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系列之伊朗：看不见的花园可以感知的天堂

今年2月，伊朗景观协会通过ICOMOS CHINA向中国同行发出邀请，希望可以去伊朗参加他们组织的世界遗产波斯花园研学游。最终协会有7名会员得以成行，参加了4月27到5月4日八天五个城市密集的旅程，以下是ICOMOS CHINA对伊朗这一独特遗产的介绍，以及两位幸运的会员亲身体验带来的波斯花园游后感。Somewhere beyond right and wrong, there is a garden. I will meet you there.”–Rumi“是非之外，有一座花园。我会在那里和你相遇”-鲁米细密画中的波斯花园伊朗高原并不是建造花园的理想场所，甚至可以算条件恶劣：大部分地区位于内陆高原，沙漠和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雨量仅有30-250毫米。寒冬酷暑，昼夜温差大，更有强风夹杂沙尘席卷整个高原，植被稀少。这让在这里诞生并对世界园林产生深远影响的波斯花园更像一个奇迹。波斯花园是一个完全人造的生态环境，实现它除了需要高超的水利、建筑、土壤改良、植物栽培等工程技术，还需要一个近乎执念的理想：在尘世建造天堂。正如通过古希腊、拉丁语传入欧洲语言的Paradise (天堂) 源自古波斯语的Pardis, 指的即是围墙环绕的花园。Bagh-e Shahzadeh, Mahan, Kerman province波斯花园的雏形据传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同时期的装饰陶器上有波斯花园典型的垂直交叉布局，而今天已知现存最早的波斯花园是始建于公元前529年的阿锲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的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的花园: 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位于今天伊朗的法尔斯省，是世界遗产九座波斯花园之一。尽管波斯花园明显受到邻近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文明的影响，但研究表明居鲁士大帝还是做了野心更大的创新，他开始在花园中使用石材建造几何对称的水渠和水池，水被更精确的设计，以实现一种完美的平衡，也终于完成了波斯花园的原型Chahar Bagh, 直译为四（分）花园，说明了波斯花园的典型布局---用墙形成四边围合空间，主建筑前矩形或方形的水池为中心，以水渠分流四处。四个象限代表着古代波斯人相信的上帝创造的世界包含的四大元素（天、地、水、植物），而水是生命之源。自此，创造人间天堂般的波斯花园的意象形成，并传播至周边的文明，影响了包括塞琉古帝国的希腊花园和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花园。萨珊王朝时兴盛的琐罗亚兹德教同样强调四元素构成世界（水、火、土、风），而圣经和古兰经中天堂的景象也完全呼应了波斯花园的原型：伊甸园正是被四条交叉的河流滋养，古兰经中天堂被直接描绘为波斯花园的模样。Chahar Bagh 原型重建(Mahvash Alemi绘制)细密画中的波斯花园细密画中的波斯花园和伊甸园作为几何园林的原型，波斯花园与欧洲的几何园林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在更复杂的设计中首要考虑的是人的视角和视线。而前者几乎不是视觉的，或者是上帝视角，自上而下，不讲透视、景深… 众生平等。波斯花园实则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精神性的，像那些制造树荫的高大树木，指向天空和永恒。上帝是世界的园丁和时间的设计者，波斯花园是这一古老信仰的创造性的体现。波斯花园作为天堂的象征，也有非常真实的功能性。伊甸园代表的富饶、愉悦和生命力是经过历史证实的。为营建花园，富人会先选择合理的风向和水流方向，选择土地，修建坎儿井、改良土壤、种植植物……在荒芜之地开辟一小片乐土，也将恶劣的环境变得逐渐宜居，继而蔓延，周边出现农田，成为更大的聚居地、村庄和城市诞生和发展的序曲。历史上，伊斯法罕和设拉子都是这种发展模式。因此，波斯花园又是伊朗人对自然资源的完美利用，是这片特殊土地上生长的文明之花。波斯花园所体现的精神世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伊朗艺术中普遍存在，包括文学、绘画、音乐、传统建筑和手工艺品（波斯地毯）。波斯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们都不吝笔墨的描绘过波斯花园，Ferdowsi将整个伊朗比作一个大花园，而萨迪的两本诗集名字分别叫《蔷薇园》和《果园》，细密画和波斯地毯中花园作为人间天堂也是最常见的主题。萨法维时期地毯中的波斯花园清真寺建筑中的波斯花园植物装饰作为园林，波斯花园却和视觉景观几乎毫无关系，空间和时间也不再重要，它更像是用流水、光线、植物和古老的智慧作成的诗，既抽象又鲜活，诉说一片土地真实的梦。每一座波斯花园一定都是完美的，如果你用心感知，它可以轻声吟唱出波斯文明的全部。以上图片来源：波斯花园世界遗产申报文本知识框：波斯花园世界遗产：伊朗有九座波斯花园是世界遗产，帕萨尔加德是现存已知最古老的一个。而伊朗之外，还有五座波斯花园是世界遗产，都大名鼎鼎：印度的泰姬陵和胡马雍陵，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阿富汗的巴布尔，还有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阿尔布罕宫的花园。巴基斯坦拉合尔堡夏利玛尔花园泰姬陵13世纪蒙古征服者将波斯花园带到了帝国的行省，包括印度阿尔布罕宫随着古兰经中的天堂描述，波斯花园被摩尔人带到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以上图片来源：网络参考文献：http://whc.unesco.org/uploads/nominations/1372.pdf波斯花园伊朗世界遗产申报文本（2011）波斯花园游后感亦然这次由伊朗景观协会组织的第四期伊朗景观文化体验团，取名叫“品味天堂——taste the paradise”，用的是英文中的品尝taste一词。一开始我以为可能行程中会有跟美食相关的部分以此作为噱头，然而行程结束回望的时候才发现这一词语所含的深意。主题为景观当然是以世界遗产中的“波斯花园”为行程主题。行程中绝大部分的游览内容都是波斯花园的组成要素。一行有不少是和景观相关的人士，甚至就是景观建筑师；当然也有部分是同去的专业小白。所以从第一个景点开始，关于“波斯花园”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色，这一系列问题就成了一路的主题。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向导不但是自身是专业导游，更是专业的景观建筑师。他反复强调，在波斯花园中景观建筑师扮演了一个如何重要的角色，而这一角色，其实一直都被忽略了。然而，当我们提出除了“波斯花园”视觉上的那些明显的特征之外，景观建筑师重要的功能还有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表示，在设拉子、德黑兰，这些地方还不明显，要到旅途的后半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波斯花园”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恍然大悟的一刻出现在亚兹德附近的一处不算最出名的花园，这座花园现在已经成为公园，但周围不是繁华的城市，而是荒芜干枯的乡村，树木稀少空气干燥，连建筑都是不起眼的土色，可是就在坎儿井引来的涓涓水边种植着因水而生的高大梧桐，十字交叉的水系，中间是一滩碧水，虽然只是浅浅的小池，但倒映天光与建筑外绿色的植物，所谓的人造绿洲不过如此，仿佛裁剪出了一片天堂。至于此，我瞬间能够理解几分“波斯花园”对于波斯民族的意义，也明白了主办方提出“品味天堂”这一主题的深刻含义——品味，表明你要身处其中，用各种感官去感受。当然，这种感受在10天半个月仅仅是浅尝辄止，这次的体验也让我更深的体会到所谓真实性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含义，也不免想到我们在初到波斯花园时犯的幼稚错误，总是追寻这座花园设计者是谁在什么年代建造，这些都不如这一片梦想的天堂，对于波斯人来得真实。亚兹德附近梅利兹某商人花园青葵Paradise这个词，最早源自于阿契美尼亚时代（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古波斯语paridaida-，意思是被围墙环绕的地方。后来，这个词演变为parádeisos，被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们用来描述阿契美尼亚帝国的波斯花园。再后来，它就成了天堂。尽管本无此意，但波斯花园的确可以说是伊朗中部沙漠里的天堂。从精美的照片和详尽的平面图中，人们看到的波斯花园可能是规整的矩形平面，是清晰有序的轴线，是轴线尽端或者中心精美的建筑。只有在亲身穿行过干燥、炎热、飞扬着风沙的沙漠之后，到达和徜徉在波斯花园之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它是对身心不同感官体验的精巧设计。喷泉与流水被精心地组织，通过坡度和细部的设计形成平静的水面或跳动的水流，带来不同的视觉（倒影）、听觉（流水声）和触觉（如果你把脚伸进水里）感受；园中的树木和其它植物提供了荫凉，也提供庇护感，很多时候还是宜人香味和可口食物的来源；花园的中心建筑，通常是开敞的亭阁，既是花园中的视觉焦点，也提供了休憩观景的场所，而走进里面之前，你永远无法预测里面有一幅怎样的景象，是七彩的玻璃还是眩目的境厅。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位伊朗的环境设计师认为，他心目中波斯花园的精髓并不是古代哲学思想的演绎，而是一种极致的人地关系的处理——“Making microclimat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伊朗设拉子NarengestanGardenDolat Abad Garden,Azid相关文章：世界遗产波斯花园考察招募

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阿什哈巴德决议

基于国际合作与共同努力，以及2009年至2015年四届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的成果，两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文本被编写完成。世界遗产委员会在2014年6月于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阅了这两部文本，并于此届大会上通过决议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同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样在此次大会的议程中，由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申报的世界文化遗址项目：“丝绸之路：片治肯特——撒马尔罕——颇肯特廊道”重新被送交回各成员国学习，吸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以及世界文化遗址中心提出的意见，落实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予的建议。本第五届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会议汇集了来自13个国家的专家与代表，其中11个国家来自丝绸之路国际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国，包括：阿富汗，中国，伊朗，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2个合作伙伴国家：阿塞拜疆与俄罗斯。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以及其他国际智力支持外，如中亚国际研究所（IICAS）和伦敦大学等，本届会议同样邀请了作为协调委员会秘书处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的代表，为本次会议的议题提供技术协助与支持。本次会议，作为2018年土库曼斯坦“丝绸之路之心脏——土库曼斯坦”主题活动的特殊环节，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基金项目“支持中亚国家申报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第二阶段）”的部分资金支持，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政府世界遗产基金捐赠的资金支持。目标：本届阿什哈巴德会议的目标旨在与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国之间分享之前的实用经验，为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址点的保护，制定一个清晰的，可实现的长远目标：特别是针对以下几项：1、审阅并更新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职权范围，改善委员会工作方式；2、选举两名新任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3、加强对首次申遗成功的系列跨国世界遗产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保护状况的有效监测，加强文化遗址点保护与管理的协调工作；4、回顾目前准备重新提交申遗的“丝绸之路：片治肯特——撒马尔罕——颇肯特廊道”相关工作情况；5、回顾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相关其他项目工作情况，包括丝绸之路南亚段（尼泊尔，不丹，中国，印度）与“丝绸之路：费尔干纳-锡尔河遗产廊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6、介绍和分享“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伦敦，2017年5月）相关成果。此外，应与会国代表要求，会议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丝绸之路专题研究》继续深化并覆盖东亚、西亚区域的潜在需求进行了讨论。主要成果：与会代表做出了以下决议：1、更新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职权范围；2、欢迎俄罗斯联邦与阿塞拜疆两国加入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3、选举国家遗产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吕舟，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席阿曼贝娃•巴克特女士任职丝绸之路世界遗址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的联合主席。4、进一步加强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对首次申遗成功的跨国系列世界遗产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保护管理状况的有效监测，5、要求所有参与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的国家提交其申报遗产地的保护状况报告，包括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跨国联合的保护状况报告6、重新调整协调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从列入申遗名录到保护工作，重点提升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的协调，尤其是考虑到一些中亚国家正在面临的文化遗产保护关键问题，比如最近在世界遗产委员会议议程上审阅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的路网”。（见决议40 COM 7B.34,41 COM 7B.88和42 COM.7B.5）7、号召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国筹备必要资金与资源，以针对各丝路遗产廊道，进行基于遗产价值的遗产档案建设、保护、规划、管理、协调与监测工作，以及申遗文本的编写。8、通过在线交流等手段，与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秘书处IICC-X合作，强化中亚、南亚以及中国的专家组功能及其联系；9、呼吁委员会各成员国，特别是各国政府机构，教科文组织驻各国委员会，和（或）负责世界遗产的有关当局，提高筹备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技术能力（独立及跨国申报项目）；10、根据修订后的协调委员会章程，为丝绸之路潜在申报项目（独立及跨国申报项目）发展并实施适当的协调委员会管理制度；11、加强针对申遗文本筹备期间相关信息的交流与沟通；12、欢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申遗项目,“丝绸之路：片治肯特-撒马尔罕-颇肯特廊道”工作组继续推进申遗工作，乐于看到中亚国际研究所（IICAS）作为该廊道申遗提供协调方与秘书处所发挥的职能，同时欢迎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国与组织提供的更多的帮助；13、欢迎土库曼斯坦加入“丝绸之路：片治肯特——撒马尔罕——颇肯特廊道”申报项目，使该项目延伸至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卡拉库姆“阿姆-梅尔夫”段；14、根据2014年达成的协议，鼓励中国，不丹，印度以及尼泊尔在丝绸之路南亚段申遗工作中相互密切的咨询与合作，同时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相关决议，鼓励阿富汗，孟加拉国，缅甸与巴基斯坦等国积极参与丝绸之路南亚段申遗工作；（决议42COM9A和42COM12A）；15、根据2018年10月于阿拉木图会议达成的协议，鼓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丝绸之路：费尔干纳-锡尔河遗产廊道”申遗工作中相互密切的咨询与合作，并满意地承认哈萨克斯坦文化与体育部作为该条廊道申遗提供的协调方与秘书处的职能；16、依据“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会议”（伦敦，2017年5月）相关成果，认为针对海上丝绸之路不属于本协调委员会的任务，因此应采取不同的申遗方法更为恰当，并鼓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相关各国建立与本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相似的协调机制；17、应与会国代表要求，了解到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丝绸之路专题研究》继续深化并覆盖东亚、西亚区域的潜在需要。会议欢迎来自伊朗代表的提案，拟于2019年秋季在伊朗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下一届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会议。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代表向以下单位致谢：-土库曼斯坦政府，特别鸣谢土库曼斯坦外交部，土库曼斯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土库曼斯坦文化部，以及其他各相关部门。他们主办了本次会议，并提供了热情的接待与支持，为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帮助；-同时鸣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德黑兰办事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中亚国际研究所以及为会议提供帮助的所有国际专家。译者：IICC-X杨雪晴

征集提名--2019国际文化景观保护及管理奖

梅利纳·梅尔库里国际文化景观保护和管理奖（MELINA MERCOURI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THE SAFEGUARDING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S）创建于1995年，该奖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希腊政府支持，以整体性保护的坚定拥护者、希腊前文化部长、著名女演员Melina Mercouri的名字命名，旨在奖励杰出的世界文化景观保护和发展行动范例。获奖者可以是个人、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并可获得30,000美元的奖金。本次奖项将在2019年秋季于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期间颁发，现已开放提名，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2019年4月30日（巴黎时间午夜，UTC + 1）。报名过程通过教科文组织网站在线进行，关于申请标准和流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hc.unesco.org/en/culturallandscapesprize/有关提名程序的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秘书处，电话：+33 1 45 68 18 21电子邮件：melinamercouriprize@unesco.org

国际资讯 | 2019年国际遗产会议/活动预告之一

蒋欣怡各位关心世界各地文化遗产活动的童鞋们，ICOMOS CHINA心力之作，“2019年国际遗产会议/活动”预告第一季发布，欲知详情，请多多关注！主办：美国ICOMOS题目：庆祝世界遗产（Celebration of World Heritage）时间：2019年春季：日期待定世界遗产庆典将纪念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士，为年轻的专业人士颁发奖项，以表彰其在历史保护技术领域的成就。该活动还将颁布国际遗产成就奖（Ann Webster Smith Award）——授予那些促进美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个人、团体或者机构。https://www.usicomos.org/主办：ICOMOS国际木质遗产科学委员会题目：聚焦非洲研讨会A Focus for Africa symposium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Wood Committee (IWC) Symposium促进木结构建筑保护的国际合作时间：2019年1月23-28日地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Addis Ababa, Ethiopia)http://iiwc.icomos.org/assets/icomos-iwc-symposium_ethiopia-4_background-information.pdf主办：UNESCO世界遗产中心题目：2019第六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姊妹会议：文化遗产在旅游业中的价值6TH UNESCO UNITWIN CONFERENCE 2019: Value of heritage for tourism游客能够以多种方式为遗产保护做出贡献，而遗产增加了目的地的吸引力和提升当地经济发展能力，从而证明遗产保护的合理性。时间：2019年4月8-12日地点：比利时鲁汶https://ees.kuleuven.be/unitwin2019/主办：EKABA 基金会题目：国际遗产安全科学研讨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ymposium on Safety in Heritage研讨会将重点关注文化遗产的安全问题，尤其是游客行为，关注超出建筑和公共空间安全要求的具体威胁。安全必须与遗产价值的保护相结合，并考虑与旅游和文化用途相关的特定风险。时间：2019年5月7-9日地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https://www.safetyinheritage.com/index.php/eng/主办：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题目：第二届“地理信息系统与复原”国际会议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matics and Restoration” - GEORES 2019该会议是世界地理信息和文化遗产修复两个领域的专家会面，分享、交流和探索遗产管理领域的共同需求和新方法。时间: 2019年5月8-10日地点：意大利米兰www.geores19.polimi.it主办：世界遗产城市组织（OWHC）克拉科夫世界大会Krakow World Congress主题：“遗产与旅游：当地社区和游客 - 分担责任”会议包括各主题的研讨会，青年计划和主题实地考察。时间：2019年6月2-5日地点：波兰克拉科夫https://www.ovpm.org/2018/05/16/krakow-world-congress-2019/主办：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The 43rd sess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时间：2019年6月30日-7月10日地点：阿塞拜疆首都巴库https://whc.unesco.org/en/news/1853主办：英国ICOMOS题目：海洋变化--沿海遗产和气候变化Sea Change: Coastal Heritage and Climate Change该会议是2018世界古迹观察的一部分，会议的目的是探究日益变化的气候对世界各地沿海建筑遗产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法。会议的重点是建筑遗产而不是自然遗产或栖息地。时间：2019年9月4-6日地点：英国布莱克浦 （Blackpool）http://www.icomos-uk.org/events/主办：澳大利亚ICOMOS题目：航空遗产会议 “Heritage of the Air” Conference该会议将在澳大利亚民航百年纪念期间举行，旨在反映澳大利亚及周边地区近100年来与航空相关的文化、历史以及技术变革，重点关注航空遗产。该会议还会推出名为“航空记忆”的展览以及以航空为主题的当地遗产旅游路线。时间：2019年11月14-17日地点：澳大利亚堪培拉https://australia.icomos.org/wp-content/uploads/Heritage-of-the-Air-2019.pdf主办：ICOMOS国际文化遗产记录科学委员会（CIPA）题目：第27届国际文化遗产记录科学委员会（CIPA）研讨会27th International CIPA symposium各国遗产记录领域的专家聚会，鼓励和促进制定文化遗产记录、文献和信息管理的原则。时间：2019年11月1-5日地点：西班牙阿维拉http://www.cipa2019.org/主办：UNESCO世界遗产中心The 22n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缔约国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将于2019年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日期待定）。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8条第1款，“公约”缔约国大会将在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举行第二十二届会议。时间：2019（日期待定）地点：法国巴黎其他活动题目：“通过亚洲殖民地遗址保护重新定义麻风/疾病”会议"Redefining Leprosy / Disease through Heritage Preservation of Colonial Sites in Asia" conference征集论文，并邀请相关专家探讨遗产保护和解释殖民地麻风病及其相关遗址的复杂性，会议聚焦亚洲，涉及人权、社会耻辱和后殖民和解。时间：2019年1月18-19日地点：韩国首尔巴斯遗产开放日 Heritage Open Days活动期间，居民和游客有机会免费参观巴斯周边地区的许多建筑和景点，这些地方通常不对公众开放或难以进入。时间：2019年9月13-22日地点：英国巴斯https://www.heritageopendays.org.uk/news-desk/news/2019-the-big-year巴斯博物馆周 Museum week每年秋季假期期间，巴斯和东北萨默塞特的博物馆和遗址都会举办特别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当地居民免费参观，作为博物馆周（以前称为传统开放周）的一部分。时间：2019年10月26日-11月3日地点：英国巴斯https://www.bathmuseumsweek.co.uk/2019世界遗产志愿者活动 World Heritage Volunteers (WHV) Campaign 2019为了实现共同承诺保护世界遗产的目标，世界遗产中心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在世界遗产地的活动，并加入世界遗产保护的青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https://whc.unesco.org/en/news/1905/

法国世界遗产管理学习考察报告

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策划组织、法国世界遗产协会主办的“法国世界文化遗产培训班”，于2018年11月2日至8日，在法国图尔市卢瓦尔河谷遗产管理机构办公地举办，该培训班课程是专门为中国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设计，旨在提高遗产地管理人员理论与实践水平。来自国内十余名遗产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和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培训，本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有幸参加了培训，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法国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先进理论理念教育，分享了他们在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一、培训基本概况：本次培训中、法双方都非常重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事先就培训内容多次与学员和法方进行了沟通协调，并由专人组织带队。法方根据中方学员对培训的期待和需求精心设计授课内容，主要围绕法国的遗产政策；文化遗产地、景观和城市保护区的预防性保护；世界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方案及措施：聚焦文化景观；旅游开发和文化传播；宣传、推广和市场运营等内容，在全法国范围内聘请了16名在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资深人员授课，辅以相应的案例分析与实地考察。课程设计紧贴需求，形式灵活，内容丰富。法国世界遗产保护协会主席让-弗朗索瓦·拉尼奥在培训期间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法国遗产保护政策和实践亲自授课，法国世界遗产协会总代表克洛依·坎波-蒙多宗女士自始至终组织培训并授课。在室内培训的同时还实地考察了肖蒙庄园城堡、香波堡、布卢瓦市、冯特浮劳修道院等卢瓦尔河谷地区世界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培训所在地图尔市是法国著名的历史艺术文化中心和法国中西部的交通枢纽，是15和16世纪法国王室的首都和圣人圣玛尔丁的故乡，现为安德尔-卢瓦尔省首府，现有人口 140,000。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也是法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图尔又被称作“小巴黎”，每年这里会接纳许多重要的名人，和承办一些国际的体育赛事。图尔也是大学城，这里容纳了近3万名国际留学生。图尔也被称为美食城，特色食物有很多比如（猪肉，鹅肉榨油后的）熟肉酱，葡萄酒，奶酪和牛轧糖等。图尔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圣玛尔丁圣殿、马尔穆蒂耶修道院旧址、查理曼塔和钟楼、圣儒略堂 (图尔)、图尔主教座堂、总主教宫、图尔城堡、古安大楼等众多古迹和许多中世纪半木结构房子，建筑物屋顶大都是蓝色石板（法文：Ardoise)，图尔也汇集了一些被称作“绿色遗产”的自然城市风光。 图尔老城区及周边大约175公顷的范围，在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也包括城堡区，圣马田及其周边地区。二、法国的世界遗产协会及世界遗产类型：法国世界遗产协会成立于2007年，有44个成员单位。主要工作是遗产地保护管理、宣传传播、可持续旅游与国际交流合作。法国截止2018年底有44处世界遗产，遗产类型丰富，管理特点各有不同。他们把遗产分为6大类：1、历史古迹与遗产地保护区2、历史古城和历史城区3、文化景观与广义遗产4、系列遗产5、自然遗产6、混合遗产三、法国几处遗产地的预防性保护、可持续管理与增值利用：1、肖蒙庄园的旅游增值和文化媒介卢瓦尔河畔肖蒙庄园始建于公元1000年前后，历史上一直为法国王室所有，1938年被转让给国家政府，2007年庄园划归法国中央大区政府所有。为了完善游人的参观体验，自2008年1月起，庄园全面更新了堡内的家具陈设，推出了更加引人入胜的游览路线，设置了历史原状陈列展、日常生活原状陈列展、图书馆自然艺术中心等，并提供10种语言的音频和视频导游器，每年都要邀请世界各国的著名艺术家来这里举办国际花园艺术节，游人在园中既可以参观历史悠久的城堡，也可以驻足国际花园节，了解国际造园新风尚，还能欣赏到艺术与自然中心的当代艺术创作以及大师们在本庄园实地完成的佳作，这里已成为“文化合作公共机构”和“三位一体”的综合景区。2、北部-加莱海峡采矿盆地的整治加莱海峡采矿盆地位于法国北部的加莱海峡大区，在18世纪至20世纪的300年中是法国煤矿业中心，北部-加莱海峡的采矿盆地遗址见证了从19世纪中期到 20世纪60年代欧洲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记录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状况。由于煤矿的开采北部-加莱海峡原本美丽的自然景观被与日俱增的一坑坑矿井和一堆堆矿渣取代，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长达120公里，面积12万公顷的煤矿区，过度采矿造成的地表下沉，运矿的隧道也犹如戳进大地的吸管，整日隆隆作响，黑乎乎的煤让这里成了法国污染最严重的地方。2004年法国政府决定关闭所有煤矿后，经过民间和政府的精心策划和有效治理，将矿村和矿渣堆成功打造成为风景优美，集文化与旅游于一身的文化景观，“这一景观”长达120公里，包括87个矿村、51个矿渣堆，成为人与自然互相结合的著名景点，吸引着众多的游客。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这个拥有300年历史的矿区列为与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等世界著名景观并列的世界遗产。在治理方面当地政府也曾尝试消除一切旧工业时代的 遗迹，让“黑城”变为“净地”。几百座矿渣堆、采矿场遗址、矿井旧址曾被炸药炸平，甚至被整个运走。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将这些能代表工业时代“缩影”的旧址保留下来，给人们留下历史的记忆，这样，老矿井、矿渣堆的纪念意义渐渐被人们所认识。2003年开始，曾经的矿工也成为申遗的支持者和发动者，当地矿业联合会也努力推动，他们大胆地将矿渣堆与埃及金字塔相比较，认为既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欣赏金字塔的壮丽优美，采矿遗留下来的矿渣堆也同样高耸壮丽，同时也是工人们的辛勤劳动成果，这些矿渣堆是“环境的绿洲”，已经成为新的生态系统，对自然环境起到的是积极的作用。随后，政府陆续出台政策，保护那些已经与自然融合的矿渣堆和下沉湖，改造再利用破败的矿工居民区，复原老矿场用作文化场地或者出租给商业机构。经过民间和政府的努力，如今废弃的煤矿区不仅没有成为荒凉和污染严重的无人区，反而成了当地的聚宝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黑乎乎的景观成了自然风景优美的都市圈，并于2012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个矿区身价陡增百倍，法国政府也是不惜大手笔的操作，在矿区重镇兰斯创建了卢浮宫兰斯分馆，把卢浮宫珍藏的一部分宝贝搬到北方来，其中包括德拉科瓦的名作《胜利引导人民》这样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为矿区吸引来众多的游客，同时也起到了平衡法国各地观光旅游资源的效果，避免文化资源过度集中到巴黎，而在其他地区形成文化沙漠。兰斯卢浮宫分馆无疑已经成为法国北部加莱矿区原址一颗美丽的文化珠宝。集生态与文化于一身的北部加莱海峡矿区的成功可以说是变废为宝的典型，值得推广和效仿。 3、加尔水道桥的遗产增值加尔水道桥位于法国南部的加尔省尼姆市，跨越流经尼姆的加尔河，建于公元前19年，是古罗马为供应城市生活用水而建的输水道。水道原长近50公里，现存的是横跨加尔河谷的一段，长268.83米，高49米。桥分上中下三层，下层行人，八拱，中层八拱，上层三十五拱，走水渠。 尼姆市最繁荣时有5万人口，加尔水道桥每天可供应尼姆市民人均400公升的水量。加尔水道桥是古罗马时期高度发达的水利建设工程技术的一个绝好例证，是从公元一世纪至今保留完好的古罗马引水渠，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随着旅游开发，原有的景观风貌被破坏，从1998年开始，由法国国家、大区、省、市镇四级政府派出代表组成行政管理委员会，历经10年时间对加尔水道桥遗产地进行治理，在治理中，他们坚持保护环境、保护遗产，提高游客接待能力和质量，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和尊重当地自然风貌、保护自然景观让其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让游客了解尊重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理念，在保护好标志性建筑加尔桥的同时，兼顾了旅游接待、当地生活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将原有的公路改成人行道变成徒步游览区，道路两旁及周边修建了电影院、互动博物馆、儿童趣味空间、灌木丛林的记忆园林等永久性室内或露天的历史探索空间，围绕地中海地区的“人、水和石头”以模型和复制品的形式设计了高卢-罗马文明，加尔水道桥建设、历史变迁和再现三个不同的主题展示。建筑群、内部家具以及外景装饰均以古迹为中心主题，建筑规格、材料及灯光布置均由世界闻名的设计大师主持设计，与自然景观很协调。 每年4月举办“灌木丛林盛会”，有自然知识展台、灌木丛林风情探秘、戏剧、音乐、马戏等，邀请景区所有游客一起庆祝春天的到来；6月中旬到8月中旬举办“相聚在河边”活动，有野餐、散步、划船、游泳、骑马等，让游客在法国梧桐树荫下尽情享受地中海的阳光和水岸；每年举办与地中海地区的“水、人和石头”主题有关的展览、研讨会、交流会、电影放映和实践活动。 每年吸引了过百万的游客，已成为法国十大游客最多的景点之一和嘉尔省政府的经济支柱，既很好地保护了遗产区的整体风貌，又较好地实现了遗产的增值。4、勃艮第葡萄园风土的价值推广勃艮第坐落于法国的中部，为古老的葡萄酒产区。勃艮第的葡萄酒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享有盛誉，历久不衰。勃艮第地区的喷泉修道院、唐莱城堡、埃普瓦斯城堡和罗曼尼康蒂都出产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勃艮第现有1200多个葡萄园地块，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并经过2000多年的人类耕作，造就了一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以体现风土为本的葡萄园耕作模式，每一片葡萄园因其具体的自然状况（地理位置、日照状况等）的不同，葡萄品种和种植方式也都不同，每个葡萄园产出的葡萄被单独酿造成独一无二的葡萄酒，这些酒以相应的葡萄园的名称来命名。2015年，勃艮第葡萄园风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当地酒农自发成立了葡萄园风土协会，协会主席由酒农担任。协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带领酒农、协调各方进行遗产、景观修复，申报世界遗产，申遗成功后，他们通过路边增设文化遗产标识路牌、宣传牌、导览图，设置统一的酒农广告牌、增设自行车宣传专道、制作《漫步勃艮第》手机APP、利用巴黎地铁、推介会、勃艮酒会、进校园，举办目光分享主题摄影展、仲夏葡萄园漫步、采石场歌舞狂欢夜、葡萄园风土之周、之月，申遗纪念日庆典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推广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使遗产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旅游活动地，其中一个庄园年接待就达150万人次。另外，冯特浮劳修道院在历经从修道院到监狱再转型为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在保护遗产的同时，通过开设餐厅、酒店、现代艺术博物馆、艺术家驻流创作项目基地等实现了遗产的有效利用。香波堡通过对16世纪到18世纪国王王室生活起居、礼仪接待陈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香波堡辉煌的历史。阿尔比主教城、布卢瓦城、冯特浮劳市等在文化遗产地、景观和城市保护区的预防性保护中，注重法规、规划和调动当地居民及社会机构主动参与遗产保护的做法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几点启示与借鉴（一）超前的理念和强烈的意识是搞好遗产保护管理的前提。加莱采矿盆地的煤矿关闭后并没有简单地夷为平地或废弃，而是经过科学合理的设计规划和整治，既完整地保留了工业时代的遗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又改造成了风景优美，集文化与旅游于一身的著名景点，变成了当地的聚宝盆。勃艮第葡萄园风土酒农自发成立协会，自下而上成功申遗并广泛持续开展宣传推介，有强烈的遗产保护意识，在法国这样的事例很多，对我国遗产地管理和许多资源枯竭工业转型型城市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二）充分调动遗产地居民和社会机构的积极性主动性，公众参与、各方联动，形成合力是搞好遗产保护管理的重要措施。布卢瓦城和冯特浮劳市从最初的遗产调查、保护管理规划的制订到实施，自始至终都充分听取当地居民和社会机构的意见，使遗产价值、保护管理规划和整治方案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有效调动了公众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变要我保护为我要保护，在居民住宅的修缮改造中都能自觉按照保护管理规划规定的风格材料出资治理。法国中央、大区、省、市镇四级政府与社会公众联动，真正形成了遗产保护的合力。我们在遗产管理中与当地居民和社会机构往往产生不少的矛盾冲突，形不成合力，应积极学习法国的经验，努力改进。（三）在保护好遗产的同时增设与遗产整体风貌协调一致的遗产价值阐释和展示利用及其拓展空间、设置人性化旅游服务设施、多举措持续开展遗产价值的宣传推介是实现遗产价值增值的有效途径。加尔水道桥、肖蒙庄园、香波堡、勃艮第葡萄园风土等诸多遗产地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卢瓦尔回响】法国世界遗产地培训心得

法国的历史城市和文化景观数量众多，在历史建筑、城市及景观的保护和价值增值方面拥有完善的体系和丰富的经验。尽管国情不同，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法国经验对中国仍有诸多启发。2018年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促成和法国世界遗产协会（ABFPM）组织、为期五天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培训系统而专业，从六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法国经验”。1、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与实施机制（ABFPM）从1913年的《历史建筑保护法》（Momuments Hsitoriques）到1930年的《景观地保护法》（Sites），到1943年《历史建筑周边地区保护法》（Les Abords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1962年的《马尔罗法》（Malraux）、1983年的《建筑、城市和景观遗产保护区》（ZPPAUP），再到2012年的《建筑与遗产价值增值区》（AVAP），法国对于遗产的认识和管理经历了“从建筑单体到区域、从物质空间到文化景观、从静态保护到积极融入城市发展”的转变过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法国建立了一套从中央（文化部与环境部）到地方（大区、市镇），从政府到民间（协会）的保护体系。从实施机制上看，法国的遗产保护工作借力国际机构（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到中央政府（各级保护法令、文化部和环境部下派到地方的代表）的严格监管，又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将地方规划（PLU）的编制权下放至市镇、鼓励各大区与市镇之间形成联合体、通过财税政策鼓励私人业主承担起遗产保护的责任）。同时，数量众多的协会、社会企业、志愿者组织等通过青少年教育和同行经验交流，为遗产事业培养了大量爱好者与守护者——这是当前法国遗产领域最具活力和行动力的社会力量。2、历史建筑修缮（遗产建筑师）法国历史建筑分为登陆（inscription）与列级（classement）两类，后者的保护等级要高于前者。截止2011年，全法有历史建筑44060处（其中登陆29470处，列级14590处）——这些国家财富不仅集中在巴黎、里昂、图尔等著名古城当中，也分布在其他的现代化城市和广阔的乡村地区（图1）。这是法国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几个世纪以来，法兰西民族珍视自身文化遗产的结果。图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法国国家委员会理事长Langeau先生，通过自己的三个实际项目，向我们详细介绍法国在历史建筑修缮方面的工作方法和技术难点，其严谨的工作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在修缮工作启动之前，项目组要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一起展开长达3年的前期研究：详细甄别历史建筑中不同时期的建筑构件（图2），根据其历史价值与材质保存状态，制定下一步的修缮原则和目标，并取得专家的认可。方案确定后，还必须取出代表构件进行修复试验，试验成功方可推广至整栋建筑。图23、古城保护与发展（Albi 古城）阿尔比古城的文化遗产专员Marie-Éve CORTÉS女士向我们展示了文化遗产（特别是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如何在更大尺度上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这里涉及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遗产保护规划如何与当地的法定规划（总规与地方规划）相协调，特别在不同类型规划的重叠区域；（2）如何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的关系；（3）如何解决遗产保护与古城居民提高生活质量需求之间的矛盾。阿尔比古城在 201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就开始以“公约”（Charte）和“古城管理规划的实施手册”（Mise en Valeur du Plan de Gestion）的方式来探索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这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图3）图34、职业教育与培训（L’Ecole de Challiot 夏约建筑学院）法国的遗产保护工作还得益于一支以“国家建筑与规划师”（AUE）为代表的强大的专业队伍。这些以遗产保护为己任的建筑与规划师，大多拥有“国家建筑师”（ABF）的资格，“国家建筑师”是由法国夏约建筑学院（L’Ecole de Chaillot）专门为国家培养的、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特殊“建筑师”。他们作为国家代表，负责监督地方遗产的保护：任何遗产建筑的维修和改造工程许可都必须经过他们的签字才能生效。值得庆幸的是，这所著名的遗产建筑学院在十年前已经和中国（同济大学）展开了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其工作方法也在山西、贵州等地的遗产保护项目中得以运用。（图4）图45、乡村遗产价值增值与地区发展 (勃艮第葡萄园的“风土”Climat de Bourgogne)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下，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当前中国遗产界的热点话题。来自勃艮第葡萄园风土协会的主任Bertrand GAUVRIT先生，向我们生动展示了这一传统的法国农业地区，是如何通过挖掘两千年历史的葡萄酒生产技术、修复当地文化景观、以及保护和推广葡萄酒品牌，从而重新融入现代生活，甚至与全球经济网络相连接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勃艮第酒农协会延续了当地葡萄种植的“风土”（Climat）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当今葡萄酒市场独具一格的高端品牌。（图5）图56、宣传与推广（来自Pont du Gard的经验分享）任何遗产，无论在历史上其文化价值有多高，如果不经过“转译”（interpretation），是很难被今天的参观者所感知。这就是法国遗产地反复强调“宣传和推广” （mediation et promotion）工作的重要性。这种宣传推广首先需要各类专业学者（历史、考古、建筑、城市规划）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其次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转译”人员（mediateur或guide），针对不同的受众（青少年、老年人、外地游客）进行分类介绍。目的是通过文字、影像、模型、体验等方式，令参观者获得对遗产价值的认知、培养对遗产的兴趣和责任感。最后，遗产推广还需要动员当地的社会力量（协会、志愿者和青少年等）。这种参与一方面可以提升遗产地的品质、扩大遗产地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地方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手段。（图6）图6本次培训除了课堂讲座，还穿插了不少现场参观，便于学员们直观理解法国遗产保护的概念和方法：如香波堡（Chateau Chambord）对于城堡周边地区文化景观的保护、引入当代艺术来赋予世界文化遗产新的内涵与价值；冯特浮劳市（Fontevraud）围绕着冯特浮劳修道院展开的一系列的地方规划和制度建设；以及布卢瓦古城（Blois）在“历史与艺术之城”国家标签的指导下，进行的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计划。五天的培训虽然短暂，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法国文化遗产管理经验的大门，也是一扇同时通往历史和未来的大门。

【卢瓦尔回响】培训班随感 ——从卢瓦尔河谷等法国遗产保护利用实践看文化遗产的泛化管理趋势

（一）2018年11月2日至7日，有幸参与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联合法国大使馆推动的法国世界遗产培训，该项国际培训是由法国世界遗产协会、法国国际文化中心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法国国家委员会等精心组织，让来自中国的遗产从业者、规划研究人员等了解法国的遗产管理理念、框架特别是卢瓦尔河谷等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实践经验。作为现代遗产保护理念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法国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丰富的管理网络、深厚的文化土壤、广泛的民众支持，其遗产管理思考和实践也一直在持续不断发展。此次培训的主题是聚焦于比较前沿的探讨，包括遗产可持续管理、遗产传播媒介、遗产增值等内容，法国众多遗产专家、市政官员、遗产地负责人等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信息分享。世界遗产旗帜下的多机构合作ICOMOS -France主席等遗产专家分享实践经验冯特弗劳市卡丹市长（右）亲自解读历史城区遗产保护管理政策布卢瓦市市政规划专员进行实地解读培训过程中还结合了大量的研讨交流和图尔市及周边卢瓦尔河谷地区实地考察。卢瓦尔河谷，于2000年列入世界遗产，符合标准Ⅰ、Ⅱ、Ⅳ，总长度280公里，遗产区8.6021万公顷、缓冲区21.3481万公顷，包括河道、两岸历史城镇、城堡以及森林公园等，是文化景观的杰出范例。此外，卢瓦尔河谷还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如香槟和勃艮第葡萄酒产区，是农业景观、文化景观、历史城区景观结合的范例。遗产协会专家、冯特弗劳市市长、以及“卢瓦尔使命”遗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布卢瓦市艺术项目顾问、市政规划专员等详细解读遗产保护和历史城区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政策和举措，令人印象深刻。卢瓦尔河谷遗产区、缓冲区分布图卢瓦尔河谷葡萄酒产区分布图（二）参与此次国际培训的人员普遍感觉颇为受益，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法国在遗产管理方面做出的卓越实践与探讨，这些管理呈现一种泛化趋势，泛化是指将原有遗产核心区内的价值传承和保护管理方式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溶解在城市管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虽然法国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方面与我国有很大不同，但仍有许多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和思考。我个人理解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上述的遗产泛化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护理念的泛化。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融合发展，避免相互割裂；在保护管理工作中致力于历史、现实、未来的融合，以遗产管理策略增强城市魅力和活力，面向未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且在保护遗产的同时，注意遗产与自然环境、文化空间、背景环境的和谐共存、整体保护、有机传承。图尔市历史城区景观紧邻图尔市历史城区的卢瓦尔河谷景观保护对象的泛化。在遗产的认定登录方面，不再局限于19世纪以前的遗产，时间维度上扩展至20世纪遗产。空间维度上，除了落实对世界遗产公约的承诺，还将遗产管理融入整个城市管理进程，将管理范围扩展至遗产区乃至缓冲区之外的更大范围，考虑整体性景观即文化景观与历史城区景观的保护管理，2016年通过法令推出了“卓越遗产遗址”计划，将ZPPAU遗产保护区（或建筑保护区）、风景保护区、AVAP建筑和遗产保护美化区统一整合为综合保护区，取代原有三个法令分别确定的保护区，有时候比遗产区、缓冲区的范围更大。比如阿尔比主教城遗产负责人表示，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区、缓冲区仅为主教城区域，而该市实际的遗产管理空间为整个城市加上近郊农业和森林区域，不仅是城市内景观得到保护，甚至考虑了城乡联动、对郊区望向历史城区的整体视觉景观进行保护，即城乡一体化景观保护。类型维度上，除了考古遗址、历史建筑、历史城区等类型，工业遗产等新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得到了越来多的保护，并为工业遗产管理进行立法，使其取得与传统文化遗产同等的法律地位。布卢瓦市19世纪传统建筑遗产与新列入保护名录的20世纪遗产和谐共存阿尔比主教城遗产区与缓冲区图（报世界遗产中心版）阿尔比主教城自行扩展的实际遗产管理范围图管理机制的泛化。一是对文化部、环境部等管理部门进行分工协同，共同开展遗产管理特别是文化景观管理；文化部等在各大区和地方设立直属分支机构，全过程参与到遗产日常监管和方案审核实施中。二是管理体系上四级联动、上下打通，陆续将世界遗产的管理权下放至地方政府，中央、大区、省、市镇或所有者几方共同派员、出资进行遗产管理，世界遗产协会等众多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由于卢瓦尔河谷沿线城镇众多、面积巨大，中央政府与沿线地方政府等共同组建了“卢瓦尔使命”专门管理机构，以便加强卢瓦尔河谷相关建筑、文化和自然因素的协同保护。典型遗产管理机构的构成：卢瓦尔使命三是世界遗产的管理方式泛化至其它遗产，法国的列级遗产、登记遗产、缓冲区内的“卓越遗产遗址”按照同样的理念受到严格保护；布卢瓦市还参照世界遗产保护和资助的方式，推出十年期修缮计划对城镇内其它普通建筑进行改善修缮，吸引原有老城居民回流，精心为公众营造凝视遗产、体验遗产的空间，补充旧城地下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提升旧城区生活水平和遗产城市活力。布卢瓦市历史城区内的普通建筑外观修缮也得到了政府资助图尔市内有轨电车系统与历史城区和谐共处为公众营造休憩与凝视遗产的微型公园；滨河文化公园内暗藏的地下停车场遗产增值的泛化。通过细致的管理与阐释工作，致力于遗产增值工作，这种遗产增值既有遗产核心价值阐释、阐发的含义，也有遗产为公众、为社会提供更好服务的经济社会含义；与其说是在进行遗产增值，不如说是通过遗产在为整个社会发展增值。增值举措方面，一个是注重遗产价值的挖掘与阐释，具体的遗产保护项目中前期研究与实施工作并重；另一个是通过艺术节、文化项目等丰富的活动提升遗产活力，致力于更好的传播遗产理念与遗产价值，提升文化软实力乃至国际影响力。再就是构建广泛的、多专业合作网络，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遗产管理，吸纳公益捐款、私人基金，地域涉及法国、欧盟乃至全球范围的合作，改善遗产的状况并焕发魅力，这个过程同样能够增强遗产的影响力。比如卢瓦尔河谷地区的香波城堡前的一片园林景观就是由美国一家私人基金资助并持续支持养护费用，有时还会给予资助者特殊回馈，允许资助者在其活动中使用香波堡特有标识，反而增强了香波堡的国际影响力，可谓一举两得。肖蒙城堡每年都会举行长达6个月的国际花园节，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共同参与园林景观的创意设计，而该城堡建筑本身在卢瓦尔河谷地区并不算是恢弘壮观的，但每年吸引了42万游客到访。香波城堡前由美国私人基金资助的整治维护园林景观项目肖蒙城堡对国际花园节期间园林景观精致的设计肖蒙城堡国际花园节期间艺术小品装饰遗产传播的泛化。将遗产视为文化传播媒介，组织44家世界遗产地建立世界遗产协会，形成信息交流和管理经验分享平台，设置遗产媒介传播专员，定期开展人员培训工作。在公众教育方面，开展了很多探索，特别是注意儿童和青少年的遗产理念启蒙，与学校合作制作遗产小册子提供给教师，内容设计与学校课程设计相符合，通过教师向学生传递遗产知识；在博物馆、景区或遗产阐释中心会设立专门为儿童服务的趣味空间与体验区域，文化媒介传播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相应的遗产知识分享。在审美养成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尝试，肖蒙城堡还担负起周边社区园艺设计培训基地的责任，每年都对周边园艺工人进行艺术培训教育。在文化体验方面，更是下足了功夫，夏季高峰期间甚至专门为游人开放夜景游览，也会鼓励公众亲自动手播种或参与园艺营造和一系列手工艺体验项目。肖蒙城堡国际花园节中国际艺术家的创意（游客自取种子参与园艺营造）（三）综合上述实践情况，这种遗产泛化、溶解式的管理包含了保护理念、保护对象、管理机制、遗产增值、遗产传播等多个维度，是世界遗产公约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有利于增强遗产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适应大范围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管理需求，协调不同法律、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管理权限，化解遗产保护与历史城市正常发展之间的矛盾。相比以往“盆景式管理”的模式，遗产的泛化管理给现有法律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人员带来的挑战和困难是非常大的，越是泛化，难度越大。这就需要逐步构建一个全社会广泛的合作网络，需要法律框架、管理机构、管理体系、经费支撑、人员素养、社会共识等方方面面都配套跟上，形成“共同治理”模式。其实文化遗产更像是一个社会的基因（DNA），基因的特点是内在序列较为稳定、携带重要遗传信息，虽然偶尔变异但能够实现代际传承并影响生物的基本形态，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遗产亦如是。我们珍视遗产的价值是因为我们希望遗产能够将重要价值传递给子孙后代，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加深入和持续的研究与实践，把文化遗产的基本谱系、内在价值梳理出来，并能够通过保护管理与媒介传播等手段，把这种价值予以阐发，将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融入城乡发展、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位公众的内心和情感之中，形成可传承的强大文化基因。当前我国在名城保护、世界遗产保护、文物保护、传统村镇保护、历史街区保护以及工业遗产、革命遗产、历史建筑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困难，比如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的矛盾、遗产价值与社区生活的割裂、不同遗产类型管理方式的割裂、世界遗产与其它各级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方式的区别对待等；泛化管理模式为这些情况的改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感谢法国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积极而有成效的探索，相信这些体会和收获只是法国举国遗产管理体系的冰山一角，期待两国之间还会有更多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刘保山2018年11月7日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燕海鸣、王珏、罗颖、解立【会议简述】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18年6月24日至7月4日在巴林王国召开。来自近12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主席由巴林王国的Haya bint Rashed AL Khalifa女士担任；报告员由匈牙利的Anna E. Zeichner担任，五个副主席分别来自阿塞拜疆、巴西、中国、西班牙和津巴布韦。大会开幕式于6月24日晚在巴林国家大剧院举行21个委员国构成如下：安哥拉、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巴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布基纳法索、中国、古巴、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挪威、圣基茨和尼维斯、西班牙、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大会经审议最终产生了19项新增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13项，自然遗产3项，混合遗产3项；另外，还通过了1处自然遗产扩展项目。至此，全球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092项，分布在167个缔约国中；其中文化遗产845项，自然遗产209项，混合遗产38项。此外，委员会对41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进行了重点审议（上会讨论），包括濒危遗产24项。最终共有1处遗产移除《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濒危名录》），1处列入濒危，濒危遗产总数不变，依然是54处。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贵州省的“梵净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古泉州（刺桐）史迹”在咨询机构评估建议不予列入（N）的情况下，经过多数委员国的提议，最终被发还待议（R）。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3项，仍居世界第二；其中文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3项，混合遗产4项。随着梵净山的成功列入，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总数已超过澳大利亚和美国，位列世界第一。大会审议遗产保护状况环节涉及我国6项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路网，大运河。其中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保护状况开放讨论，最终决议获顺利通过；其余5处决议经审议直接通过。值得祝贺的是，我国大运河作为2018年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状况三个优秀案例之一，获得了大会高度赞赏。其余两处优秀案例分别是德国卡洛林时期教堂西面建筑及科尔维城堡和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历史中心。【会议观察】一年一度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被习惯称作“世界遗产大会”），会议长度一般为12天左右。在近两周的时间里，21个委员国、3大咨询机构、以及作为观察国的其他《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国际遗产领域的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等，针对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申报项目、重大议题和策略、大会议程和机制等诸多事务进行讨论。在庞杂的各类讨论中，我们可以按两条主要脉络来对大会进行观察：第一是围绕《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濒危名录》）提名项目展开的讨论，这项讨论集中在主会场进行；第二是关于世界遗产未来发展的原则、概念、理念和策略等进行的探讨，这类探讨既在主会场展开，又同时以“边会”的模式进行。如果按照这两个脉络对大会进行解读，我们会发现世界遗产正在呈现出一种危机与希望共存的现状。危机指的是在围绕提名项目进行的讨论中，分歧和争议日趋明显，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咨询机构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大，大部分与当事国意愿不符的咨询机构评估结论都被委员会推翻，《世界遗产名录》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质疑。而希望则体现在有关世界遗产未来发展原则和理念的讨论表现出与时俱进和自我反思的特点，使世界遗产事业得以延续的基础仍旧坚实。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多年来参与、观察世界遗产大会，对于世界遗产近年来面临的诸多挑战，能够客观、思辨地去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及其所表现出的意义。本文将对此次大会以案例的方式进行解读，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遗产政治”，以今年三个提名项目——沙特阿拉伯艾尔阿萨（Al-Ahsa）绿洲、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为例，对其审议环节中委员国和咨询机构的意见分歧进行呈现和解读，探讨应该如何理解建议和决议结果的差异，分析委员会和咨询机构各自的立场和策略，并反思这背后的制度成因。第二部分探讨“理念”，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上涉及的三个主要概念——自然-文化融合、可持续、记忆遗址为切入点，探讨支撑世界遗产生命力的、不断涌现的概念、议题、理论的话语焦点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我们提出，世界遗产的话语权不仅体现在针对名录更新事务上的政治主导力，更体现在概念和议题上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遗产舞台上发挥持续和正面影响的关键。在文本最后，我们在反思的同时，也要考虑世界遗产作为UNESCO的旗舰项目，在以往巨大成功的基础上应走向何方？应该以何种态度去思考和面对它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罗斯勒女士一、谁的世界？围绕“名录”的专业与政治较量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三大咨询机构——ICOMOS、IUCN、ICCROM做出的专业评估结论，近年来屡屡被由部分缔约国所构成的委员会推翻。总体趋势上来看，不仅是世界遗产提名项目，针对现有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做出的评估建议，尤其是那些会导致遗产列入“濒危名录”乃至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的建议，也每每被委员会以各种理由摒弃。最为明显的分歧存在于提名项目审议环节。关于咨询机构的建议和最终决议之间的差异，用数据的形式可以得到最直观的呈现。在20世纪，这种分歧只是小规模的，但此后，尤其是2010年后，分歧逐步扩大。我们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历次大会上最终得以列入的文化遗产项目中，最初评估意见不是第一档（列入）的项目的数量，以及这些项目数量占最终列入文化遗产项目的比例。我们将每年最终列入的文化遗产数量变量为a，其中原始评估意见不是第一档的数量为b，那么b/a，即比例c。下表列出了四个时代的b以及c的发展趋势： 年代 b c 1978-1989 1.17 8.3% 1990-1999 1.4 5.7% 2000-2009 3.64 17.8% 2010-2018 7.13 40.1% b: 非“列入”变为“列入”项目平均数c: 非“列入”变为“列入”占总“列入”的比例上表显示出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势：20世纪，绝大多数的列入项目都是来自于最初ICOMOS给出的评估结论。在21世纪初，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超过五分之四。但近十年来，这个数字骤降，仅有六成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有四成的最终列入项目是由其他档次的评估结论抬升而来。这个数字中还没有显示出的一点是，2010年代以来，包括本届在内，已经有5个项目从评估结论最末一档“不予列入”直接抬升为“列入”。在此列举的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世界遗产所面临的三个状况——列入遗产名录、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从遗产名录中除名。我们看到，将一项遗产列入遗产名录，并使其保留在名录当中，避免进入濒危名录甚至从遗产名录中除名，已经成为缔约国普遍坚守的政治诉求。（一）列入——沙特阿拉伯艾尔阿萨（Al-Ahsa）绿洲在本次大会所有提名项目的审议结果中，最具历史性的“突破”是沙特阿拉伯的艾尔阿萨绿洲——不断进化的文化景观。该项目成为了第一项评估“不予列入”，经审议以非濒危的形式直接“列入”的世界遗产。艾尔阿萨绿洲位于阿拉伯东部半岛，申报类型为文化景观。其申报要素包括花园，运河，泉水，水井，排水湖，以及历史建筑，城市设施考古遗址。在价值阐述中，缔约国认为这些遗址代表了海湾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持续人类定居的痕迹，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典范。但是，ICOMOS强调，根据《操作指南》，与该项目能够对应的一类文化景观指的是evolved类型，既历史中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景观；并不是evolving类型——仍在变化的景观。艾尔阿萨绿洲在历史的不断变化演进中，虽然具有自公元3-4世纪就有人类居住的证据，但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办法已经被现代灌溉设施所替换，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承载遗产价值的传统文明、方法和面貌，并没有在今天的绿洲中得以体现，而且城市扩张对于人和自然互动的关系已经带来了破坏。ICOMOS还指出，类似的绿洲在阿拉伯地区有很多，这一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难以得到有效证明。综上所述，ICOMOS建议不予列入。在今年之前的世界遗产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在咨询机构给出“不予列入”的建议后直接变更为“列入”的遗产，但这三次都有其特殊的背景。2012年，巴勒斯坦“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主诞堂和朝圣线路”被ICOMOS建议“不列入”，在大会上临时提出要求以濒危之名强行列入，经过秘密投票，按紧急列入方式直接列入濒危名单。2014年和2017年，巴勒斯坦故技重施，其“南耶路撒冷Battir橄榄与葡萄园文化景观”和“希伯伦老城”两个项目都在审议当年才递交文件，要求按紧急列入流程进行操作，于当年即上会讨论。虽然ICOMOS的评估意见都是不予列入，但在大会上经过秘密投票，直接列入《濒危名录》。对比此前三项巴勒斯坦的项目，艾尔阿萨绿洲显然并不具备以濒危的名义强行列入的可能。但作为历史上首例以“不予列入”的建议上会讨论谋求“列入”的申遗项目，沙特方面有备而来，准备了各种反驳ICOMOS的口径，借由一众委员国之口相继抛出。首先是从概念层面对文化景观予以重新界定。科威特代表认为，对于这类非典型的文化景观，不能仅在既有的文化景观范畴里去理解，还要看到绿洲为这里的人们提供持续发展的必须的水资源，使得他们在恶劣的气候下生存了两千多年，并发展出丰富的文化。因此，尽管这个文化景观并不典型，但不能否认其突出普遍价值。科威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现有的《操作指南》框架下进行了突破。随后，布基纳法索、巴林、中国等代表强调了这处文化景观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独特意义——在沙漠、山脉和海洋的交汇之处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展现出人类不断适应自然的能力。其次是从其类型的特殊性中去打“情感牌”，古巴和巴西的代表指出，这一类绿洲文化景观，属于世界遗产名录中“稀有”的类型，本着让名录更加平衡的目标，应该列入。最后，由于超过三分之二的委员国表态支持列入，该项目得以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借助外交手段，形成多国利益同盟，推翻咨询机构的意见而强行列入遗产名录，是近年来世界遗产领域最令人忧虑的变化趋势。此举严重背离了世界遗产的初衷。当我们回顾世界遗产事业形成的历史，会发现最初动议和实践《公约》并建立《世界遗产名录》的政坛和学术界人士，所基于的理念是全世界共同建立一种牢固机制，去保护那些对于全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具有特殊意义的遗产。当本国由于种种原因无力维护而使遗产面临危机时，该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有效化解危机，保全遗产。例如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由于阿斯旺水坝建设即将被淹没，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对其实施抬升处理，保全了这处杰出的建筑遗产。评判世界遗产最核心的概念是其所应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即对整个人类社会具有广泛而特殊重要意义的遗产价值，这类遗产如果遭到损害，将是无法挽回的全人类的损失，因此应该举全球之力去守护它们。但实际上，没有任何遗产是纯粹属于全人类的，它们必然是首先属于某个群体、某个族群、某个国家。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这些群体、族群和国家必然会力推符合自己利益的遗产申遗，以让自己的遗产成为“全人类”的遗产，让自己的文化获得普世的价值，从而确立自己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进而在未来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力。如此一来，“突出普遍价值”不仅作为评判遗产的标准，同时也成为遗产的一个光环，拥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获得了相比其他遗产的更高地位和更优先获得关注和保护的资格。在这样的进程中，“最重要的”逐步演变为了“最荣耀的”，世界遗产大会也成为一年一度的角斗场，挑动各国的敏感神经，各国不仅要靠遗产价值说话，还会暗地进行政治、经济乃至宗教角力。造成这样的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世界遗产项目的地理基础是缔约国，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会造成国与国之间互相攀比的现象。1994年，面对欧美遗产占主流的情况，世界遗产确定了“全球战略”，向非欧美地区倾斜；并在21世纪初开始不断修正《操作指南》，将每个缔约国申报项目数量严格控制，在今天每个国家每年最多申报一个项目。不过，严格来说，这种试图“平衡”各国、各大洲遗产数量的行动本质上也是对世界遗产初衷的某种背离。因为人类文明各版块的发展快慢有所差异，某一地区遗产数量更多，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通过搞平衡的手段去人为控制，也是对从“最重要”转变为“最荣耀”的评判标准异化结果的一种默认。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如此，“全球战略”也没有实现其初衷。在今年的大会上，世界遗产中心自我反思到，20多年的全球战略并没有扭转欧美遗产占主流的大势。在我们看来，非但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反倒加剧了遗产大国之间的非理性竞争，助长了不择手段申遗的行为。因为每年名额有限，确保入围项目的成功率，保证本国名录遗产数量的稳步增长，已成为缔约国参加大会的首要任务。（二）濒危——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本次大会共上会审议了16项世界遗产保存状况，其中包括11项文化遗产，4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最终，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国家公园（自然遗产）项目按照IUCN评估建议列入《濒危名录》，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古堡和沙拉马尔花园列入《濒危名录》的决议草案并没有被委员国所采纳。关于《濒危名录》，在《公约》中有明确界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首先要具备世界遗产的资格，同时面临被毁坏的危险…… 有濒危遗产的国家、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或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可以提出对濒危遗产的援助申请。”设立《濒危名录》的目的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并给予必要的支持。那么，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这种亟需国际援助的遗产地，反倒采取了拒绝列入《濒危名录》的态度，这应该如何去理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濒危名录》在今天已经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种惩罚措施，令当事国“蒙羞”。2015年4月遭受地震后，加德满都谷地已经连续四届大会被建议列入濒危，但每一次都以不同理由被委员会驳回，背后彰显的是作为缔约国尼泊尔自身的意愿。该遗产地21世纪以来曾经历过5次反应性监测，时间分别是2003年、2007年、2011年、2015年、2017年。2015年之后的两次反应性监测主要针对的是震后恢复问题。今年的评估意见中，ICOMOS认为该遗产地震重建过程中，由于不正确的工艺和材料的使用，使得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遭受了二次破坏，缔约国在控制和协调恢复工作中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需要获得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引入更多保护和援助资源，建议将其纳入《濒危名录》。站在尼泊尔立场的一些委员国，则通过两条理由来反驳ICOMOS的建议。第一条理由是应激励而不是惩罚。委员国认为，应该以积极、鼓励的方式去引导缔约国更好做好遗产的恢复工作，而不是简单地以列入濒危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这种视濒危为“惩罚”的意识在近几届大会上非常明显。回顾加德满都谷地第一次被讨论列入濒危的2015年，当时不列入的理由便是：缔约国遭受的是天灾而非人祸，应该以激励态度为主。而在本次大会上，在一些保护状况出现问题的遗产地的最终决议上，原本按照既往惯例撰写的——如果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不排除未来列入《濒危名录》——之类的表述，被委员会认定为一种“恐吓”。虽然此前的大会对于濒危遗产的列入已经非常谨慎，但本次会议上大规模删除上述惯例表述的作法，将对《濒危名录》曲解和误读进一步推向极端。另外，也出现了将决议草案中关于采用国际合作援助当事国的有关表述删除的提议，尽管这是遵从尼泊尔自身意愿的声援，但对于一个明显需要各方支持帮助恢复的重要遗产，而且在中国等国家也已经开始对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开展了一系列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把“国际合作援助”等最体现《公约》核心精神的表述删除，令人感到困惑和无奈。委员国采用的第二条理由是质疑《濒危名录》本身的效果。他们指出，即使列入了《濒危名录》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援助。一些非洲国家纷纷拿自己的大洲举例，说明非洲有不少遗产已经列入了濒危名录十年以上，但状况并没有实质改观。既然《濒危名录》的意义是让更多人关注和援助遗产的保护，那么目前的状况反而揭示出这项设计并没有实现其目的。况且，有的委员国指出，列入《濒危名录》反而会令缔约国蒙羞，更对旅游业造成负面影响，收入的降低会进一步导致遗产保护经费受到限制，列入濒危反倒令遗产地得不偿失。在2017年关于加德满都谷地的决议时，将列入濒危的提议驳回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上述关于《濒危名录》实施效果的批评，揭示了目前世界遗产体系的一个困境——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是否具备足够能力支持濒危的遗产地？无论是从经费上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随着世界遗产地数量的增多，现有的国际援助力量显得越发有限。曾经成功的集中力量开展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行动模式，很难在所有濒危遗产地推广。这就导致了“濒危”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遗产地的身份符号，并不能从中获得实际益处。（三）除名——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2000年成为世界遗产。顾名思义，作为“历史中心”，其突出普遍价值不仅在于历史建筑单体、建筑群，也同样包括历史街区肌理。因此，建筑和街区肌理共同构成了这项世界遗产的灵魂，缺一不可。咨询机构也是根据这一原则，在进行了反应性监测之后，发现古城内约70公顷，30%区域的历史格局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而这一区域恰恰是支撑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最核心环节。鉴于缔约国的大规模建设行为已对遗产造成破坏，从第39届开始连续三届大会的决议都对该项目提出了严肃警告，2016年该遗产列入《濒危名录》。但已经遭到破坏的遗产无法挽回。另外，即使暂时停止了已经大规模进行的建设活动，但缔约国仍然没有制定详细的方案确保遗产在未来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根据《操作指南》，当世界遗产“严重受损，丧失了其作为世界遗产的决定性特征”时，应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ICOMOS认为，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的遗产价值已经严重受损，其世界遗产的决定性特征已经无法挽回，建议除名。除名的建议遭到了多数委员国的反对。委员国采取的策略是否定咨询机构的专业性，具体方式是在专业概念上做文章，逻辑重点聚焦在遭到破坏的遗产的百分比。当事国乌兹别克斯坦对于遭到破坏的遗产所占百分比提出质疑，他们强调只有10%的建筑被拆除，其余90%的仍然保存。委员会不少国家便以此数据作为基础，阿塞拜疆引领其他委员国表示：10%仅是一个很小的数量，不足以认定其突出普遍价值遭到了破坏。这种以所谓专业逻辑来驳斥专业的做法，也充斥着其后的会议进程。如果仔细分析，委员会对于ICOMOS建议的驳斥存在两个逻辑漏洞。第一，ICOMOS提出的30%并非建筑的破坏，而是包括建筑和街道肌理在内的区域。作为一个以“历史中心”而非“历史建筑群”命名的遗产，其价值基础应是区域，而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第二，百分比是否可以作为判定价值丧失的标准？众所周知，世界遗产价值是由遗产要素所构成，一旦某个遗产要素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意味着其真实性和完整性都已消失，与这个要素占据这项遗产的百分之几无关。如果按照乌兹别克这个案例的逻辑，依照遭到破坏的要素占据整个遗产面积的百分比来判断，那么2009年被除名的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文化景观，导致其除名的原因——座跨河大桥，又能占据整个沿途18公里的遗产范围的百分之多少呢？恐怕纯按面积计算，0.1%都不到。ICOMOS阐述“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保护状况报告但是，根据制度安排，委员会的逻辑就是最终的逻辑。名义上委员会和咨询机构的对话，实则基本无对话可言，因为对话的一方便是决策者。最终，多数委员国认为，ICOMOS给出的理由不足以认定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不可挽回，决定给乌兹别克斯坦更长时间来采取措施，探索价值载体恢复的所有可能性措施，论证突出普遍价值是否可以通过重大边界调整得以恢复。我们认为，这种对存在过失的缔约国丧失原则的维护势必进一步助长其今后在世界遗产保护区划内为所欲为的胆气，给其他国家起到负面示范作用。（四）小结：关于政治与专业分歧的探讨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运行到今天，世界遗产事业已经逐渐偏离最初设定的轨道，从强调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应该由全球来共同保护，转变为了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领域话语权的争夺；从强调客观、专业、公正，转变为与专业无关的政治考量；从以列入濒危来获取更多关注和援助，转变为了将其视作惩罚和羞辱。我们可以理解这背后的政治考量。毕竟遭到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对众多国家而言都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必然要通过一些途径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同时，当今的世界遗产体系中，地缘政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阿拉伯、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的集体意识更强，尤其是这些国家又往往会因“反抗欧美‘文化霸权’”的缘由共同团结在一起。对其而言，ICOMOS等国际咨询机构背后或多或少象征着某种欧美霸权主义的延伸，也就导致了近年来这些地区的国家集体抱团支持某一项目，反对咨询机构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结果，却也恰恰源自于世界遗产自身与生俱来的制度设计。由专业性机构组成的咨询方，和由政治性的委员国构成的决策方，本身诉求的焦点就大不相同，分歧一旦出现，便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遗产体系至今已经延续了46年，各类制度设计无不在努力趋向科学、完善，力求在委员国和咨询机构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合理的平衡。由于委员会构成保持不断的滚动更新，而咨询机构也随着内部新老面孔的交替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导向，因此，二者间的磨合会永远持续下去。咨询机构尤其要保持警醒，时常对自身的专业性进行监督和反思，避免其在文化遗产领域的相对垄断特征而丧失公正和客观性。必须看到，尽管始终坚持评估过程中的中立与非政治色彩，咨询机构在评估遗产项目时相对不透明的机制，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缺乏与缔约国沟通的模式，使其专业性受到了质疑。另外，因为近年来对于世界遗产的核心概念不断扩展，诸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型遗产，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还是操作方法上都相比传统的如建筑、建筑群、遗址等学科基础相对完整的类型有所差距，也导致了审议这类项目时，咨询机构本身的专业素养和标准都难免有所欠缺，发生了不能一视同仁的现象。尤其是在评估意见中出现的对项目的误读和内在逻辑错误，比如今年ICOMOS在评估泉州项目时，竟然出现了把申遗文件中论述的价值标准张冠李戴的低级失误，更令咨询机构的专业能力遭人质疑。此外，近年来过于强调新型遗产（甚至是某一特定主题的传统类型遗产）主题研究的作用，将其成果前置为新型遗产列入遗产名录的必要条件，显然过于霸道，因此引发的诟病也算是咎由自取了。当然，咨询机构在世界遗产体系中的角色，却也远不是评估遗产项目那么简单。作为最权威的遗产领域专业力量，咨询机构所主导的关于世界遗产理论和方法的议题探讨，是其多年来得以保持自身重要性的另一个关键。这些议题的讨论，显示着世界遗产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的韧性。二、何以遗产？从“议题”看世界遗产的生命力每次世界遗产大会，似乎是两个维度共存的会议。主会场里，是委员国在各自的政治和文化考量下，与世界遗产中心、咨询机构进行的三方互动；主会场之外，则主要是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在遗产专业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两个维度的活动并行不悖，在主会场感到“挫败”的咨询机构，在场外的“边会”和各种活动中又能重新焕发活力，面对国际遗产事业的各种议题和趋势挥斥方遒。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边会（side event），各个组织介绍自己在世界遗产各领域的新近发展和理念探讨。边会不仅是正式议程的补充，更是能够体现出世界遗产作为一项事业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一些新的理念、方法、研究成果，往往首先借助边会讨论，最终完善并成为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本次大会上，有两个在议题上的显著关键点，一是超越，超越遗产本身的概念局限，将遗产与其他概念和社会事务相融合，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文化和自然概念的融合，以及对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强调。二是反思，以“记忆遗址”作为切入，全面开启关于负面遗产如何阐释的探讨。上述这些关键词不仅体现出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学者应该在未来密切跟进，力争在话语构建中占据一席之地。（一）概念的超越——遗产内涵的扩展1、文化-自然融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区分，一向是众多学者诟病世界遗产之处。为了弥合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隔，IUCN和ICOMOS两大咨询机构于2013年开始联手，推出了“联合实践”计划（Connecting Practice）。在本次大会上，专门召开了关于联合实践项目的边会，会上介绍了自2013年IUCN和ICOMOS合作以来开展的实践活动。该项目截止目前共分为三个阶段：I期（2013年-2015年）共选取了俄罗斯的阿尔泰金山、蒙古的阿尔泰山脉岩画群、埃塞俄比亚孔索文化景观和墨西哥的圣卡安生态保护区四处遗产地进行实践；II期（2015-2017年）在匈牙利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和南非的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公园开展。在总结前两期实践的基础上，2018-2020年期间进行的第III期实践中，IUCN和ICOMOS将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GIHAS）合作，选择全球4处重要的农业文化景观作为对象。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推动下，我国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已经被推荐为第III期实践的遗产地。自然与文化的联合，可谓众望所归，并非仅仅机构或议题上的融合，更是能够有效应对遗产在近年来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本次大会期间，ICOMOS发起筹备的“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巴林国家博物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15各国家的20多位专家，分属于IUCN、ICOMOS和ICCROM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ICOMOS，中国ICOMOS会员、敦煌研究院的苏伯民研究员作为工作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工作组旨在关注气候变化对遗产价值的影响，帮助缔约国实施恰当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遗产的冲击。工作组的目标是起草一份操作指南，帮助各缔约国注重气候变化和应对这种变化对遗产的冲击。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各国的专家分别做了气候变化对本地遗产所造成的影响，列举了气候变化对遗产所造成的风险和危害。“提高自然与文化联合的认知--能力建设的作用”主题边会2、可持续可持续是一个颇具张力的话题。人们越发认识到，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大会上这个议题也贯穿始终。ICCROM专门为一本可持续发展的新著——《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管理的新方向》召开边会发布推介。该书由Peter Bille Larsen和William Logan两位教授主笔，收集了18篇相关文章，以四个章节呈现了自2015年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全面接受“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过程的思考和案例分析。ICCROM的Joseph King作为边会主持，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不能简单化约为“经济的可持续”，而是应该包含环境的、社会的、人的可持续。另一个关于可持续的边会是由世界遗产中心主办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边会指出，拥有可持续旅游规划和管理，可以使遗产管理者有效掌控遗产旅游的路径，避免失序。但遗产的管理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需要集体共同应对变化，需要探索有效的统筹和管理模式，需要发展共同的价值和责任……因此，为了更好指导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使其能积极主动、有预见性地管理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使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地良性发展，世界遗产中心于2014年发布了《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工作手册》。为了更好地让人了解该“工作手册”的使用效果，边会还介绍了中国、南非、芬兰等地可持续旅游的经验。《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工作手册》（二）历史的反思——记忆遗址在世界遗产的政治意义高度提升的今天，战争相关的遗产是否、如何成为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由于这类遗产往往具有较大争议性，如何在议题设置和解读方面占据话语权，无疑也成为缔约国谋求国际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年早些时候，ICOMOS发布了《关于评估近代战争记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的讨论报告》，讨论与战争有关的遗产的申报标准与阐释方法。“报告”坦诚承认处理这类遗产时的困惑：“如果承认历史从来不是中立的，那么战争同样不是——有胜有败，对于与负面记忆有关的记述也会有所偏颇。难道要让《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给近代战争中胜利者歌功颂德以及展示胜利者视角的工具？”“报告”列举了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中的记忆遗址。截至目前，有三处近代战争记忆遗址入选世界遗产—— 1979年入选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1996年入选的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以及2010年入选的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地。本次大会专门有一项边会的主题便是记忆遗址，介绍了近年来咨询机构在这个话题上开展的研究和阶段性成果。主会场内，这个议题也成为了委员国议论的焦点之一。比利时和法共同申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墓葬和纪念地（西线）”被建议推迟审议。申报的缔约国认为，这项遗产能够对在战斗中死亡的人进行共同记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埋葬和纪念场所，作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象征着和平与和解。但是，决议草案明确要求，在此类遗产申遗前，必须“全面反思是否以及如何处理与最近的冲突或其他负面的、造成不合或分裂的记忆相关的、可能与《世界遗产公约》的目标和范围相关的遗产问题。”决议结果为“推迟审议”，直到这个议题大家形成共识。在讨论时，澳大利亚对于“推迟审议”提出异议，他们用了unhappy limbo（令人不悦的待定状态）这个词，形容推迟的决议给当事国——法国、比利时带来的心理层面影响。澳大利亚提出，应该将这个案例“退推迟申报”，即第三档，既能回应全面梳理这类遗产如何呈现历史的要求，又不必对这个项目造成一种不上不下的难堪状态。澳方的理由是，至少“推迟申报”也算是让这个议题进入到了世界遗产的视野，否则就是有摒弃不顾之感。不过，以挪威为代表的欧洲三国——挪威、匈牙利、西班牙，则力挺推迟审议的决定。最终，澳大利亚孤军奋战，最终放弃。如果把视野放宽，会发现这一轮欧洲三国和澳大利亚的争论颇为值得玩味。作为一战战胜国，法国和比利时属于一战的同一阵营，且最终战胜，澳大利亚作为另一个战胜国英国的附属国，同法国、比利时应属同一阵营。战胜国力求将阵亡将士墓地列入遗产，而战败国如何在这项遗产的阐释中体现？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另一方，匈牙利在一战中属于奥匈帝国，是战败的一方，当然认为这项遗产的列入推迟是上策；挪威、西班牙是中立国，也认为在策略厘清之前，不宜过早对一项战争遗产的记忆下定论。这也就有了上面的分歧。“记忆遗址与世界遗产”主题边会宣传页（三）小结：中国应充分介入议题设置与研究一战是没有所谓正义或邪恶阵营的，双方皆是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开火，因此，对于这种遗产的纪念和记忆的解读，谨慎不失为一种上策。在尊重欧洲三国决定的同时，更要看到，战争的记忆已经成为了世界遗产这个政治战场争夺的对象，中国不应在这个战场上失语。如果单就这个项目而言，理想的态度是支持澳大利亚的建议，赞赏法国、比利时为这一巨大的系列跨国申报项目所做的协调和努力，并对这一项目表现出关注。毕竟，一战中也有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牺牲。涉及战争记忆的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它的社会意义，应该加强相关研究。如果跳出这个项目，中国更应该在记忆遗址这个议题上发挥作用。比如七三一遗址，作为一项战争遗迹，其价值如何能够展示、传播给后世，世界遗产的平台至关重要。对于战争历史尤其是二战历史的解读，在世界遗产领域已经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片面阐释下，产生了一定的扭曲。这个时候，更应该积极参与到ICOMOS等机构正在进行的主题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除了记忆遗址之外，中国也应该在上面提到的文化-自然结合、可持续等议题上深度介入。在世界遗产平台上，获取地位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政治操作，以委员国的角色和权利，团结更多委员国，在大会上博取支持和话语权。但这种政治操作可持续性不可预估，可能随着卸任委员国或是其他委员国的变动而变化。另一种是认真夯实专业基础，在重要的概念、议题、理念上始终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成为世界遗产理论和话语领域的领袖。比如日本在“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上的推动和独特贡献，使其成为在遗产领域掌握重要话语权的国家之一，在业务层面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我们相信，掌握概念，引领理念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缺席。中国理应介入重要的专业议题，以更专业的姿态和实力，去竞争世界遗产的话语平台。三、世界遗产的未来在前文中，我们回顾了本次遗产大会上呈现出的总体面貌：在巨大的成功光环笼罩下，世界遗产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是否动摇了世界遗产的根基？应对这些挑战，世界遗产委员会、缔约国、咨询机构和所有从业者，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世界遗产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提出几个关键词：初心、形象、变革。（一）重新认识世界遗产的“初心”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保护利用好自己的遗产，世界遗产最初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项事业之所以能够为人所认可和尊崇，最大的魅力便是其跨越了国界和文明，将全球的力量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初心”的精神指引下，世界遗产不应成为国家竞争甚至冲突的对象，更不应成为某些国家拒绝国际援助和介入的理由。缔约国的初心：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国家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意味着未来对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对本国负责，更要对全人类负责。更多的遗产，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控制每年增加的遗产数量，将更多关注力聚焦在保护本身，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些年做出的一个正确决策，也是未来多年内应该遵循的原则。咨询机构的初心：尊重专业，是世界遗产得以立身的根本。这项事业最初是由专业人士提议、践行并且促成的。我们不反对缔约国根据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大会上根据制度设计行使自身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如果失去了对专业的基本敬畏，那么这个体系沦为政治工具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在政治和专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未来世界遗产急需解决的问题。（二）重新审视世界遗产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世界遗产关乎国家形象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数量越多形象越好。近几届世界遗产大会有一个现象：广受赞誉的项目，不是通过做委员国工作得以列入的项目，而是承认自身在遗产研究和保护管理方面的不足，自觉回撤申报，甚至是在获咨询机构认可后自己主动要求暂缓列入的项目。可见，从客观上讲，各国对于公约精神的理解是到位的，因为这本身并无难度，但在事关本国项目和利益时，采取何种行径则又另当别论了。本届大会上，捷克的项目扎泰茨—啤酒花镇在获得ICOMOS推迟列入的评价后，在大会上表态，将尊重咨询机构的意见，认真吸取建议，完善申报材料，以期待今后以更高的水平列入。捷克的表态获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而本次大会的东道主巴林的——采珠：岛屿经济的见证，在2011年的大会上也曾做此表率，当时在埃及等国建议列入的情况下，巴林主动表示该项目尚未达到列入标准，需要提交补充材料，赢得了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上述做法都大大提升了缔约国的国家形象。2016年的大会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加拿大的混合遗产Pimachiowin Aki，在被IUCN和ICOMOS共同推荐列入的情况下，加拿大认为该项目还没有获得当地原住民社区的全面支持，要求推迟列入。两年来，通过不断沟通，当地的原著族群作为共同管理这项遗产的相关者，对于遗产的价值和保护达成了共识，遗产的管理也由政府和当地人共同参与。在解决了上述事项之后，今年大会上该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并由原住民代表上台致辞，博得国际遗产领域的一致赞赏，令现场传递出难得的强烈正能量。巴林世界遗产---采珠：岛屿经济的见证不过，主动退出带来的并非全部是正面的形象。这次大会的项目罗马尼亚的罗西亚蒙大拿矿业景观项目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作为欧洲储量最大的金矿，也是重要的遗产地，ICOMOS评估该项目正面临遭到大规模开采而被破坏的危险，强烈建议以列入世界遗产的方式加以保护。但是，因为已经有矿业公司和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对该矿进行开采，如果列入遗产，则会因需要保护的原因导致该开采项目不得不终止，矿业公司将政府告上了国际法庭，政府则为了避免高额赔偿，要求将原本推荐为列入的罗西亚蒙大拿改为补报材料（referral）。委员会再一次“尊重”了缔约国的意愿。诚然，更多遗产的列入，能够表现出国家的实力。而有时候，主动退一步，反而更加彰显文化自信。真正决定国家形象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在世界遗产事务上，对议题的领导力，对保护技术方法的持续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渗透力。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老牌欧美国家（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对于新的议题和理念的探讨保证了其行业引领的地位；北欧诸国（挪威、瑞士等）素来以坚持专业、客观的刚正形象立足；日本在非遗概念传播上的领导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全面影响，更是成为了东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与之相比，中国的世界遗产国际形象是什么？申遗成功率固然是一方面，但还远远不够。（三）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变革世界遗产体系最大的挑战是公信力的下降。更多的遗产，更大的分歧，更复杂的环境，使得曾经风光无限的世界遗产遭受了重大的挑战。正如上文所言，这种挑战其实源于世界遗产自身制度的设计——在专业和政治间寻求平衡。那么，面对挑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塑造这个体系，让专业咨询机构的评价过程与缔约国的诉求更有效的结合？让两者之间更顺畅的沟通？是否应该引入更多的咨询机构？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变革？第一，应该接受世界遗产“政治化”的现实。世界遗产最大的基础，是其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跨国政府间组织的角色。这是不可更改的现实。而只要其存在于这一组织旗下一天，它必然摆脱不了国际政治的影响。因此，与其哀叹世界遗产成为政治工具，不如正视这一现状。但是，政治化不等于必须搞平衡，应重新审视“全球战略”的得失和必要性。1994年“全球战略”实施以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遗产分布格局。限制申报数量的做法，也没有限制住遗产大国申报更多的遗产项目。况且，世界遗产名录的公信力，随着为了搞平衡而放水一些并不符合标准的遗产的增多，会遭到更多质疑。第二，引入更多咨询机构并不现实。此次大会上“诟病”咨询机构评估不专业的声音，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ICOMOS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了恪守专业性和中立非政治的形象，从不从缔约国获得经费，其评估世界遗产项目的经费来源是世界遗产中心。设想如果引入更多咨询机构进行竞争，经费渠道必然依旧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会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财政出现更多负担。而如果新的咨询机构获得缔约国的经费，那整个评估系统多年来建立的公正性则会迅速崩塌。同时，泛泛而谈的“加强沟通”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缔约国如果追求的只是于其有利的结果，在角色和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专业机构与前者再多的所谓沟通也毫无意义。因此，相比加强沟通，专业咨询机构更应该做的，反倒是更加坚守其专业性和客观性的精神，不为缔约国所影响。第三，要变革。要对咨询机构的评估流程进行变革。考虑到委员国对专业机构评估机制的不信任，或可改进评估流程，使其更公开。比如公布每一个遗产项目审议环节的关键信息，或在讨论后采用匿名投票并公布投票结果等。更要对委员会进行改革。或可以对咨询机构建议的修正施行更严格规范，甚至一票否决制；或给予观察国或世界遗产中心更多权力，以制衡委员会。我们不应抗拒变革。当我们回顾世界遗产的进程，会发现除了这个制度及最核心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概念之外，今天我们所常用的一些主要概念：真实性、完整性、缓冲区、遗产监测都是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而诸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遗产类型，也是随着认识的扩展而提出的概念。因此，世界遗产体系自始至今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体系。它总是在需要调整的时候，找到应对的方向，并因此不断进步。也正因为如此，世界遗产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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