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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2019-07-04 国际之声

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边会集锦（5）— 气候变化是一个遗产问题，遗产也是一个气候变化问题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简称“ICOMOS”）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三大咨询机构之一，为了更好地应对世界遗产领域的最新议题，通常以成立专题工作组的形式来制定相应机制，从而解决具体的问题。气候变化工作组（ICOMOS Climate Change and Heritage Working Group,简称“CCHWG”）的成立就是其众多工作组中的一员。主题：气候变化与遗产时间：2019年7月2日18:10-19:00 & 2019年7月3日18:10-19:00主办：ICOMOS气候变化一直是近年来边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今年由ICOMOS主办的两场边会都围绕着气候变化对遗产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从大的行动计划到小的案例实施，为我们呈现了遗产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种种可能。持续两天的边会均由来自ICOMOS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的负责人Andrew Potts主持。7月2日的边会主要围绕着气候脆弱指数（Climate Vulnerability Index，简称“CVI”）评估这一科学方法在两处世界遗产地的应用实践展开；7月3日的边会则重点介绍ICOMOS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的最新成果——《我们过去的未来：文化遗产参与气候行动》（Future of Our Pasts：Engaging cultural heritage in climate action）。Andrew Potts主持气候脆弱指数（CVI）评估的应用气候变化对于世界遗产来说并非全新议题，但是如何迅速评估气候脆弱性、如何保持评估体系的一致性、如何建立适用于所有世界遗产的科学评估体系尚未形成。CVI评估的应用或许将填补这一空白。气候脆弱指数的评估通过突出普遍价值的脆弱程度和当地社区的脆弱程度来体现，突出普遍价值方面是指气候变化对于遗产本体的直接影响；而当地社区方面则指气候变化对于当地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间接影响。会上，来自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的Scott Heron展示了CVI评估体系在两处世界遗产的应用，一处是澳大利亚的自然遗产西澳大利亚鲨鱼湾，一处是英国的文化遗产奥克尼新石器时代遗址。通常，CVI评估过程需要2-3天的实地调研，参与者不仅仅是遗产地管理者，专家学者，还包含私人企业和当地社区代表等所有利益相关方。随后，他向我们播放了这两处遗产地管理者对于此次评估的积极评价。最后，来自英格兰遗产（Historical England）的Henry Owen-John也表示，虽然CVI评估系统才刚刚起步，但两处遗产地的成功实践和作为ICOMOS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的重点推广项目都是好的开始，下一步将积极推动该项目在苏格兰乃至全英国的推广。Scott Heron介绍《我们过去的未来：文化遗产参与气候行动》发布与具体案例不同的是，《我们未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参与气候行动》的发布体现全球面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在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的召集下，来自19个国家的28位作者共同完成报告。报告通过建立因气候变化而对文化遗产产生的6大影响因素的系统框架，来实现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影响的评估与管理，以及其作为遗产复原力原始环境的积极作用，旨在调动文化遗产社区，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最新成果边会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河野俊行先生的致辞作结，他表达了ICOMOS未来将继续关注气候变化对遗产带来的影响，也感谢工作组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河野俊行致辞气候已经开始变化，生存在不断变化环境下的遗产也应该开始变化。但不变的是世界遗产相关机构、专业人士随着变化着的遗产积极调整的心态和努力。未来，我们期待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更多成果，期待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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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4 国际之声

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边会集锦（4）— 世界遗产城市的死与生

大会第二天，已经进入濒危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审议环节。文化遗产中非洲、中东地区近半个世纪战火和冲突不断的历史城市一直是濒危世界遗产关注的焦点，那些辉煌而脆弱的文明遗存也不断提醒人类和平生活的可贵。主题：世界遗产城市的保护与复兴时间：2019年7月2日18：00-20：00主办：阿迦汗文化信托阿迦汗文化信托是伊斯兰世界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传奇，总部设在日内瓦，有约8万名员工，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工作。它隶属于一个更广泛的发展网络，工作范围涉及众多领域，包括教育、健康、建筑、文化、基础设施等等，都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的主题。阿迦汗历史城市计划是活跃了三十多年的项目，覆盖了非洲、中东、中亚和南亚的多个城市，通过在历史城市核心区开展激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城市保护和再生项目，改善民生，探索和推广历史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模式。活动影响广泛，几乎都在世界遗产城市，曾赢得联合国教科文十几次遗产保护奖项。因此，本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主席阿塞拜疆文化和旅游部部长专门出席了本次边会并致辞。他尤其赞赏阿迦汗最近几年为保护伊斯兰传统音乐所做的努力，大会开幕式上演奏的阿塞拜疆苏菲音乐也在其中。大会开幕式在阿塞拜疆国宝诗人纳西米（Nasimi）600周年诞辰之际，演奏纪念他的传统苏菲音乐阿迦汗文化信托主任路易.蒙瑞尔介绍了信托完成的历史城市项目，包括公共空间营建、历史建筑修复利用、历史城区复兴等，蒙瑞尔强调了阿迦汗项目中的共通原则：人永远是核心。生活质量、地方就业和经济、当地团队管理、沟通地方与国际知识、多样性与包容性…成为关键词。喀布尔莫卧儿花园修复及周边环境改善, 阿富汗杰内古城大清真寺修复，马里（世界遗产，1988）开罗历史城区建筑修缮与Al-Azhar公园营建,埃及（世界遗产，1979）多年与不同国家的实践，阿迦汗积累了遗产保护公私多方合作的经验。他举例说，最早开展胡马雍陵保护和展示项目时，当阿迦汗向印度政府提出公私合作开展，印度政府非常坚决的拒绝了，认为根本不符合本国法律，这也是私人参与在遗产保护领域根深蒂固的“坏名声”所致。最终项目非常成功，胡马雍陵的保护修复过程中促进了传统工艺的复兴、当地民众的参与，周边城区环境得到了改善，蒙瑞尔用阿迦汗的经验提醒从业者这一模式本身不是负面的，而在于找到共同的目标和适当的合作机制。德里胡马雍陵周边老城升级项目，印度（世界遗产，1993）建筑保护项目的负责人介绍了创立于1977年的“阿迦汗建筑奖”他回顾了这一奖项如何见证同时思考近半个世纪来保护观念的变化。作为建筑保护从业者，他认为这一奖项不会哀叹宝贵遗产的丧失，而是庆祝那些回应当地社会的精神物质需求、通过遗产保护利用改善人居环境的成功实践。为那些遗产保护者鼓掌，“他们是真正的世界冠军”。希巴姆古城建筑修复，也门（世界遗产，1982）之后他具体介绍了拉合尔古城保护项目中政府、社会各方、当地居民和国际团队的合作。（Picture Wall计划）装饰精美的建筑外墙彩画修复叙利亚古迹与博物馆部主任也详细介绍了阿勒颇Al Saqatiyya老市场的修复行动和进展。阿勒颇（世界遗产,1986）是持续使用两年多年的古城，近年由于武装冲突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2013)。位于历史城市核心区破坏严重的老市场曾经是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最大、最活跃的传统市场之一，建筑全长118米，容纳53家店铺。对它的修复和重新投入使用作为当地经济复兴的引擎，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也是阿勒颇世界遗产抢救重建行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问答环节中一些之前的获奖者分享了各自在世界遗产城市保护复兴项目中的思考和实践。胡马雍陵保护展示项目参与者谈地方社区参与耶路撒冷老城再生计划建筑师，2004年阿迦汗建筑奖获得者来自波斯尼亚的遗产建筑师，也是阿迦汗建筑奖的获得者提到他参与的两个古城修复重建项目以及整个过程在传播保护理念、培养当地人才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前南斯拉夫历史城市Mostar在战后1993-2004年开展了持续的重建工作，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六十多所大学和专业机构参与，2005年这座修复重建后的城市成为世界遗产。这位建筑师也曾在1995-2001年开设保护课程，乌兹别克斯坦100多位从业者参加了培训，2001年撒马尔罕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波斯尼亚遗产建筑师，阿迦汗建筑奖获得者主题：世界遗产城市阿勒颇的修复与重建时间：2019年7月3日18：00-20:00主办：叙利亚古迹与博物馆部、UNESCO边会详细介绍了UNESCO和UNITAR于2018年联合完成和出版的《阿勒颇古城文化遗产受损状况报告》，这份报告也成为叙利亚古迹与博物馆部编制和实施世界遗产阿勒颇古城修复和重建规划的基础。这份报告试图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尽可能精确地提供遗产受损状况的完整数据。除了前几届大会边会上已有介绍的国际专业机构对数码扫描、卫星影像分析等技术的应用，报告编写者还提到了这份文件一些其他的特点。例如：非常强调从城市整体层面展示受损情况，更好的展示破坏规模和区域；向公众和国际社会广泛征集了私人影像、口述记忆等，既对高新技术记录信息提供补充和印证，也在过程中提升了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重建的意识和参与度；梳理了古城完整历史和时间线，显示了阿勒颇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的被破坏并完成重生；记录是五年持续的，报告追踪了整个工作过程。叙利亚古迹与博物馆部负责人介绍了重建规划编制的原则和框架，在整个过程中加强公众参与的工具和手段，并对各规划编制、项目实施设定了短期（2018-2020）中期（2020-2024）和长期（2025-2034）的工作目标。南斯拉夫专家分享了萨拉热窝重建的过程和经验，提到了重建在民众自愈方面的积极力量，是重建和平、包容与希望的过程。关于重建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城市的重建的案例研究，包括二战后的欧洲历史城市及黎巴嫩的贝鲁特，都将从不同侧面为阿勒颇的重建工作提供参考。ICOMOS近年来也在就遗产重建主题展开讨论，收集国际案例，为复杂的重建工作提供更多工具。新的思考如何在真实性方面联系如威尼斯宪章等经典文件也是ICOMOS要应对的课题，毕竟威尼斯宪章的起草者们很多也亲身参与到了二战后的重建过程。主题：世界遗产恢复与重建—策略与规划时间：2019年7月2日13：00主办：波兰文化与国家遗产部波兰文化与国家遗产部于2018年5月在华沙召开了以“世界遗产重建的挑战”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位专家代表经过研讨，总结以往的该主题的实践和思考，形成了《关于文化遗产恢复与重建的华沙建议》。该文件已经可以在世界遗产网站上下载。波兰政府没有将这一研讨会当做完成的结果，而是作为讨论的起点，将继续支持对这一重要主题的讨论，以期对当今世界遗产恢复重建工作有所推动。边会邀请了世界遗产中心、ICOMOS和ICCROM的文化遗产专家参与了讨论，与会专家都强调了融合当地社区利益与需求的基本原则。ICRROM代表约瑟夫.金提到行动的紧迫性与确保科学程序两种工作节奏的把握, 以及培训中对地方知识与工艺的结合。ICOMOS主席河野俊行介绍了近几年ICOMOS开展的关于重建的主题研究的进展状况及阶段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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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3 国际之声

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边会集锦（3）—这些年，ICCROM关注的灾害风险管理

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 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 2017年，墨西哥中部地震 2015年，尼泊尔加德满都地震 2013年，菲律宾保和岛地震 2011年，泰国大城水灾 ……面对如此不可抗力的自然力量，人类显得极其微弱和渺小。但作为保护和传承全人类共有遗产的国际组织，ICCROM自知身上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本次边会通过回顾近年来ICCROM所进行的能力建设和展望接下来的工作方向与计划，来引起更多缔约国对于文化遗产灾害风险管理的关注与重视。主题：文化遗产的灾害风险管理时间：2019年7月2日13:10-14:00主办：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简称“ICCROM”）过去的几年里，在文化遗产的灾害风险管理方面，ICCROM主要围绕设置培训课程、举办工作坊、出版书籍等几个方面开展了许多工作。至今为止，ICCROM共开发了7个国际培训课程，其中“急救与复原”作为旗舰课程多年来受到参与学员的广泛好评。与其同时，来自78个国家的500多名学员参加过ICCROM举办的工作坊，许多工作坊早已深入当地社区，培训对象也不再仅仅是遗产地的管理者，还有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警察、消防员等。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及学习灾害风险管理的信息及知识，ICCROM对《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遗产资源手册）进行更新，还出版了其他相关书籍、手册、培训指南等。“急救与复原”旗舰课程海报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除了常规培训项目之外，ICCROM在也门、苏丹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培训及研讨。为了提高该地区世界遗产的灾害风险管理水平，ICCROM与阿联酋沙迦大学共同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硕士课程，该课程以阿拉伯语授课，为期两年。同时，还设立了ICCROM-沙迦奖，以嘉奖阿拉伯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最佳实践。硕士课程ICCROM沙迦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ICCROM组织参与了许多灾害应急反应行动，将他们推行的遗产领域参与灾后紧急抢救（First Aid）的理念落到了实践层面。传统观念中，灾后紧急行动中抢救人最为重要，而文物和遗产往往被忽视。但ICCROM与国际专业机构推动的合作，已经可以实现在一些紧急情况下第一时间参与抢救，实现人与遗产的共同救护。ICCROM在印度和缅甸进行灾害应急反应行动灾害风险无处不在，世界遗产无法等待。未来，ICCROM将继续围绕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开展灾害风险管理的相关工作，以期提高遗产所在当地社区的管理水平，从而促进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SDG宣传标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简称“ICOMOS”）的中国国家委员会，也对应ICOMOS的风险预防科学委员会（Icorp）成立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遗产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该专委会自成立以来多次举办学术论坛，建立灾害资讯互通机制，开展国际交流与研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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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2 国际之声

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边会集锦（2）— 处于危险的自然世界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简称WWF）近期将发布一项关于“政治化正在限制世界遗产公约有效性”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为了确保世界遗产公约可以继续有效地保护全球的突出普遍价值，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主题：政治化vs世界遗产保护时间：2019年7月1日14:00-15:00主办：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9年7月1日，作为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经常合作，并共同致力于世界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当天中午举办了主题边会。WWF的logo ---中国大熊猫会议由世界自然基金会活动部负责人Aslihan Tumer主持，由Dalberg全球发展咨询公司欧洲地区负责人Wijnand de Wit担任主讲嘉宾，并邀请来自瑞士的环境部官员和匈牙利的自然遗产保护专家参与对谈。Wijnand de Wit主讲Wijnand用数据直观地说明近年来政治化正在影响世界遗产委员会有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影响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保护。自2014年起，46%的委员会决议与咨询机构提交的建议不一致；2014-2018年期间，1/3被咨询机构给出推迟列入或发还待议建议的项目被委员会直接列入。而政治化现象不仅仅体现在申报项目的审议环节，在保护状况报告的审议环节中，也会有缔约国通过游说等手段，推迟回复甚至避开回应咨询机构提出的要求与建议。过去的五年中，委员会阻止了14项被咨询机构建议列入濒危的项目，而这种对遗产重大影响因素的回避导致了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处于危险之中。面对如此境地，我们该如何采取行动？或许决策过程中要求严格的事实依据、加强民间团体的参与、证实决议草案修正案的合理性等等都将是未来的工作方向。边会宣传页对谈环节，来自瑞士的环境部官员表示政治讨论并非绝对的贬义词。如果缔约国争取列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该项遗产，从长远来看，对国家的遗产保护是有益的。但是过多且过于强烈的政治讨论当然是不可取的，缔约国如何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构间进行沟通，甚至建立更有效的“游说”制度显得更为重要。而来自匈牙利的自然遗产保护专家也提及去年在巴林召开的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匈牙利作为委员国之一接到了太多的游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细思下来，有些缔约国确实需要考虑到自身的特殊情况。其实，委员会与实际的遗产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何拉近彼此的距离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大会议程，接下来将陆续开始讨论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和申报项目的审议。经过过去一年的努力，相信咨询机构与缔约国间的对话与沟通会有所加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也会有所提升。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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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2 国际之声

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边会集锦（1）— 不能拆散的文化与自然

2019年7月1日，为期10天的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位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会议中心正式开始。主会场早间会议开始之前除主会场内对各项议程的依次审议，中场休息时还会有咨询机构、世界遗产中心和各国的遗产保护机构组织内容丰富的边会。与今日议程中备受关注的“世界遗产公约与可持续发展”、“申报程序和咨询机制改革”、“能力建设”、“非洲优先”等热点议题相呼应，世界遗产三大咨询机构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UCN（世界自然联盟）和ICCROM（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举行了相互关联的两场边会。分别是：ICOMOS-IUCN文化与自然融合实践；世界遗产领导力。“世界遗产公约与可持续发展”议题“非洲优先”计划主题：ICOMOS-IUCN文化与自然融合实践时间：2019年7月1日13：00-14：00主办：ICOMOS、IUCNICOMOS-IUCN边会文化与自然融合实践图片提供：高晨翔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问世，它最重要的特征和最突出的成就，是首次用一份文件融合了自然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公约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样方式，以及保护两者间平衡的根本需要。因此，文化与自然融合，本是世界遗产的起点和底色。而基于现代管理效率的细化分工，在世界遗产列入和保护管理等具体操作中将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评估分给了相对独立的专业咨询机构，即IUCN负责自然遗产评估，ICOMOS负责文化遗产评估。ICCROM则侧重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与培训。这一结构性发展造成了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中自然和文化两方面非但未能紧密融合，反而兵分两路，渐行渐远。基于对这一趋势的反思，同时也是对遗产地认知、保护管理中出现的实际困难的应对，ICOMOS和IUCN于2013年发起了首个联合管理的项目—“文化与自然融合实践”；主要致力于在遗产评估和管理框架中，研究和探索建立或重建文化和自然价值关联性的新方法；同时，在遗产管理领域实现文化遗产与景观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ICOMOS项目负责人的介绍，这一项目自2013年启动，已经结束了两个阶段，目前已开展到第三阶段中期。作为一个经费很少“边做边学”的联合遗产地共同实践的项目，每一阶段都会在全球选择试点案例开展工作。ICOMOS负责人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这三个阶段的情况：1第一阶段：初始阶段的重点在于启动一个联合共享程序，为世界遗产实施框架内处理文化和自然的观念性和实践转变创造新的可能。具体强调了在预备名单、上游程序、申报和保护管理各阶段，亟需文化与自然融合分析方法上的指导。第一阶段选取的三个试点分别位于亚非拉三大洲：蒙古国的阿尔泰山脉岩画群（Petroglyph Complexes of the Mongolian Altai）、埃塞俄比亚的孔索文化景观（Konso Cultural Landscape）以及墨西哥的圣卡安生态保护区（Sian Kaan）。2第二阶段：在更多的研究案例遗产地自然、文化与社会价值的相互关联性的基础上，ICOMOS与IUCN进一步探讨这一新的理解如何帮助优化政策框架和管理机制。一个中远期目标是调整现有的管理有效性方法，特别是修订针对自然遗产制定的《遗产提升工具箱》（Enhancing Our Heritage Toolkit, 2008），使其适用于为所有世界遗产管理有效性提供指导。第二阶段选取了两个遗产地作为深入研究的试点：匈牙利普斯陶地区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Hortobágy National Park）和南非和莱索托交界处的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公园（Maloti-Drakensburg）。3第三阶段：聚焦有机演进型文化景观，探讨如何在世界遗产框架下有效支持传统的管理方法和生态文化韧性/复原力。这一阶段共选择4处遗产地，其中阿联酋的艾恩文化遗址（2011年列入）和塞内加尔的萨鲁姆三角洲（2011年）的联合咨询工作已经完成。2019年将要开展的是两处农业文化景观葡萄牙的Pico岛葡萄园文化景观和中国云南的红河哈尼梯田。第三阶段将联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计划（GIAHS），我国世界遗产哈尼梯田也已完成前期对接，准备于今年11月迎接该项目组专家的到来。阿联酋遗产地代表分享项目参与心得体验中国代表就前两阶段的成果提问图片提供：魏青主题：世界遗产领导力时间：2019年7月1日14：00-15：00主办：IUCN、ICCROM、挪威政府环境部与上述融合实践项目紧密相关的是由ICCROM和IUCN主导，ICOMOS与世界遗产中心参与和支持的“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针对世界遗产管理者的能力建设项目）。同样致力于整合性管理方法，除了从管理方面有效整合自然、文化和社区，还包括增强发展韧性、影响评估、遗产地作为交流学习平台、领导者网络等板块，也涉及可持续旅游、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这一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相关，旨在从单纯的遗产保护转向追求包含遗产的整个社会的福祉。瑞士代表发言文化与自然、遗产与生活、保护与发展… 从不是简单对立的，在与大部分文化遗产价值相关的传统体系里更是如此。从1972年公约建立，1992年文化景观的提出，发展的碎片化和遗产认知与管理回归整体性的趋势促使遗产工作者更深刻的看待不同语境下的连接与融合。中国的遗产有着多样的形式和内在复杂的关联，其中文化和自然从来密不可分。如何探寻和重建真实、富有意义的连接，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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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4 资质资格

2019年度全国文物保护专业人员资格考试顺利结束

6月22日、23日，2019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在北京、南京、西安三地进行。本次考试涉及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师3个专业类别， 16个科目，共计报考1.3万人，5万科次。根据三地反馈的数据，实际到考率达到86.4%。6月22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党委书记赵树国，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主任张文江，对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考点进行了考场巡视，听取了西城区的考务工作汇报，检查了考场组织、试卷保管、监控设备以及监考工作等情况。考试期间，国家文物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有关人员赴南京、西安进行了巡考。本次考试由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组织开展，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承担考务组织工作，由北京、西安、南京三地人事考试中心密切配合，以确保考试的公正与安全。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资格考试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为政策依据，按照《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开展，旨在促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健康发展，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考试成绩将在8月底前公布。本次考试之后，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将及时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进一步完善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教材编写、专业培训等相关工作。为进一步做好资格考试工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欢迎广大考生对考试的组织形式、大纲、题目设计以及相关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请以“资格考试建议”为标题，发送至：zizhi@icomos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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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4 中国遗产

预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2019年年会将在重庆大足召开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年度性工作会议。年会旨在为政策制定者、一线管理者、专业工作者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交流平台，针对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汇总讯息、汇集经验、汇聚智慧；共同探讨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探索发展路径。年会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实践为工作基础，对话国际最新理念，对接国内遗产地工作实际，通过促进遗产地监测工作的开展，提升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管理水平。自2013年以来，年会已成功举办六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2019年年会将于2019年6月18日至19日在重庆大足召开。本届年会由国家文物局、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共同主办。年会以“规范遗产监测、优化保护管理”为主题，包括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度报告、学术沙龙、《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指南》解读及大足石刻监测工作调研等主要内容，届时还将评选年度优秀监测报告。本次大会将有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物管理机构代表、遗产地代表、世界文化遗产相关机构代表和业内专家参会，交流分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监测的先进经验。大足石刻半身巨佛——宝顶山释迦牟尼涅槃图重庆大足区的陡峭山坡上保存着举世无双的五组系列石刻群，建造年份最早可以上溯到九世纪，最晚则建于十三世纪。最大的一组石刻群位于北山，分为两处，它们依着高达7到10米的崖面而建，绵延近300米。超过一万尊摩崖石刻陆续于九世纪末至十二世纪中叶开凿完成，造像题材主要是佛教密宗及道教。其铭文带领我们一探历史究竟，了解宗教信仰，断定开凿年代，鉴别历史人物。十一世纪末期的宋代石篆山石刻长逾130米，石刻内容集释（佛教）、道（道教）、儒（儒教）“三教”为一体，世所罕见。宋代石门山石刻初凿于十二世纪上半叶，长72米，题材以佛教、道教造像为主。南山的宋代石刻开凿于十二世纪，崖面长达86米，题材以道教造像为主。宝顶山圣寿寺附近U型湾(大佛湾)及小佛湾内的两处石刻开凿于十二世纪晚期至十三世纪中叶，它们展现了佛教密宗石刻艺术的精华。其中大佛湾向西延伸约500米，包括31组石刻造像，既有佛教密宗主题，也刻画了牧民放牧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大足石刻以其宏大的规模、高超的美学价值、丰富的造像题材以及完好的保存而闻名遐迩。作为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石窟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大足石刻不仅表明了释、道、儒“三教”在中国和谐共处，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当时石窟艺术对世俗生活刻画的日益关注。遗产地大量的石刻造像与详实的文字史料，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石窟艺术与宗教信仰的剧变与沿革。宋代石窟艺术巅峰之作——北山转轮经藏窟标准I：大足石刻美学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标准II：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密宗，与中国的道教和孔子儒家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标准III：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现象在大足石刻这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一曲人间父母挚爱的颂歌—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完整性：大足石刻保存完整，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者之一。五组石刻群中的每一组都包含在各自划定的遗产区和缓冲区之内，为完整保存这些造像本身和所依存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提供了保障。真实性：大足石刻历史上未遭受大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破坏，完整保存了建造时代的特点及价值。在现代保护维修中，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其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至今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对造像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注重其周围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基本保持了历史规模、原状和风貌，从而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其作为宗教艺术的世俗信仰、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功能密宗流传的实物见证—宝顶山柳本尊行化事迹图保护和管理要求大足石刻受到不同行政级别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保护，其中包括国家制定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遗产保护法律，以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确保了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被损害和削弱。当地政府把大足石刻的保护管理纳入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满足了大足石刻保护管理的需要。依据《大足石刻保护总体规划》，通过建立和完善大足石刻监测系统，制定科学、严格的维修保护计划和管理措施，以及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保护人才队伍，全面开展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工作。三界轮中万种身——宝顶山六道轮回图石窟艺术凤毛麟角之作—石篆山文宣王龛（图片来源：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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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0 国际之声

亚洲遗产管理学会（AAHM）选举出新的执委会继续推进亚洲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国际合作

稿件来源：亚洲遗产管理学会秘书处图文：王锡惠 2019年6月3-4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东南大学和香港大学共同主办的亚洲遗产管理学会(AAHM)亚洲地区文化遗产管理高等教育研讨会在香港大学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官员及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的40余位专家出席了会议。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亚洲各国专家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亚洲地区高校在遗产管理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合作倡议。各国专家一致同意加强亚洲遗产管理水平的能力框架建设，用以指导和推动亚洲地区高水平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主持下，与会代表进行了亚洲遗产管理学会(AAHM)执行委员会换届与核心会员增补的选举工作，并举行了亚洲遗产管理学会秘书处的移交仪式，今后将由东南大学负责组成新的秘书处并建立关联亚洲各国遗产管理部门的交流平台，促进各国之间在历史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纪要的要求创办了亚洲遗产管理学会。本学会的目的，是为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框架下，充分发挥亚太地区许多历史悠久、理念先进、设施完备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势，促进各国高校、科研机构与遗产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提高亚太地区遗产保护管理水平，开展系统性的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整体能力，形成国际化的历史城市与遗产保护教育、研究与交流平台。在亚洲遗产管理学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中，原有执委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与澳门旅游学院继续留任，新增了同济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中心（WHITRAP）、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大学（Ahmedabad University）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US）Johannes Widodo教授等为新的执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继续以官方身份担任执委。本次会议达成了10项不同专业领域的遗产管理行动计划，包括学术研讨、现场教学和其他联合活动的操作方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指导下，亚洲遗产管理学会秘书处将推进各国开展包括有形和无形文化资源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多学科的研究、管理与展示的工作，促进整个亚洲地区文物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配合制定一系列针对亚洲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框架和政策，提升亚洲地区在整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会议对东南大学担任秘书处的工作基础以及接管秘书处之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评议并得到了各国代表的一致认可，其牵头的高校合作方案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会后，亚洲地区相关高校将在秘书处的协调下，就达成合作意向的行动计划进一步沟通以尽快实现合作项目的落地实施。各高校代表现场分组讨论能力建设框架AAHM新执行委员会代表同台交流香港大学向东南大学转交学会秘书处与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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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3 中国遗产

《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新增万里茶道等6项遗产

今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石峁遗址、西汉帝陵和唐帝陵6个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参照世界遗产申报程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预备项目的遴选和评估工作中开展了专业技术咨询工作。下面介绍最新入选名单的6个项目情况。万里茶道“中-蒙-俄万里茶道”是古代中国、蒙古、俄国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是继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该线路南起中国南方的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后一直延伸至古代中俄边境茶叶通商口岸城市恰克图完成交易，而后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干线总长14000 余公里，沟通了亚洲大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万里茶道的要素构成复杂、管理机制多元、活态发展特征显著，遗产辨析和保护管理需要不断突破既有文物保护体系的经验，具有技术发展和创新潜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是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文化举措，复兴万里茶道对中、蒙、俄的文化交往、商贸往来和共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近代全球化商贸主题类遗产在中国文化遗产体系中具有稀缺性，对各遗产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复兴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万里茶道线路概览万里茶道中国段路线图万里茶道贸易流程图万里茶道中国段主要遗产要素类型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位于浙江省海宁市南的钱塘江河段、滨河地带，分布范围11052.3 公顷，由海宁段海塘纵深防御体系（总长约32公里）及海塘管理机构、潮及潮文化史迹、乾隆南巡史迹五部分价值载体、15处遗产要素构成。遗产核心是自唐代起修葺至今并仍捍卫着钱塘江北岸的海宁海塘体系和人类与之博弈千年之久却又无法不叹服于其自然伟力的的钱塘江潮。海塘纵深防御体系是人类与“海”争地的直接见证；钱塘江潮是文化景观形成的缘起和动因，并因之产生了观潮、祭潮、镇潮等民俗以及与钱塘江潮相关的诗词书画等，是支撑所有价值的自然基础。海塘修筑管理机构则是国家海塘建设制度的产物，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潮文化史迹综合体现了海宁地区因海潮而产生的独特民俗信仰，包括对潮神的崇拜祭祀、通过巫术镇潮、观潮等。乾隆南巡史迹也是清代帝王重视海宁海塘建设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这些景观要素从不同方面共同支撑了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的整体价值，价值载体构成完整，保存真实，能够体现文化景观的代表性价值。尤其是在钱塘江现存海塘中，海宁海塘纵深防御体系遗产要素最为完整，保存长度最长，古海塘持续利用至今的典范。盐官观潮钱塘日出　张力可／摄影安澜塔落日　潘天龙／摄影海神庙大殿济南泉·城文化景观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以泉为基础，在岩溶地下水系统冷泉集中出露环境中形成，起源于公元3世纪，发展于公元8-11世纪、成型于公元12世纪，繁荣于公元16-19世纪。它是济南聚落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济南岩溶水系统冷泉集中出露所形成的特殊泉水环境，经过人与环境的长期互动和演进而最终形成的独特大型聚落冷泉人工利用循环体系。“济南泉·城文化景观”集“导蓄”结合的城市水利系统、丰富多样的泉水利用模式、具有地域特色的泉水生活传统、寄情泉水的文化审美与表达于一体，是济南古城生成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济南古城历史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更是济南泉水文化孕育发展的重要载体。“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涵盖了泉水、泉水公共空间、泉水街巷、泉水园林、泉水宅院、泉水寺庙、人工水道、人工湖泊、人工渠系、水闸及城墙共计10类89处遗产要素点。充分代表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聚落泉水资源利用体系的独一类型，凸显了济南人民水环境治理与利用的高度智慧，对今天人类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趵突泉黑虎泉曲水亭街王府池子石峁遗址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东侧，秃尾河与其支流洞川沟流汇的梁峁区域。石峁遗址体量恢弘，总面积约408万平方米，由190万平方米的外城，21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8万平方米的皇城台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城址组成，呈现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半包围环绕的套环结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约290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遗址（约30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我国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阶段城址。石峁遗址具有规模宏大的格局、完备的城防设施、层次分明的聚落分布和精美的玉器文化，它是我国北方地区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反映了我国古代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的文明特征，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和研究方向，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石峁遗址航拍鸟瞰图外城东门北墩台北墙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西汉帝陵西汉帝陵是中国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西汉王朝（公元前202-公元8年）修建的帝王陵墓，共有11座帝陵，分别为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文帝霸帝、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杜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各陵墓构成包括帝陵、后陵、陵邑、陪葬墓、丛葬坑等。西汉帝陵规模庞大，气势宏伟，除文帝霸陵外，其余均有高大的封土和规整的陵园，整体布局集中，其中9座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塬和西安东南的少陵塬上。高祖至宣帝的7座帝陵均配置有陵邑，其中5座位于咸阳塬上，故咸阳塬又称“五陵塬”。西汉帝陵作为当时社会的最高丧葬礼仪，是西汉时期封建制度及封建社会文化的突出见证，为中华文明体系形成初期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陵墓制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提供重要而独特的见证，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发展演变过程的重要阶段，同时反映了西汉时期游牧与定居、中国与中亚、西亚等人类文明的交流；并以宏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科学规范的规划布局、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世界陵墓景观和规划设计的杰出范例，被誉为“东方帝王谷”。杜陵帝陵封土汉阳陵陵园航拍图马踏匈奴石刻茂陵博物馆全景唐帝陵唐帝陵是中古时期中国农业文明鼎盛的朝代唐王朝（618-907）修建的帝王陵墓，在关中地区共有18座，以年代为序分别为唐高祖献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和武周女皇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唐中宗定陵、唐睿宗桥陵、唐玄宗泰陵、唐肃宗建陵、唐代宗元陵、唐德宗崇陵、唐顺宗丰陵、唐献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唐敬宗庄陵、唐文宗章陵、唐武宗端陵、唐宣宗贞陵、唐懿宗简陵、唐僖宗靖陵。这些唐陵分布在关中平原渭河以北北山山脉各山峰的南麓，东西向绵延150余公里。唐代帝陵的营建可分为两种类型：“封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以后者为主，有14座唐代帝陵属于“依山为陵”。唐帝陵以其至高的级别、典范性的规制与丰富的随葬品是构成唐文明的重要标识性内容，并因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对外开放交流的胸襟，使其成为东西方及东亚地区思想文化、宗教观念、丧葬礼仪交流的重要体现，展现了唐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其“依山为陵”的葬制、系统严谨的规划布局、宏大的体量格局使其成为世界陵墓景观和规划设计的杰出范例，在世界陵墓建设史上拥有重要地位。乾陵全景元陵全景乾陵蕃臣石像乾陵黄昏《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申报过程的重要环节和前提条件；也是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和缔约国十分有益的规划和评估工具。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要求，国家文物局制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进行动态更新。 *文字和图片均由遗产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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