用跟保护对立起来。在保护和使用过程中应强调舒适性和适应现代生活的原则。保护文物不应拒绝现代生活,否则就过于机械了。我们必须根据具体的案例,对文物进行整体研究、全面理解;通过评估,对建筑各个方面进行跟使用相关的整体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不对文物本体造成毁灭或者局部破坏。在这个前提下,研究怎样让它更好的活在当下,发挥作用,我想这很重要。我们现在的文物保护,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比较形象,就是让文物活起来。活起来不外乎就是让它在今天的社会发挥作用,更好地融入今天的生活。第四,关于复建问题。这些年来,复建始终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并非不能复建,《文物保护法》都给复建开了一个口子。但现在的问题是滥复建,没有经过充分研究的复建。很多地方用复建的名义在造假,比如要在某古城中搞宋代一条街,明代的一条街,清代一条街,这已经不是原来的古城了。当然,复建也并非完全不可以。比如华沙的复建,是波兰政府和全民共同的愿望,向全世界宣示华沙的不屈和波兰的民族精神。在理解了波兰的历史之后,再去看华沙的复建,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弥合创伤的需要,是民族重新站起来的精神体现。因此,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华沙老城作为一个特例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现在的很多复建,并非是地方或民族的具有代表性或不可或缺的东西,更多时候是出于景观或其他因素的考虑。我们特别不能赞同的,就是在历史建筑的周围建一个跟它接近的、类型风格相似的建筑,美其名曰是为了风格协调。北京一些老街道改造中建的所谓的四合院令人作呕,不会让我们感到任何愉悦。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现代建筑能够与文物建筑协调,同时又能交相辉映,能够体现时代风格,与文物建筑共同融入到现代城市、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北京新的规划里就明确强调“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所以在城市建设中最杰出的案例,不是复建或雷同,而是反差。比如卢浮宫前面的玻璃金字塔,既解决了功能问题,同时也使卢浮宫更具活力。所以在复建的问题上,不管是否定还是赞同,首先要正确认识其价值和历史意义,对各个方面充分研究和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方案,才会对城市建设、历史文化的传承有意义,而非建造假古董。谢谢大家。

  • 2017-08-15 中国遗产

    2017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转自国家文物局官网)

    8月10日至12日,建筑遗产保护行业的年度盛会——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以下简称“建博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建博会以“保护、修复、利用”为主题,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上海市文物局局长于秀芬,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等出席开幕式。宋新潮在致辞中说,传承至今的建筑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发展繁荣的有力见证。遗产保护工作者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遗产价值,合理利用当下先进的科学保护技术,使建筑遗产的价值得以彰显,建筑本体得以延年益寿,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在持续3天的博览会上,共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意大利、俄罗斯、尼泊尔、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81家文化遗产行业单位参展。展览范围涉及材料工艺、装备产业、数字化应用、旅游文创、保护工程、科研成果、专业媒体等7大领域。展会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研讨和论坛活动。博览会开幕式上,举办了“第三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奖颁仪式,随后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研讨会。世界遗产之鼓浪屿模式——鼓浪屿申遗经验推广会、第二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国际建筑遗产保护案例实践、遗产数字化保护与装备应用、古建筑保护与修复技术、近现代建筑遗产(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案例实践、遗产活化与旅游文创、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等学术论坛,聚焦建筑遗产保护行业的热点话题和科研成果,成为本届博览会的亮点。学术论坛主旨发言中,宋新潮指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有经费保障,社会各界支持参与,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在认识、制度、人才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什么是文物、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为什么保护,制度和文物保护的关系如何处理,文物保护是工程还是研究项目,文物价值如何评估,文物建筑如何使用,文物建筑如何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文物保护需要哪些人才等问题的提出为论坛研讨开阔了思路。本届博览会由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MI Leipziger Messe International GmbH共同承办,并得到上海市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上海市建筑学会等机构的支持。(郭桂香 冯朝晖)

  • 2017-08-10 中国遗产

    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隆重开幕

    2017年8月10日上午9时,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共同主办,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MI Leipziger Messe International GmbH共同承办的,以“保护、修复、利用”为主题的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开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上海市文物局相关负责同志,俄罗斯圣彼得堡文物部门有关人员,以及来自地方文物部门和部分科研院所参展人员参加了开幕式。宋新潮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众多的建筑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史前建筑遗址到保存至今的木结构传统建筑,以及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建筑,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价值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民族记忆聚焦处,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历史见证。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宋新潮强调,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护好文化遗产。首先要秉持正确的保护理念,加强对文化遗产普遍价值的发掘认识,使遗产价值得以彰显和提升;其次要采取恰当的技术手段,通过对文化遗产本体系统全面的研究,采取最小干预、最有效的保护技术,使文化遗产得以延年益寿;第三,科学合理适度的使用让保存至今的文化遗产真正地活在当下,融入现代生活。宋新潮希望,在今后几天的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各类文化活动中,大家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就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保护与使用等内容,做出深入而专业的探讨,贡献真知灼见,为文化遗产事业积极贡献力量。据悉,本次博览会将持续到8月12日,共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文化遗产行业单位参展。展览范围涉及保护工程、材料工艺、装备产业、数字化应用、旅游文创等多个领域。博览会还将以国际建筑遗产保护案例实践、遗产数字化保护与装备应用、古建筑保护与修复技术、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案例实践、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为主题,举办多场学术论坛活动,交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成果,探索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方式。

  • 2017-07-18 中国遗产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转载自国家文物局官网)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 鼓浪屿全景图   当地时间2017年7月8日17时10分,在波兰历史文化名城克拉科夫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上,随着大会主席雅采克·普尔赫拉先生(Mr. Jacek Purchla)敲下小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以符合世界遗产第2条和第4条标准,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可可西里”也已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2处,继续保持世界遗产总数领先的地位。 八卦楼 海天堂构   鼓浪屿位于福建九龙江入海口,与厦门岛隔着鹭江海峡相望。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范围包括鼓浪屿全岛及其近岸水域,总面积316.2公顷;鼓浪屿缓冲区涵盖邻近的大屿和猴屿两座海岛,并一直延伸到厦门岛海岸线,总面积886公顷。鸦片战争之后,鼓浪屿在传统聚居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国际社区。鼓浪屿现留存有931座展现不同时期、风格多样的历史建筑及园林、自然有机的历史道路网络以及内涵丰富的自然景观,体现了现代人居理念与当地传统文化的融合。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是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见证,具有显著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生活品质。鼓浪屿突出地反映了多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广泛交流,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和生动的风格变化,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鼓浪屿的发展清楚地记录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在鼓浪屿的交汇和传播,记录了我国早期近代建筑吸收南洋、西洋风格的基本特点。鼓浪屿同样见证了世界不同文化和价值追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为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 黄荣远堂 金瓜楼(黄赐敏别墅)   在大会审议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21个委员国中科威特、韩国、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葡萄牙、土耳其、坦桑尼亚、越南、牙买加、哈萨克斯坦、菲律宾、阿塞拜疆、克罗地亚、布基纳法索、古巴、波兰、秘鲁、突尼斯等18个国家代表先后发言,对“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给予高度评价,对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示积极支持。 日光岩 菽庄花园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代表中国政府在发言中表示,“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是中国一处独特的、见证了中国在全球化发展早期阶段实现现代化和中外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历程的活态文化遗产,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深厚而坚韧的文化根基和对世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包容、吸纳与发展。中国政府在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遗产价值内涵阐释与展示、改善岛内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公众参观游览体验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针对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的加强游客数量控制、遗产监测管理、历史建筑保护等建议,宋新潮表示,中国政府将严格遵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要求,做好鼓浪屿后续保护管理及展示利用工作,合理控制登岛游客数量、改善遗产本体保护状况、提升监测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将更加美好的鼓浪屿展现给公众。 天主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于2017年7月2日至12日在波兰历史文化名城克拉科夫召开,共有来自107个国家和167个国际组织的160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波兰国际文化中心主任雅采克·普尔赫拉先生(Mr. Jacek Purchla)担任会议主席。本次会议共审议世界遗产申报项目35项,其中文化遗产27项,自然遗产7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1项。与此同时,会议还审议了18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的保护状况和30项已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遗产的保护状况,并就处于战火中的叙利亚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状况议题进行了审议。(本文鼓浪屿相关图片由鼓浪屿管委会提供)

  • 2017-06-09 中国遗产

    长城保护维修理念与实践论坛在山海关举办

    6月6日,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共同主办的“长城保护维修理念与实践论坛”在河北省山海关举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等嘉宾以及来自13个长城沿线省市的文物局分管领导,长城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文物保护研究机构、高校相关学院的专家学者,关注长城保护的企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代表等共计150余人出席了论坛。今年是长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30年、国家实施长城保护工程逾十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此次论坛围绕长城保护维修话题,总结十年来长城保护维修工程典型案例的经验教训,深入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研究分析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分享经验、形成共识、探索创新、推动工作的目的。宋新潮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文物局近期开展了长城执法专项督察,制定了长城保护工作计划,发布了《中国长城保护报告》,组织了长城公开课等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了长城施工技术等标准规范编制,加大了长城保护工程检查巡视力度,严肃处理了长城违法违规案件。但这与长城巨大的体量和保护需求相比依然严重不足。希望通过此次论坛深入探讨长城知识和保护维修理念,探索京津冀长城联合保护长效机制,重点抓好箭扣、喜峰口长城研究性保护项目,为尽快形成长城保护科学理念和实践经验奠定基础。励小捷在致辞中表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一项长期重点工作。2016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同腾讯公益基金会共同建立了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开展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募活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今年,我们希望通过开展本次论坛促进全社会关心长城的人们增强保护意识,了解保护理念,与专业人士和主管部门在长城保护上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基金会还将从三个方面继续努力做好长城保护工作:一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选择或历史文化价值突出,或技术难题需要突破,或体制机制有待创新的长城点段,通过社会募集资金进行保护修缮,力争做成具有示范、样板意义的工程;二是秉持“文物保护全民参与、保护成果全民共享”的理念,挖掘传播长城文化、推广长城保护科学理念、扩大社会各界参与长城保护的覆盖面,形成一系列长城知识、长城故事、长城保护成果,长城IP开发的成果与产品,努力使全民对象征民族精神的长城有普遍的了解和正确的认知;三是开展长城保护研究。结合长城保护工作需要和社会普遍诉求,组织开展长城保护理论、有关政策和技术规范的研究,努力形成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长城保护理论框架,保护修缮的规范与标准,符合长城保护规律的政策建议等,力争打造成专业性的长城研究平台。郭凯天在致辞中表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将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深度合作,利用腾讯在文创产业方面的优势,打造属于长城的特有IP,拓展长城保护的新空间。论坛上,与会代表审议并通过《长城保护维修山海关共识》。(冯朝晖)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 2017-04-24 中国遗产

    第三届优秀文物维修工程经验交流推介会在河北曲阳召开

    4月18日,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河北省文物局主办的第三届优秀文物维修工程经验交流推介会在河北省曲阳北岳庙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李耀申、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保定市副市长杨伟坤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相关省市文物部门、获奖项目的代表、曲阳县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会议公布了第三届优秀文物维修工程获奖项目名单,并颁发了奖牌和证书。宋新潮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优秀文物维修工程评选推介活动的积极作用。他强调,应将研究工作贯穿文物保护工程全过程。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研究性工作,而不仅仅是一个工程。在维修工作中,不仅要深入开展文献资料、勘察测绘、材料等多方面的前期研究,而且要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优化方案,及时总结研究成果并编制系统的工程报告,确保维修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应对文物建筑价值进行充分的评估。价值评估是做好所有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做好维修保护工作的基础。只有对文物价值进行清晰的研究和评估,才能抓住保护重点、彰显价值,防止“保护性破坏”。应重视文物建筑的使用。合理使用是保护文物建筑的最好形式。文物建筑的使用要坚持“科学、合理、适度”的原则,坚持最小干预和可逆性原则。文物建筑应该得到合理使用,应该融入今天的生活,为社会增添更多的历史感,为未来进行引领,让文物建筑保护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第三届优秀文物维修工程”评选推介活动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和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经过初评、现场复核、终评等环节,河北省曲阳县北岳庙壁画保护修复工程等10个项目获得“优秀文物维修工程”称号。交流会上,10个文物维修优秀工程项目代表现场介绍经验。与会专家和代表围绕提升文物维修工程质量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文冰 冯朝晖)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 2017-04-20 中国遗产

    文旅论剑:国内专家热议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转载)

    文旅论剑:国内专家热议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文物、旅游专家论剑争鸣共容、共融、共荣2017年4月18日,适逢国际古迹遗址日,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江门市旅游局承办,广东省文物局、今日头条·下一站文化传媒支持的“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高峰论坛在中山大学怀士堂成功召开。本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共容,共融,共荣”,旨在召集国内顶级专家共同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面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来自相关旅游院校的师生和科研人员,文化遗产旅游地经营管理者,旅游、文物行政管理工作者及新闻媒体等200多人出席论坛。论坛现场座无虚席【专家云集】18日上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童明康理事长、广东省文物局龙家有局长、中山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及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清华大学吕舟教授、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柴晓明院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郑军处长代宣读)、南京大学张捷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安来顺副主席、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研究员、江门市旅游局邝积康局长依次发表主题报告。与会领导、专家合影童明康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很多文物古迹在历史上遭到损毁,又被一个个复建起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这说明,一是复建确有需求,二是实践走到了理论前面。这倒逼我们反思,特别是在加强文化遗产利用的形势下,更应该积极探索复建的问题。正在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应当考虑给予复建应有的名份。与其让不允许而偷偷摸摸的复建,导致设计的平庸和质量的参差不齐,不如把复建规范起来,使复建出来的建筑建成将来的国宝和世界遗产。对于复建,一是要修改文物保护法,二是要对复建提出具体的要求。复建需要遵循七个原则:必要性和可行性原则、考古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真实性原则、保护原则、精品原则、利用原则和旅游原则。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致辞龙家有广东省文物局局长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指导下,广东省文物系统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促进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的工作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以利用促保护、以保护促利用的良性循环发展态势;二是单体建筑与成片保护利用并重,既注重单体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更关注历史片区的保护与再利用;三是静态保护与动态利用共存。对不同文化遗产区别对待,较为珍贵的遗产以静态保护为主,对大多数的历史建筑,以动态性的活化利用为主,使遗产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四是政府与民间合力,除了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外,积极唤醒广大民众保护利用遗产的意识,合政府与民间之力,共同做好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五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文化遗产在保护与活化过程中,适当引入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实现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广东省文物局局长龙家有致辞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基于不可再生文化遗产的脆弱性,文化遗产语境下的文化旅游活动,必须强调对遗产的保护。此外,还要改善和不断提高旅游体验的品质。例如,大部分前往鼓浪屿的游客是一日游,这些游客关注的并不真正是鼓浪屿的价值。他们在鼓浪屿上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却留下大量垃圾。为了服务他们,还改变了鼓浪屿的商业业态,冲击了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从而导致当地对旅游活动的强烈反感。因此,建议限制一日游游客数量,吸引更多深度体验游游客,让他们住下来。游客承载量评估是旅游规划当中需制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现在的旅游规划,1.83平方公里的鼓浪屿,旅客承载量是每天6万人,这个承载量明显是高的。未来在研究和评估遗产地空间承载力的同时,应当积极推动遗产地社会和文化承载力的研究和评估。同时,尊重遗产地社区的权利,鼓励平等的文化交流,加强遗产地社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发言保继刚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安徽西递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村委会严格控制沿街居民开店。同时,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每年对村民分红,并不断完善分红机制。为了解决一些村民发展商业的需求,西递集中做了一些临时铺面,抽签确定经营者。同时在古城外建设专门的商业一条街。西递的案例可以发现,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控制性的决定性力量。在旅游商业化过程中,政府干预是否及时,干预措施是否有预见性是控制是否有效的关键。西递镇政府在西递村民原始积累到一定程度,商业化“井喷”现象开始的时候,通过及时的强制措施以及主动让利给村民相结合的方式,使得西递旅游商业化最终得到有效控制。中山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发言柴晓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处长郑军代宣读)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与其含糊不清,不如做正确引导。但有些文物古迹是不对外开放的,因为标本价值十分重要。比如:全国数量极少的古建筑,开放了会对其造成影响;还有具有国家、民族象征的文物古迹,它们的社会价值远高于旅游开发价值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实际上是从古到今一直延续、没有间断的行为,同时它也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行为。关于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曾经有过很大争论,认为保护和利用是一对矛盾。但是随着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认识的拓宽,文物保护和利用并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处理好了,既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又可以发挥文化遗产应有的社会、文化、经济、情感等价值,也可以让文化遗产更好地传递给子孙后代。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处长郑军代柴晓明院长宣读报告张捷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书法景观的空间受到挤压,原本很多地方是书法景观的体现空间,现在有很多东西来替代它。有的是受全球化的冲击,有的受电脑的影响。近年在城市景观建设中书法元素逐渐增多。广州、南京、成都、西安、厦门、常德、徐州、北京、无锡等地出现了相应的新建以书法景观为特征的街区、广场、现代商贸或旅游景观。一些旅游目的地开始要建设以书法文化为基本景观和产品的“中国书法公园”。书法已经被作为景观元素运用于旅游景区或城市街区的文脉展示并有相应研究。书法景观遗产是地方文脉的直接体现,书法景观遗产值得深入调查。书法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开发模式是未来中国旅游业发展重要战略。因为全球化时代,使得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象征的价值愈来愈显得重要,而书法恰恰可以是承载这种认同和象征的遗产载体。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捷发言安来顺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长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没有一家赢的道理,要确保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平等介入,包括民主参与,不以危及资产资源完整性为前提,为社区发展注入动力,帮助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利益分析,确保基层的利益方切实获取经济和社会利益;以真实可信的高品质阐释活动,传达当地声音和遗产价值,社区获得能力建设机会,直接参与遗产旅游活动,避免文化掮客从中获利或侵犯社区知识产权。要审慎实施遗产旅游项目,要最大限度地使用当地专家和其他资源,确保遗产资源得以负责任地使用。敦促遗产旅游机构提示和规范旅游者的行为,尤其对脆弱的文化生态怀有必要的尊重和敬畏。还可以将旅游收入设立专门基金,确保旅游的经济收益的同时,用于遗产保护、开发、维护、诠释和社区能力建设。将培训作为保护和推动文化多元性的途径,尤其要加强解说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志愿者能力建设。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长安来顺发言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要坚持执行法律法规,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不能动摇。只有依法保护,才是做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根本保障。莫高窟在实现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双赢,做了六方面的探索:制订有效保护和科学旅游服务管理的专项法规和专项规划;整体有效保护莫高窟的洞窟和壁画、彩塑的本体及其赋存环境;坚持对全部开放洞窟微环境的常年实时监测;开展洞窟日游客最高承载量研究和设置;集全院之力,做好旅游开放服务和管理;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和建立参观新模式。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政策性、持久性、专业性的特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是法定的文化遗产保管机构应承担的使命和职责。文化遗产的旅游,一定要依靠文化遗产保管机构的努力,才能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发言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副总编辑平衡文物保护与开发有三个要点:严格保护有边界,保护首先让市民受益,搭建城市多功能文化平台。各级文物部门要为旅游活动划定界限,使文化遗产资源“加工”的过程“合理合法”。在此基础上,文物系统积极参与旅游商品的开发,使旅游商品具有更高的文化含量、与当地文化更紧密的结合度和更多的推陈出新的机会。文物旅游是产业,其发展主体理应是企业。但文物资源又是不可再生资源,所以文物资源在商业性利用时如何被经营、被监督就是管理制度设计的重点。做到可移动文物的交易方式要规范,不可移动文物的经营空间范围和业务范围要规范,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经营主体要规范。在搭建城市多功能文化平台方面,例如,美国每年时尚圈盛典就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西安博物馆内也会经常举办各类城市活动,这样才能够形成特色化、差异化、可竞争的产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副总编辑苏杨发言邝积康广东江门市旅游局局长文化遗产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既要保护文物本体,更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村民的生产生活、民俗风情等。要把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把提高文物保护发展水平与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结合起来。旅游产业发展要想长远,必须抢占文化高地。未来,江门旅游要坚持三个差异化:面对省内市场主打城乡差异化,将江门要打造现代人的心灵家园、都市人的休闲小站;面对全国市场主打地域差异化,要做好滨海概念,大数据显示,赴江门旅游增长最快的地方是贵州,贵州人来江门看海看碉楼;国际市场主打文化差异化,要发挥好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江门现在有两个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和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川岛的海丝遗迹若能成功申遗,江门将成为全国罕有、广东唯一的拥有3个世界遗产的地级市。广东江门市旅游局局长邝积康发言【焦点对话】“文化遗产需要旅游实现价值,旅游需要文化遗产作为资源”,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如何才能实现共赢?国内文物界、旅游界的著名专家罕见聚首,双方就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低端旅游是否冲击文化遗产保护等焦点话题展开热议。文物界与旅游界专家对话沙龙焦点1: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是什么关系?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表示,推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可以减轻贫困,给当地带来就业,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所以在这一前提下,旅游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一条船,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江门市旅游局局长邝积康认为,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就像夫妻,一个管资源,一个用资源,有时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在可持续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处理得好,就家和万事兴。文化遗产是“女怕嫁错郎”,所以找旅游发展商的时候,要找可持续的、负责任的“帅哥”,而不是乱配对。文化遗产如果找的是过度商业化的旅游、不负责任的旅游,肯定要离婚。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长安来顺认为,文化遗产旅游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各利益相关方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要想取得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找到各方的发展空间。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在属性上有差异,不能无视这个差异,但又不能人为放大这种差异。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平等对待各利益相关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直言,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文化遗产,要像保护生态那样保护文化遗产。决不能脑袋一拍,说拆就拆。与会嘉宾踊跃发言焦点2:低端旅游是否冲击文化遗产保护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出在低端旅游,是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文化旅游遗产地为接待游客花的成本,无法在低端旅游上收回,还要自己掏钱维护,等于盘剥了遗产利益。应该严格监管低端旅游,一方面可以提升旅游整体水平,另一方面才能达到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如果放任低端旅游,矛盾将越来越突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张朝枝坦言,大家都知道低端旅游不好,但是为什么又不断推动低端旅游?根本原因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符合地方旅游发展、经济增长的逻辑。旅游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不动产管理。旅游是用来提高人气的,而真正的引领模式是不动产。大力发展低端旅游,政府的GDP上来了,地方税收也增加了,土地也升值了。江门市旅游局局长邝积康认为,旅游被李克强总理定义“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旅游的本质就是让民众体验快乐、享受幸福。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旅游,在创造幸福、传播快乐方面,双方是可以携手共进的。要强调的是,不管是高端旅游,还是低端旅游,都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服务者要提供负责任的产品,游客要做负责任的旅游。文旅专家论剑争鸣来源: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江门市旅游局

  • 2017-04-10 中国遗产

    关于举办“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的通知

  • 2016-12-13 中国遗产

    关于免费赠送《建筑遗产》(2016/2)并优惠征订2017年《建筑遗产》的启事

  • 2016-10-12 中国遗产

    转载:关于举办“更多参与,更好保护-首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的公告

    关于举办“更多参与,更好保护-首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的公告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意识和行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举办首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此次论坛以“更多参与、更好保护”为主题,旨在搭建联系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平台,以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为形成文物保护全民参与,保护成果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做出积极努力。会议名称更多参与、更好保护-首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主办单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光明日报》社论坛时间2016年11月3日(11月2日下午报到,4日离会)论坛地点北京四川龙爪树宾馆参会范围凡各级各类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性基金会均可报名参加;凡全国及地方民间发起的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社会组织均可报名参加;邀请部分全国性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社会团体代表;邀请部分高校、研究机构相关方面专家、学者;邀请部分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代表。论坛议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政策和机制;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法制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文物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实践与探索。论坛费用主办方承担论坛的会务费用及会议期间的住宿费及餐费,与会者的往返交通费敬请自理。论坛征文论坛现开展征文活动,主要征集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相关方面的文章。其中论文要求结合文物保护及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要求实践经验与总结思考并重,结合议题提出问题、建议。录用稿件收录到论坛文集,优秀稿件将在会议上安排发言或案例展示。稿件请于10月20日前邮件发送至征文邮箱,论坛概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请有意参会的组织代表填写后附回执, 于10月17日前邮件至报名邮箱或快递至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感谢支持,敬请光临。报名及征文邮箱:sfchcinfo@163.com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 010-56792285参会咨询:邢 洁 18614036925会务联系:孙 群 13810649998 伦君洋 18610314119附:参会回执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2016年9月23日

  • 2016-07-15 中国遗产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以符合世界遗产第iii、vi标准,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9处,继续保持世界第二的领先地位。

  • 2016-04-08 中国遗产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学习心得---历史街区复兴之道

    应避免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原有生活和社区结构的强制性改造,避免对文物古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损害。应尊重和珍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当地居民应当成为保护工作的主要力量参与相关保护工作。文/王军历史街区见证了城市曾经的繁华,承载着宝贵的文化记忆,却在过去几十年和平建设中日益衰落,陷入房危屋破的窘境,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国内诸多城市的一大难题。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如何保护古街老宅,各地不断探索,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还有没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一些城市推行的所谓街区保护,仅停留在物质形体层面,要么将居民全部迁出,将历史街区当作“化石”般留存,要么引入房地产开发模式,成片成片拆房迁人,大造仿古建筑。前者使历史街区失去了灵魂,后者让历史街区魂魄皆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组织修订的2015年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下称《中国准则》)提出对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不仅要考虑城市肌理和建筑体量、密度、高度、色彩、材料等因素,同时也应保护、延续仍保持活力的文化传统”,“保护不是要将它们固定在某一时间点,而是要对它们的发展和变化加以管理,使之在适应现代生活的基础上,能够不断展示它们所继承和发展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对这类具有‘活态’的文物古迹,保持其活力也是对文物古迹价值的保护。应避免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原有生活和社区结构的强制性改造,避免对文物古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损害。应尊重和珍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当地居民应当成为保护工作的主要力量参与相关保护工作。”主持修订工作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童明康撰文指出,保护文化传统是对以前保护原则的有机补充,是指导活态遗产保护的原则之一,体现了2015年版《中国准则》的先进性。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为例,按照传统的物质遗产保护方法加固所有梯田并不现实,但如果保护了当地村民将水源林视为寨神林,选举村中最具公信力者掌管水的分配,丰收后各家拿出食物共享长街宴以增进友谊等文化传统,保持了当地的水稻生产方式,则梯田有人维护,整个文化景观也就自然得到了保护。这样的指导思想对历史街区同样适用。中国古代城市以统一规划闻名于世,历史上却不靠统一改造来保持房屋质量。千百年来,中国城市住房不需要政府透支财力,多通过产权人自我修缮维护。这当中,产权稳定、市场流通、管理有序,蕴含着宝贵的人文传统。这样的传统得到了传承,老房子就有人维护,整个历史街区也就自然得到了保护,像哈尼梯田那样。古人有言“富贵不过三代”,一个家庭到了第三代,随着人口增加、房屋不敷使用,势必分家。这时,可交易的产权、公平的房地产市场便能帮助家庭成员分家析产,各置家业,而不会让他们困在老宅中无法脱身,挤成一个大杂院。由于产权稳定,购房者有信心真金白银地修缮或更新房屋。在这样的机制下,老街区便能自然呼吸、自然生长。官方只需制定营造标准加以管理,就能使分散的房屋建设保持统一基调,形成和谐的城市景观。也有过历史教训。清代顺治年间曾将北京内城房屋收为旗产,性质属国有,分配给旗人居住,禁止买卖。可随着时光推移,旗人因贫富分化而出现大量房屋典当行为,加之城市人口增长造成住房紧张,政府负担沉重,促使旗房不断向私有化、民房化转化。旗房自康熙年间被允许在旗内买卖,雍正年间准许旗人购买官房,乾隆年间实现了产权私有,咸丰年间开放了旗产买卖。这一过程表明,住房的质量维持与持续供给,政府很难一手支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非常重要;明晰而可交易的产权,如同城市的细胞之核,细胞核一旦病变或灭失,城市的肌体就会失去健康。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部门对房地产重新登记,发放房地产所有证。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这激发了产权人自我修缮房屋并爱惜其名下资产。可是,极左时期,房屋产权体系遭到破坏,私房或被违法充公,或被违法侵占,大杂院和危房问题由此产生。文革结束后,对私房政策的落实经历了漫长过程,房屋质量加速恶化。以北京为例,1952年的调查显示,城区危险房屋仅为城区旧有房屋的4.9%。可到了1990年,旧城内三、四、五类房(一般损坏房、严重损坏房和危险房),达到平房总量的50%左右。政府部门遂通过强制性拆迁方式启动改造计划。面对推土机的强势,加上产权混乱,老房子虽然身处黄金宝地,也是无人敢买、无人敢修,它们不是被拆掉,就是陷入更为严重的衰败。历史街区存在的这类问题,看似物质形态问题,实为城市生长机制问题。2015年版《中国准则》在生长机制上发力,可谓对症下药。事实上,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已在国内首次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机制作出规定:“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其着眼点,正是修复城市自然生长的传统。如能全面深入推行这一保护机制,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产权问题,制定以财产权保护为核心的政策,衰落的历史街区就可能去除沉疴,焕发活力。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4月4日第14期

  • 2016-03-28 中国遗产

    江南水乡古镇申遗前期预研究成果通报会在苏州召开

    2016年3月23日,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办组织的“江南水乡古镇申遗前期预研究成果通报会”在江苏省苏州市会议中心召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童明康理事长出席了会议。国家文物局已将“江南水乡古镇”申遗项目列入“十三五”世界遗产申报计划,由苏州市作为联合申遗的牵头城市,在苏州市文物局设联合申遗办公室。来自江苏、浙江两省、三个地级市、九个县级市和十三个古镇的政府主要分管领导参加了工作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汇报了“江南水乡古镇”申遗的预研究成果和对各古镇申遗现状的评估,并与参会的各地负责人、专家沟通,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各古镇领导汇报了各自的申遗工作。童明康理事长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预研究成果和苏州市作为牵头城市在过去一年间取得的巨大进步,对各古镇的申遗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童明康结合多年领导世界遗产申报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经验,对中国目前申遗的现状和趋势发表了自己的洞见,重申了国家文物局“四个倾斜”的申遗战略:向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省份倾斜、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向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倾斜和向申遗工作做的好的项目倾斜。他也对“江南水乡古镇”申遗的整体策略和接下来的保护整治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强调申遗要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惠及当地民生的原则。参会的几十位同行就申遗工作下一步的实施计划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形成了明确的共识和工作方向。各部门表示将协同努力、按照要求制定工作方案,专业理性地推进申遗工作的顺利进行。会后,童明康理事长考察了震泽、沙溪和锦溪三处江南水乡古镇,并对申遗的准备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

  • 2015-08-04 中国遗产

    建筑不老,遗产永恒——我国首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博览会”将于8月在沪举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精神,促进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技术交流,普及建筑文化遗产知识,弘扬优秀建筑文化,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ICOMOSCHINA)、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将联合主办“2015(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博览会”(简称“上海建博会”)。该博览会将于2015年8月28~3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市延安中路1000号)举办,是我国首届“国际建筑遗产保护博览会”。专业的组织机构主办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支持单位: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北京国文琰文物保护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协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承办单位:上海建为历保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点意空间国际展览集团“建博会”将邀请来自中国、美国及欧洲各国建筑遗产保护行业相关单位参展。目的为促进我国文化遗产管理部门、保护研究机构、产业间相关企事业单位在学术及众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国内外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领域的从业人士提供一个国际化、专业化、零距离、多维度的有效平台,从而推动建筑遗产保护产业理念与技术的升级。展览分为五大展区保护案例展、技术工艺展、材料设备展、高新技术展、书刊媒介展强大的参展单位目前已有约70家遗产保护领域内的代表性机构将参加展览展示活动,境外、港澳知名保护单位包括:USA Architecture preservation studio、PurcellUK、Ardig GmbH、Linsinger ZT GmbH、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澳门文化局等;参展的国内高等院校及其下属机构包括: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广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等。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保护研究、设计、施工单位包括:北京国文琰文物保护发展有限公司、云冈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古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住总集团等。建筑遗产类纪念馆也将纷纷展示各自保护利用的实践,包括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石刻石艺博物馆、青岛德国总督府旧址纪念馆、邬达克纪念馆等。此外,众多材料设备单位、高新技术应用单位,以及业界主要媒体单位也将参与展览展示活动。高质量的国际学术论坛展览期间,将举行四场国际学术论坛,邀请国内外建筑遗产保护代表人士,介绍保护理论、技术研究和设计、施工实践最新进展与动态。活动日程如下(下载地址:http://www.icomoschina.org.cn/download.php?class=45):丰富的公众体验活动为了让公众亲手体会遗产中的手工匠作技艺,展会将为公众提供遗产修缮技艺手工操作机会,包括:彩色玻璃修复、灰塑捏制、油饰彩绘、木构件修复等,丰富的手工坊体验活动,力争让每一位有兴趣的普通公众也能体验一把传统工艺的惊喜。此外,组委会将为展会量身定制上海经典案例走读活动,带领大家深入走近上海的优秀建筑遗产。“上海建博会”欢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各单位的参与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为进一步扩大文化遗产保护在公众中的影响,推动我国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行业的前进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多信息敬请关注展会官网网站 www.ahp-expo.cn官方微信公众号:AHPIchina

  • 2015-07-06 中国遗产

    中国土司遗产(Tusi Sites)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5年7月4日(当地时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联合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在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中表示,“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使生活在中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更广大区域和更多民族间得到传播,中国政府在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努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肯定。

  • 2014-11-20 中国遗产

    第六次全国文物保护工程会在济南召开

    11月20日,第六次全国文物保护工程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山东省政府特邀咨询张建国,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谢 治秀出席会议并为首届(2013年度)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获奖项目颁发荣誉证书。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代表近百位参加会议。 童明康在题为《深化改革、规范管理,推进文物保护工程的全面发展》的工作报告中系统梳理了这两年文物保护工程的改革成果和最新进展,分析了当前文物保护工 程的新形势,并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分四个方面进行了部署。他强调,要以深化改革为重点,建立科学完善的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体系。着力解决“管什么、谁来 管、怎么管”,“保什么、怎么保、怎么用”等根本问题,尽快实现从“办事业”向“管事业”的转变。要以加强执法、规范管理为抓手,切实提高工程管理水平。 继续扩大“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奖”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多资质单位参与评选活动,接受全行业和社会各界的检阅、评判和监督。要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理念,促 进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以新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作为行业最高准则进行推广,同时高度重视日常养护和岁修工作。要加强人才培养和资质管理 工作,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通过重点工程实施,带动和培养中青年骨干力量、行业带头团队,形成良好的人才梯队。 山东、西藏和江西的代表作了发言。在分组讨论环节,大家结合实际,畅所欲言,就工作报告以及古建筑工程编制要求、保养维护、竣工验收等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并提出建议。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2013年和2014年是文物保护工程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保护理念不断创新,实践基础不断夯实。《中国文物古迹保 护准则》修订工作顺利完成,编制完成了乡土建筑、名人故居、工业遗产等一系列保护利用的规范性文件,工程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 善,如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文物建筑防雷技术规范》,组织编制完成了南北方定额、申报文本编写要求、工程监理规范和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等一批重要标准规 范。随着西藏“十二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山西南部早期建筑保护工程、样板工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等重点工程的有序实施,文物保护工程的影响不再局限于行 业内,而是已经逐步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冰 周成)

  • 2014-11-18 中国遗产

    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正式成立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进一步简政 放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相关精神,经过一年多时间充分酝酿和认真筹备,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筹备组于2014年11月1日上午在成都召开“四川省古 迹遗址保护协会成立大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四川省文化厅长、四川省文物局长郑晓幸应邀出席会议并为协会正式成立揭 牌。 会议由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主持,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朱小南代表协会致欢迎辞并通报了协会筹备情况以及 下一阶段工作方向和重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主任冯健,专家代表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高工何发亮,协会发起单位代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毅先后在会上作了发言;四川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罗百益代表省民政厅对协会成立表示祝贺并对协会加强依法、规范管理提出要求。 郑晓幸在讲话中对全省文物系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深刻领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在依法治国方略中文物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二要牢牢坚持改 革创新工作基调,准确把握文物系统改革任务;三要大力发挥行业协会重要作用,扎实推动全省文物事业繁荣发展。同时,他协会提出了要依法合规、接受监督,发 挥优势、搭建平台,加强建设、团结队伍的希望。 童明康在讲话中首先对协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对四川省的文物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成立,对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专业咨询作用,加强文物保护工程管理,推动社会组织承担或参与行业管理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刚刚成立的四川省古迹遗 址保护协会,他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打好基础,完善制度,规范内部管理。协会要严格依法依规,既要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又要有利于激发活力,形成自我管 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二是找准定位、稳步推进、加强能力建设。协会应团结全省文物工作者和热爱文物事业的人士,在文物保护业务咨询、文物保 护规划和方案审核、文物保护资质管理等,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人才、信息、机制的优势,在承接政府购买和社会需要的相关服务时,保证时效与质量。三是加强 沟通、做好宣传、促进事业的发展。协会应当好省文物局的参谋,积极向社会提供咨询、宣传文物事业的伟大成就,并加强与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其他省的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和文物系统其他协会的联系与沟通,互相促进,共同推动文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关强,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琼,成都市文化(文物)局长王进等有关领导,以及中国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部分专委会、全省文物系统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的100多名代表受邀参加了会议。四川省古迹遗址协会的成立、不仅对全省文物事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在积极推进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和第三方专业技术咨询评估等方面具有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