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10-30 协会动态
宋新潮理事长出席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第三届亚太区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0月30日，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第三届亚太区大会在苏州开幕。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秘书长丹尼·里卡尔、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李亚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知评主持了本次开幕式。本届大会由苏州市人民政府、世界遗产城市组织（OWHC）主办；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局）、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承办；苏州市旅游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协办；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给与支持。大会以“世界遗产城市与旅游”为主题，围绕世界遗产城市的保护与利用、城市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管理等议题展开。世界遗产城市组织官员、主管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关部门领导、国内外多个世界遗产城市的代表与专家学者，以及多家新闻媒体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了本届大会。接下来的会程中，有多场专题谈论会、专题发言、议题展示与咨询等活动，以世界遗产城市为出发点，深入到旅游管理、城市发展、经济治理等话题，开启民众与遗产、社区与遗产、博物馆与旅游等话题的跨界讨论。世界遗产城市组织（Organization of World Heritage Cities, OWHC）由拥有世界遗产的121个国家的332座城市组成，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下属组织机构，世界遗产城市组织主要目标是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鼓励遗产保护与管理领域的合作以及信息和专业技术的交流，促进成员城市之间的团结互利。苏州市于2017年成功竞得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第三届亚太区大会的主办权，并于2018年正式加入该组织，成为世界遗产城市组织在华的首个正式会员城市。宋新潮在第三届世界遗产城市组织亚太区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尊敬的丹尼·里卡尔秘书长、李亚平市长，尊敬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在如此美好的金秋时节，我非常荣幸与各位一起相聚中国苏州，出席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第三届亚太区大会。在此，我谨代表国家文物局，对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莅临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诚挚欢迎！自1985年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以来，始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项目”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和积极参与者。目前，中国已有53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广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积极改善遗产保护状况，努力提升遗产展示阐释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与水平。作为负责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部门，国家文物局积极支持并会同各地政府，在健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培育机制、完善世界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推动世界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四个方面：一、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提高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民众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时间跨度大、遗产类型多、价值内涵丰富，拥有古建筑、古遗址、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多种类型。这些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大提升了当地民众保护遗产的文化自觉，也从不同角度和维度上，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这是对我国五千年文明古国和历史文明贡献的最好诠释，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人民自豪感、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动能载体。二、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为中国的遗产地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范例。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开展的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在改善遗产保护状况和保存环境的同时，提高了居民生活品质，推动遗产地成为了生态保护、环境优美、人文独特的城市文化空间和社会发展的新亮点。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创新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为遗产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满足民众精神需求、促进多样化消费的重要手段。三、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促进了遗产保护理念及实践经验的交流，不断丰富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内涵。以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为核心的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被理解并广泛接受。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活态遗产等新型文化遗产逐渐被纳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同时，通过敦煌、故宫、长城、大运河等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展示项目的实施，实现了国际理念与中国实践的对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形成了注重遗产本体、周边环境和文化传统整体保护，尊重遗产地民众及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倡导以监测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和预防性保护的良性机制。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新理念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积极的经验案例。四、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融入国际文化遗产事业，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同行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近年来，中国多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相继在苏州承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西安承办了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上海承办了22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相关组织在华设立多个二级中心或分支机构。同时，在世界遗产中心的协调下，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成功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外，在国际遗产保护组织和专业机构中，在柬埔寨、蒙古、尼泊尔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在肯尼亚、孟加拉、埃及等遗产地考古合作项目中，都能看到中国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身影，他们为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文物考古研究、专业人员培养等做出了中国贡献。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积淀，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缩影。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与挑战，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经费短缺、自然与人为破坏等困境。今天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作用等问题。在这些方面，中国与亚太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相似的经历，面临共同的挑战。中国政府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继续践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扎实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在科学制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加强监测预警和动态管理，实施重要遗产研究保护项目，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遗产保护水平，加强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全面、持续推进，进一步提升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近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是为了着力解决当前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将继续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各地区政府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加强统筹规划和各方协调，增强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阐释能力，优化遗产地生态环境，积极鼓励和推动社区参与，推动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健康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和遗产地居民收入，让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成为推动遗产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力量。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第三届亚太区大会在中国苏州举办，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各位市长、遗产专家能充分交流、分享各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经验，研究开展世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有效途径，共同探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关键性作用。我们衷心祝愿本次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也祝愿各位同事、专家在中国、在苏州工作、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
-
- 2018-10-28 会员动态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2018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2018年10月28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2018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召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出席大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旅游协会等兄弟协会负责人代表，以及来自协会39个团体会员单位代表和部分个人会员代表，共128人参会。 宋新潮理事长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协会工作报告，介绍了协会过去一年在加强秘书处机构建设、提升协会管理水平、强化与团体会员合作、改善会员管理服务水平、推动行业规范化管理、助力世界遗产申报培育以及加强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各国家委员会交流合作情况，并就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全面展望。宋新潮理事长希望协会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为出发点，进一步加强与团体会员、大专院校、专业机构等合作，在行业规范标准建设、承接政府职能转化相关业务等方面主动担当、积极发挥作用。同时，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事务，扩大协会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大会开幕式前，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乡村遗产酒店”首批示范项目遴选活动实施情况汇报，听取了入围项目介绍，并进行了集中讨论和投票。此次活动是协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推动传统村落、民居保护利用，促进遗产保护与乡村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18年6月正式启动以来，经过遴选标准研究、项目征集调研、申报材料审核和理事会集中审议，最终确定北京瓦厂乡村精品酒店、山东荣成海草房唐乡酒店、广西阳朔秘密花园、四川丹巴罕额庄园、安徽猪栏酒吧乡村客栈等5个项目入选首批示范项目名单。在大会开幕式上，协会对首批示范项目进行了发布和推介。 本次大会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并得到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此次会议期间，协会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其中，在大会开幕式上，协会副理事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执委姜波介绍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运行规则、机遇挑战以及中国国家委员会的贡献和作用，协会秘书处介绍了第41、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和201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9届大会情况。27日晚，协会在同济大学举办题为“突破遗产保护的边界”的青年论坛；28日下午，协会历史村镇、防灾减灾、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开展了学术交流；29日上午，组织开展上海文物保护优秀案例阐释与调研。 “乡村遗产酒店”首批示范项目介绍：1、北京瓦厂乡村精品酒店 北京瓦厂乡村精品酒店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营北沟村，酒店由北沟村废弃琉璃瓦厂改造而成，位于世界文化遗产遗产慕田峪长城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酒店在对琉璃工厂的改造过程中坚持最大限度地保留老建筑，并完好保存建筑历史信息，改造过程中不破坏自然环境，充分利用废旧及本地建筑材料。改造设计中充分考虑长城文化元素的融入，面北开窗以使每个客房皆可一览长城景观，丰富了长城主题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拓宽了线性遗产合理利用思路。同时酒店也在拉动当地就业，促进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山东荣成海草房唐乡酒店 荣成海草房唐乡酒店位于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东楮岛村内。酒店聘请当地传统建筑师，对废弃海草房进行修缮，不仅保护了对当地居民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民居，同时也传承了海草房建筑技艺和传统工艺；酒店依托当地特色乡村旅游资源，还原传统渔民生活方式，打造“一房一世界，一院一主题”的特色居住空间，同时与当地渔民形成合作，共同开发渔民体验活动，大量采购当地渔民、农民的产品，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和谐统一。3、广西阳朔秘密花园 阳朔秘密花园位于广西桂林阳朔县白沙镇旧县村，旧县村是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酒店所在的建筑为清代桂北民居，南非设计师在当地租用古民居进行修复改造，让当地居民重新认识到了古民居的价值，促进当地民宿集群发展；同时提升了村子的知名度，带动大量外部资金流入，更广泛的保护了当地的老房子，改善了周边环境及交通，进一步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改善升级了当地产业结构，提升了村民的生活水平。4、四川丹巴罕额庄园 丹巴罕额庄园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呷仁依村，庄园位于具有一千多年的古碉旁，具有古老嘉绒藏式建筑特点，酒店保留了当地原生态风土人情，并积极使其与现代生活相适应。酒店在保护和传承嘉绒藏族传统建筑风貌和礼仪的同时，同时积极倡导绿色生态的环保观念，为古碉群核心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酒店把嘉绒藏族非遗博物馆活态融在建筑里，让客人感受并体验传统民风民俗，并为研究和爱好嘉绒文化的学者、提供研究功能及资料，给当地人提供作为传习传统文化的培训和学习基地。5、安徽猪栏酒吧乡村客栈(碧山店) 猪栏酒吧乡村客栈(碧山店)位于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客栈原为清末民初超过百年的传统徽派建筑，原本几近废弃的老宅在猪栏的保护改造下重新焕发独特魅力；客栈在经营过程中注重对徽州乡土文化的继承和传承，收集当地村民的老家具、老物件作为室内装饰，公共空间和客房都充满“乡土气息”，积极向公众传播一种遗产审美意识。酒店改良当地美食作为民宿的餐饮，采购当地村民自种自产的农副产品，带动了当地农业发展。
-
-
-
- 2018-10-24 国际之声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燕海鸣、王珏、罗颖、解立【会议简述】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18年6月24日至7月4日在巴林王国召开。来自近12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主席由巴林王国的Haya bint Rashed AL Khalifa女士担任；报告员由匈牙利的Anna E. Zeichner担任，五个副主席分别来自阿塞拜疆、巴西、中国、西班牙和津巴布韦。大会开幕式于6月24日晚在巴林国家大剧院举行21个委员国构成如下：安哥拉、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巴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布基纳法索、中国、古巴、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挪威、圣基茨和尼维斯、西班牙、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津巴布韦。大会经审议最终产生了19项新增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13项，自然遗产3项，混合遗产3项；另外，还通过了1处自然遗产扩展项目。至此，全球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092项，分布在167个缔约国中；其中文化遗产845项，自然遗产209项，混合遗产38项。此外，委员会对41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进行了重点审议（上会讨论），包括濒危遗产24项。最终共有1处遗产移除《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濒危名录》），1处列入濒危，濒危遗产总数不变，依然是54处。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贵州省的“梵净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古泉州（刺桐）史迹”在咨询机构评估建议不予列入（N）的情况下，经过多数委员国的提议，最终被发还待议（R）。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3项，仍居世界第二；其中文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3项，混合遗产4项。随着梵净山的成功列入，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总数已超过澳大利亚和美国，位列世界第一。大会审议遗产保护状况环节涉及我国6项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丝绸之路：长安和天山廊道路网，大运河。其中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保护状况开放讨论，最终决议获顺利通过；其余5处决议经审议直接通过。值得祝贺的是，我国大运河作为2018年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状况三个优秀案例之一，获得了大会高度赞赏。其余两处优秀案例分别是德国卡洛林时期教堂西面建筑及科尔维城堡和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历史中心。【会议观察】一年一度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被习惯称作“世界遗产大会”），会议长度一般为12天左右。在近两周的时间里，21个委员国、3大咨询机构、以及作为观察国的其他《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国际遗产领域的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等，针对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申报项目、重大议题和策略、大会议程和机制等诸多事务进行讨论。在庞杂的各类讨论中，我们可以按两条主要脉络来对大会进行观察：第一是围绕《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濒危名录》）提名项目展开的讨论，这项讨论集中在主会场进行；第二是关于世界遗产未来发展的原则、概念、理念和策略等进行的探讨，这类探讨既在主会场展开，又同时以“边会”的模式进行。如果按照这两个脉络对大会进行解读，我们会发现世界遗产正在呈现出一种危机与希望共存的现状。危机指的是在围绕提名项目进行的讨论中，分歧和争议日趋明显，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咨询机构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大，大部分与当事国意愿不符的咨询机构评估结论都被委员会推翻，《世界遗产名录》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质疑。而希望则体现在有关世界遗产未来发展原则和理念的讨论表现出与时俱进和自我反思的特点，使世界遗产事业得以延续的基础仍旧坚实。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多年来参与、观察世界遗产大会，对于世界遗产近年来面临的诸多挑战，能够客观、思辨地去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及其所表现出的意义。本文将对此次大会以案例的方式进行解读，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遗产政治”，以今年三个提名项目——沙特阿拉伯艾尔阿萨（Al-Ahsa）绿洲、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为例，对其审议环节中委员国和咨询机构的意见分歧进行呈现和解读，探讨应该如何理解建议和决议结果的差异，分析委员会和咨询机构各自的立场和策略，并反思这背后的制度成因。第二部分探讨“理念”，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上涉及的三个主要概念——自然-文化融合、可持续、记忆遗址为切入点，探讨支撑世界遗产生命力的、不断涌现的概念、议题、理论的话语焦点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我们提出，世界遗产的话语权不仅体现在针对名录更新事务上的政治主导力，更体现在概念和议题上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遗产舞台上发挥持续和正面影响的关键。在文本最后，我们在反思的同时，也要考虑世界遗产作为UNESCO的旗舰项目，在以往巨大成功的基础上应走向何方？应该以何种态度去思考和面对它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罗斯勒女士一、谁的世界？围绕“名录”的专业与政治较量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三大咨询机构——ICOMOS、IUCN、ICCROM做出的专业评估结论，近年来屡屡被由部分缔约国所构成的委员会推翻。总体趋势上来看，不仅是世界遗产提名项目，针对现有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做出的评估建议，尤其是那些会导致遗产列入“濒危名录”乃至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的建议，也每每被委员会以各种理由摒弃。最为明显的分歧存在于提名项目审议环节。关于咨询机构的建议和最终决议之间的差异，用数据的形式可以得到最直观的呈现。在20世纪，这种分歧只是小规模的，但此后，尤其是2010年后，分歧逐步扩大。我们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历次大会上最终得以列入的文化遗产项目中，最初评估意见不是第一档（列入）的项目的数量，以及这些项目数量占最终列入文化遗产项目的比例。我们将每年最终列入的文化遗产数量变量为a，其中原始评估意见不是第一档的数量为b，那么b/a，即比例c。下表列出了四个时代的b以及c的发展趋势： 年代 b c 1978-1989 1.17 8.3% 1990-1999 1.4 5.7% 2000-2009 3.64 17.8% 2010-2018 7.13 40.1% b: 非“列入”变为“列入”项目平均数c: 非“列入”变为“列入”占总“列入”的比例上表显示出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势：20世纪，绝大多数的列入项目都是来自于最初ICOMOS给出的评估结论。在21世纪初，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超过五分之四。但近十年来，这个数字骤降，仅有六成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有四成的最终列入项目是由其他档次的评估结论抬升而来。这个数字中还没有显示出的一点是，2010年代以来，包括本届在内，已经有5个项目从评估结论最末一档“不予列入”直接抬升为“列入”。在此列举的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世界遗产所面临的三个状况——列入遗产名录、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从遗产名录中除名。我们看到，将一项遗产列入遗产名录，并使其保留在名录当中，避免进入濒危名录甚至从遗产名录中除名，已经成为缔约国普遍坚守的政治诉求。（一）列入——沙特阿拉伯艾尔阿萨（Al-Ahsa）绿洲在本次大会所有提名项目的审议结果中，最具历史性的“突破”是沙特阿拉伯的艾尔阿萨绿洲——不断进化的文化景观。该项目成为了第一项评估“不予列入”，经审议以非濒危的形式直接“列入”的世界遗产。艾尔阿萨绿洲位于阿拉伯东部半岛，申报类型为文化景观。其申报要素包括花园，运河，泉水，水井，排水湖，以及历史建筑，城市设施考古遗址。在价值阐述中，缔约国认为这些遗址代表了海湾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持续人类定居的痕迹，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典范。但是，ICOMOS强调，根据《操作指南》，与该项目能够对应的一类文化景观指的是evolved类型，既历史中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景观；并不是evolving类型——仍在变化的景观。艾尔阿萨绿洲在历史的不断变化演进中，虽然具有自公元3-4世纪就有人类居住的证据，但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办法已经被现代灌溉设施所替换，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承载遗产价值的传统文明、方法和面貌，并没有在今天的绿洲中得以体现，而且城市扩张对于人和自然互动的关系已经带来了破坏。ICOMOS还指出，类似的绿洲在阿拉伯地区有很多，这一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难以得到有效证明。综上所述，ICOMOS建议不予列入。在今年之前的世界遗产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在咨询机构给出“不予列入”的建议后直接变更为“列入”的遗产，但这三次都有其特殊的背景。2012年，巴勒斯坦“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主诞堂和朝圣线路”被ICOMOS建议“不列入”，在大会上临时提出要求以濒危之名强行列入，经过秘密投票，按紧急列入方式直接列入濒危名单。2014年和2017年，巴勒斯坦故技重施，其“南耶路撒冷Battir橄榄与葡萄园文化景观”和“希伯伦老城”两个项目都在审议当年才递交文件，要求按紧急列入流程进行操作，于当年即上会讨论。虽然ICOMOS的评估意见都是不予列入，但在大会上经过秘密投票，直接列入《濒危名录》。对比此前三项巴勒斯坦的项目，艾尔阿萨绿洲显然并不具备以濒危的名义强行列入的可能。但作为历史上首例以“不予列入”的建议上会讨论谋求“列入”的申遗项目，沙特方面有备而来，准备了各种反驳ICOMOS的口径，借由一众委员国之口相继抛出。首先是从概念层面对文化景观予以重新界定。科威特代表认为，对于这类非典型的文化景观，不能仅在既有的文化景观范畴里去理解，还要看到绿洲为这里的人们提供持续发展的必须的水资源，使得他们在恶劣的气候下生存了两千多年，并发展出丰富的文化。因此，尽管这个文化景观并不典型，但不能否认其突出普遍价值。科威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现有的《操作指南》框架下进行了突破。随后，布基纳法索、巴林、中国等代表强调了这处文化景观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独特意义——在沙漠、山脉和海洋的交汇之处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展现出人类不断适应自然的能力。其次是从其类型的特殊性中去打“情感牌”，古巴和巴西的代表指出，这一类绿洲文化景观，属于世界遗产名录中“稀有”的类型，本着让名录更加平衡的目标，应该列入。最后，由于超过三分之二的委员国表态支持列入，该项目得以直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借助外交手段，形成多国利益同盟，推翻咨询机构的意见而强行列入遗产名录，是近年来世界遗产领域最令人忧虑的变化趋势。此举严重背离了世界遗产的初衷。当我们回顾世界遗产事业形成的历史，会发现最初动议和实践《公约》并建立《世界遗产名录》的政坛和学术界人士，所基于的理念是全世界共同建立一种牢固机制，去保护那些对于全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具有特殊意义的遗产。当本国由于种种原因无力维护而使遗产面临危机时，该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有效化解危机，保全遗产。例如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由于阿斯旺水坝建设即将被淹没，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对其实施抬升处理，保全了这处杰出的建筑遗产。评判世界遗产最核心的概念是其所应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即对整个人类社会具有广泛而特殊重要意义的遗产价值，这类遗产如果遭到损害，将是无法挽回的全人类的损失，因此应该举全球之力去守护它们。但实际上，没有任何遗产是纯粹属于全人类的，它们必然是首先属于某个群体、某个族群、某个国家。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这些群体、族群和国家必然会力推符合自己利益的遗产申遗，以让自己的遗产成为“全人类”的遗产，让自己的文化获得普世的价值，从而确立自己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进而在未来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力。如此一来，“突出普遍价值”不仅作为评判遗产的标准，同时也成为遗产的一个光环，拥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获得了相比其他遗产的更高地位和更优先获得关注和保护的资格。在这样的进程中，“最重要的”逐步演变为了“最荣耀的”，世界遗产大会也成为一年一度的角斗场，挑动各国的敏感神经，各国不仅要靠遗产价值说话，还会暗地进行政治、经济乃至宗教角力。造成这样的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世界遗产项目的地理基础是缔约国，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会造成国与国之间互相攀比的现象。1994年，面对欧美遗产占主流的情况，世界遗产确定了“全球战略”，向非欧美地区倾斜；并在21世纪初开始不断修正《操作指南》，将每个缔约国申报项目数量严格控制，在今天每个国家每年最多申报一个项目。不过，严格来说，这种试图“平衡”各国、各大洲遗产数量的行动本质上也是对世界遗产初衷的某种背离。因为人类文明各版块的发展快慢有所差异，某一地区遗产数量更多，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通过搞平衡的手段去人为控制，也是对从“最重要”转变为“最荣耀”的评判标准异化结果的一种默认。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如此，“全球战略”也没有实现其初衷。在今年的大会上，世界遗产中心自我反思到，20多年的全球战略并没有扭转欧美遗产占主流的大势。在我们看来，非但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反倒加剧了遗产大国之间的非理性竞争，助长了不择手段申遗的行为。因为每年名额有限，确保入围项目的成功率，保证本国名录遗产数量的稳步增长，已成为缔约国参加大会的首要任务。（二）濒危——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本次大会共上会审议了16项世界遗产保存状况，其中包括11项文化遗产，4项自然遗产和1项混合遗产。最终，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国家公园（自然遗产）项目按照IUCN评估建议列入《濒危名录》，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古堡和沙拉马尔花园列入《濒危名录》的决议草案并没有被委员国所采纳。关于《濒危名录》，在《公约》中有明确界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首先要具备世界遗产的资格，同时面临被毁坏的危险…… 有濒危遗产的国家、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或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可以提出对濒危遗产的援助申请。”设立《濒危名录》的目的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并给予必要的支持。那么，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这种亟需国际援助的遗产地，反倒采取了拒绝列入《濒危名录》的态度，这应该如何去理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濒危名录》在今天已经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种惩罚措施，令当事国“蒙羞”。2015年4月遭受地震后，加德满都谷地已经连续四届大会被建议列入濒危，但每一次都以不同理由被委员会驳回，背后彰显的是作为缔约国尼泊尔自身的意愿。该遗产地21世纪以来曾经历过5次反应性监测，时间分别是2003年、2007年、2011年、2015年、2017年。2015年之后的两次反应性监测主要针对的是震后恢复问题。今年的评估意见中，ICOMOS认为该遗产地震重建过程中，由于不正确的工艺和材料的使用，使得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遭受了二次破坏，缔约国在控制和协调恢复工作中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需要获得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引入更多保护和援助资源，建议将其纳入《濒危名录》。站在尼泊尔立场的一些委员国，则通过两条理由来反驳ICOMOS的建议。第一条理由是应激励而不是惩罚。委员国认为，应该以积极、鼓励的方式去引导缔约国更好做好遗产的恢复工作，而不是简单地以列入濒危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这种视濒危为“惩罚”的意识在近几届大会上非常明显。回顾加德满都谷地第一次被讨论列入濒危的2015年，当时不列入的理由便是：缔约国遭受的是天灾而非人祸，应该以激励态度为主。而在本次大会上，在一些保护状况出现问题的遗产地的最终决议上，原本按照既往惯例撰写的——如果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不排除未来列入《濒危名录》——之类的表述，被委员会认定为一种“恐吓”。虽然此前的大会对于濒危遗产的列入已经非常谨慎，但本次会议上大规模删除上述惯例表述的作法，将对《濒危名录》曲解和误读进一步推向极端。另外，也出现了将决议草案中关于采用国际合作援助当事国的有关表述删除的提议，尽管这是遵从尼泊尔自身意愿的声援，但对于一个明显需要各方支持帮助恢复的重要遗产，而且在中国等国家也已经开始对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开展了一系列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把“国际合作援助”等最体现《公约》核心精神的表述删除，令人感到困惑和无奈。委员国采用的第二条理由是质疑《濒危名录》本身的效果。他们指出，即使列入了《濒危名录》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援助。一些非洲国家纷纷拿自己的大洲举例，说明非洲有不少遗产已经列入了濒危名录十年以上，但状况并没有实质改观。既然《濒危名录》的意义是让更多人关注和援助遗产的保护，那么目前的状况反而揭示出这项设计并没有实现其目的。况且，有的委员国指出，列入《濒危名录》反而会令缔约国蒙羞，更对旅游业造成负面影响，收入的降低会进一步导致遗产保护经费受到限制，列入濒危反倒令遗产地得不偿失。在2017年关于加德满都谷地的决议时，将列入濒危的提议驳回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上述关于《濒危名录》实施效果的批评，揭示了目前世界遗产体系的一个困境——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是否具备足够能力支持濒危的遗产地？无论是从经费上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随着世界遗产地数量的增多，现有的国际援助力量显得越发有限。曾经成功的集中力量开展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行动模式，很难在所有濒危遗产地推广。这就导致了“濒危”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遗产地的身份符号，并不能从中获得实际益处。（三）除名——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2000年成为世界遗产。顾名思义，作为“历史中心”，其突出普遍价值不仅在于历史建筑单体、建筑群，也同样包括历史街区肌理。因此，建筑和街区肌理共同构成了这项世界遗产的灵魂，缺一不可。咨询机构也是根据这一原则，在进行了反应性监测之后，发现古城内约70公顷，30%区域的历史格局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而这一区域恰恰是支撑其突出普遍价值的最核心环节。鉴于缔约国的大规模建设行为已对遗产造成破坏，从第39届开始连续三届大会的决议都对该项目提出了严肃警告，2016年该遗产列入《濒危名录》。但已经遭到破坏的遗产无法挽回。另外，即使暂时停止了已经大规模进行的建设活动，但缔约国仍然没有制定详细的方案确保遗产在未来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根据《操作指南》，当世界遗产“严重受损，丧失了其作为世界遗产的决定性特征”时，应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ICOMOS认为，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的遗产价值已经严重受损，其世界遗产的决定性特征已经无法挽回，建议除名。除名的建议遭到了多数委员国的反对。委员国采取的策略是否定咨询机构的专业性，具体方式是在专业概念上做文章，逻辑重点聚焦在遭到破坏的遗产的百分比。当事国乌兹别克斯坦对于遭到破坏的遗产所占百分比提出质疑，他们强调只有10%的建筑被拆除，其余90%的仍然保存。委员会不少国家便以此数据作为基础，阿塞拜疆引领其他委员国表示：10%仅是一个很小的数量，不足以认定其突出普遍价值遭到了破坏。这种以所谓专业逻辑来驳斥专业的做法，也充斥着其后的会议进程。如果仔细分析，委员会对于ICOMOS建议的驳斥存在两个逻辑漏洞。第一，ICOMOS提出的30%并非建筑的破坏，而是包括建筑和街道肌理在内的区域。作为一个以“历史中心”而非“历史建筑群”命名的遗产，其价值基础应是区域，而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第二，百分比是否可以作为判定价值丧失的标准？众所周知，世界遗产价值是由遗产要素所构成，一旦某个遗产要素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意味着其真实性和完整性都已消失，与这个要素占据这项遗产的百分之几无关。如果按照乌兹别克这个案例的逻辑，依照遭到破坏的要素占据整个遗产面积的百分比来判断，那么2009年被除名的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文化景观，导致其除名的原因——座跨河大桥，又能占据整个沿途18公里的遗产范围的百分之多少呢？恐怕纯按面积计算，0.1%都不到。ICOMOS阐述“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保护状况报告但是，根据制度安排，委员会的逻辑就是最终的逻辑。名义上委员会和咨询机构的对话，实则基本无对话可言，因为对话的一方便是决策者。最终，多数委员国认为，ICOMOS给出的理由不足以认定该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不可挽回，决定给乌兹别克斯坦更长时间来采取措施，探索价值载体恢复的所有可能性措施，论证突出普遍价值是否可以通过重大边界调整得以恢复。我们认为，这种对存在过失的缔约国丧失原则的维护势必进一步助长其今后在世界遗产保护区划内为所欲为的胆气，给其他国家起到负面示范作用。（四）小结：关于政治与专业分歧的探讨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运行到今天，世界遗产事业已经逐渐偏离最初设定的轨道，从强调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应该由全球来共同保护，转变为了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领域话语权的争夺；从强调客观、专业、公正，转变为与专业无关的政治考量；从以列入濒危来获取更多关注和援助，转变为了将其视作惩罚和羞辱。我们可以理解这背后的政治考量。毕竟遭到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对众多国家而言都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必然要通过一些途径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同时，当今的世界遗产体系中，地缘政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阿拉伯、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的集体意识更强，尤其是这些国家又往往会因“反抗欧美‘文化霸权’”的缘由共同团结在一起。对其而言，ICOMOS等国际咨询机构背后或多或少象征着某种欧美霸权主义的延伸，也就导致了近年来这些地区的国家集体抱团支持某一项目，反对咨询机构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结果，却也恰恰源自于世界遗产自身与生俱来的制度设计。由专业性机构组成的咨询方，和由政治性的委员国构成的决策方，本身诉求的焦点就大不相同，分歧一旦出现，便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遗产体系至今已经延续了46年，各类制度设计无不在努力趋向科学、完善，力求在委员国和咨询机构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合理的平衡。由于委员会构成保持不断的滚动更新，而咨询机构也随着内部新老面孔的交替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导向，因此，二者间的磨合会永远持续下去。咨询机构尤其要保持警醒，时常对自身的专业性进行监督和反思，避免其在文化遗产领域的相对垄断特征而丧失公正和客观性。必须看到，尽管始终坚持评估过程中的中立与非政治色彩，咨询机构在评估遗产项目时相对不透明的机制，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缺乏与缔约国沟通的模式，使其专业性受到了质疑。另外，因为近年来对于世界遗产的核心概念不断扩展，诸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型遗产，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还是操作方法上都相比传统的如建筑、建筑群、遗址等学科基础相对完整的类型有所差距，也导致了审议这类项目时，咨询机构本身的专业素养和标准都难免有所欠缺，发生了不能一视同仁的现象。尤其是在评估意见中出现的对项目的误读和内在逻辑错误，比如今年ICOMOS在评估泉州项目时，竟然出现了把申遗文件中论述的价值标准张冠李戴的低级失误，更令咨询机构的专业能力遭人质疑。此外，近年来过于强调新型遗产（甚至是某一特定主题的传统类型遗产）主题研究的作用，将其成果前置为新型遗产列入遗产名录的必要条件，显然过于霸道，因此引发的诟病也算是咎由自取了。当然，咨询机构在世界遗产体系中的角色，却也远不是评估遗产项目那么简单。作为最权威的遗产领域专业力量，咨询机构所主导的关于世界遗产理论和方法的议题探讨，是其多年来得以保持自身重要性的另一个关键。这些议题的讨论，显示着世界遗产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的韧性。二、何以遗产？从“议题”看世界遗产的生命力每次世界遗产大会，似乎是两个维度共存的会议。主会场里，是委员国在各自的政治和文化考量下，与世界遗产中心、咨询机构进行的三方互动；主会场之外，则主要是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在遗产专业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两个维度的活动并行不悖，在主会场感到“挫败”的咨询机构，在场外的“边会”和各种活动中又能重新焕发活力，面对国际遗产事业的各种议题和趋势挥斥方遒。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边会（side event），各个组织介绍自己在世界遗产各领域的新近发展和理念探讨。边会不仅是正式议程的补充，更是能够体现出世界遗产作为一项事业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一些新的理念、方法、研究成果，往往首先借助边会讨论，最终完善并成为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本次大会上，有两个在议题上的显著关键点，一是超越，超越遗产本身的概念局限，将遗产与其他概念和社会事务相融合，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文化和自然概念的融合，以及对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强调。二是反思，以“记忆遗址”作为切入，全面开启关于负面遗产如何阐释的探讨。上述这些关键词不仅体现出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学者应该在未来密切跟进，力争在话语构建中占据一席之地。（一）概念的超越——遗产内涵的扩展1、文化-自然融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区分，一向是众多学者诟病世界遗产之处。为了弥合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隔，IUCN和ICOMOS两大咨询机构于2013年开始联手，推出了“联合实践”计划（Connecting Practice）。在本次大会上，专门召开了关于联合实践项目的边会，会上介绍了自2013年IUCN和ICOMOS合作以来开展的实践活动。该项目截止目前共分为三个阶段：I期（2013年-2015年）共选取了俄罗斯的阿尔泰金山、蒙古的阿尔泰山脉岩画群、埃塞俄比亚孔索文化景观和墨西哥的圣卡安生态保护区四处遗产地进行实践；II期（2015-2017年）在匈牙利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和南非的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公园开展。在总结前两期实践的基础上，2018-2020年期间进行的第III期实践中，IUCN和ICOMOS将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GIHAS）合作，选择全球4处重要的农业文化景观作为对象。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推动下，我国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已经被推荐为第III期实践的遗产地。自然与文化的联合，可谓众望所归，并非仅仅机构或议题上的融合，更是能够有效应对遗产在近年来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本次大会期间，ICOMOS发起筹备的“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巴林国家博物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15各国家的20多位专家，分属于IUCN、ICOMOS和ICCROM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ICOMOS，中国ICOMOS会员、敦煌研究院的苏伯民研究员作为工作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工作组旨在关注气候变化对遗产价值的影响，帮助缔约国实施恰当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遗产的冲击。工作组的目标是起草一份操作指南，帮助各缔约国注重气候变化和应对这种变化对遗产的冲击。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各国的专家分别做了气候变化对本地遗产所造成的影响，列举了气候变化对遗产所造成的风险和危害。“提高自然与文化联合的认知--能力建设的作用”主题边会2、可持续可持续是一个颇具张力的话题。人们越发认识到，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大会上这个议题也贯穿始终。ICCROM专门为一本可持续发展的新著——《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管理的新方向》召开边会发布推介。该书由Peter Bille Larsen和William Logan两位教授主笔，收集了18篇相关文章，以四个章节呈现了自2015年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全面接受“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过程的思考和案例分析。ICCROM的Joseph King作为边会主持，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不能简单化约为“经济的可持续”，而是应该包含环境的、社会的、人的可持续。另一个关于可持续的边会是由世界遗产中心主办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边会指出，拥有可持续旅游规划和管理，可以使遗产管理者有效掌控遗产旅游的路径，避免失序。但遗产的管理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需要集体共同应对变化，需要探索有效的统筹和管理模式，需要发展共同的价值和责任……因此，为了更好指导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使其能积极主动、有预见性地管理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使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地良性发展，世界遗产中心于2014年发布了《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工作手册》。为了更好地让人了解该“工作手册”的使用效果，边会还介绍了中国、南非、芬兰等地可持续旅游的经验。《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工作手册》（二）历史的反思——记忆遗址在世界遗产的政治意义高度提升的今天，战争相关的遗产是否、如何成为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由于这类遗产往往具有较大争议性，如何在议题设置和解读方面占据话语权，无疑也成为缔约国谋求国际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年早些时候，ICOMOS发布了《关于评估近代战争记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的讨论报告》，讨论与战争有关的遗产的申报标准与阐释方法。“报告”坦诚承认处理这类遗产时的困惑：“如果承认历史从来不是中立的，那么战争同样不是——有胜有败，对于与负面记忆有关的记述也会有所偏颇。难道要让《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给近代战争中胜利者歌功颂德以及展示胜利者视角的工具？”“报告”列举了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中的记忆遗址。截至目前，有三处近代战争记忆遗址入选世界遗产—— 1979年入选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1996年入选的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以及2010年入选的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地。本次大会专门有一项边会的主题便是记忆遗址，介绍了近年来咨询机构在这个话题上开展的研究和阶段性成果。主会场内，这个议题也成为了委员国议论的焦点之一。比利时和法共同申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墓葬和纪念地（西线）”被建议推迟审议。申报的缔约国认为，这项遗产能够对在战斗中死亡的人进行共同记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埋葬和纪念场所，作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象征着和平与和解。但是，决议草案明确要求，在此类遗产申遗前，必须“全面反思是否以及如何处理与最近的冲突或其他负面的、造成不合或分裂的记忆相关的、可能与《世界遗产公约》的目标和范围相关的遗产问题。”决议结果为“推迟审议”，直到这个议题大家形成共识。在讨论时，澳大利亚对于“推迟审议”提出异议，他们用了unhappy limbo（令人不悦的待定状态）这个词，形容推迟的决议给当事国——法国、比利时带来的心理层面影响。澳大利亚提出，应该将这个案例“退推迟申报”，即第三档，既能回应全面梳理这类遗产如何呈现历史的要求，又不必对这个项目造成一种不上不下的难堪状态。澳方的理由是，至少“推迟申报”也算是让这个议题进入到了世界遗产的视野，否则就是有摒弃不顾之感。不过，以挪威为代表的欧洲三国——挪威、匈牙利、西班牙，则力挺推迟审议的决定。最终，澳大利亚孤军奋战，最终放弃。如果把视野放宽，会发现这一轮欧洲三国和澳大利亚的争论颇为值得玩味。作为一战战胜国，法国和比利时属于一战的同一阵营，且最终战胜，澳大利亚作为另一个战胜国英国的附属国，同法国、比利时应属同一阵营。战胜国力求将阵亡将士墓地列入遗产，而战败国如何在这项遗产的阐释中体现？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另一方，匈牙利在一战中属于奥匈帝国，是战败的一方，当然认为这项遗产的列入推迟是上策；挪威、西班牙是中立国，也认为在策略厘清之前，不宜过早对一项战争遗产的记忆下定论。这也就有了上面的分歧。“记忆遗址与世界遗产”主题边会宣传页（三）小结：中国应充分介入议题设置与研究一战是没有所谓正义或邪恶阵营的，双方皆是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开火，因此，对于这种遗产的纪念和记忆的解读，谨慎不失为一种上策。在尊重欧洲三国决定的同时，更要看到，战争的记忆已经成为了世界遗产这个政治战场争夺的对象，中国不应在这个战场上失语。如果单就这个项目而言，理想的态度是支持澳大利亚的建议，赞赏法国、比利时为这一巨大的系列跨国申报项目所做的协调和努力，并对这一项目表现出关注。毕竟，一战中也有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牺牲。涉及战争记忆的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它的社会意义，应该加强相关研究。如果跳出这个项目，中国更应该在记忆遗址这个议题上发挥作用。比如七三一遗址，作为一项战争遗迹，其价值如何能够展示、传播给后世，世界遗产的平台至关重要。对于战争历史尤其是二战历史的解读，在世界遗产领域已经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片面阐释下，产生了一定的扭曲。这个时候，更应该积极参与到ICOMOS等机构正在进行的主题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除了记忆遗址之外，中国也应该在上面提到的文化-自然结合、可持续等议题上深度介入。在世界遗产平台上，获取地位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政治操作，以委员国的角色和权利，团结更多委员国，在大会上博取支持和话语权。但这种政治操作可持续性不可预估，可能随着卸任委员国或是其他委员国的变动而变化。另一种是认真夯实专业基础，在重要的概念、议题、理念上始终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成为世界遗产理论和话语领域的领袖。比如日本在“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上的推动和独特贡献，使其成为在遗产领域掌握重要话语权的国家之一，在业务层面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我们相信，掌握概念，引领理念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缺席。中国理应介入重要的专业议题，以更专业的姿态和实力，去竞争世界遗产的话语平台。三、世界遗产的未来在前文中，我们回顾了本次遗产大会上呈现出的总体面貌：在巨大的成功光环笼罩下，世界遗产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是否动摇了世界遗产的根基？应对这些挑战，世界遗产委员会、缔约国、咨询机构和所有从业者，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世界遗产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提出几个关键词：初心、形象、变革。（一）重新认识世界遗产的“初心”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保护利用好自己的遗产，世界遗产最初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项事业之所以能够为人所认可和尊崇，最大的魅力便是其跨越了国界和文明，将全球的力量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初心”的精神指引下，世界遗产不应成为国家竞争甚至冲突的对象，更不应成为某些国家拒绝国际援助和介入的理由。缔约国的初心：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国家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意味着未来对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对本国负责，更要对全人类负责。更多的遗产，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控制每年增加的遗产数量，将更多关注力聚焦在保护本身，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些年做出的一个正确决策，也是未来多年内应该遵循的原则。咨询机构的初心：尊重专业，是世界遗产得以立身的根本。这项事业最初是由专业人士提议、践行并且促成的。我们不反对缔约国根据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大会上根据制度设计行使自身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如果失去了对专业的基本敬畏，那么这个体系沦为政治工具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在政治和专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未来世界遗产急需解决的问题。（二）重新审视世界遗产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世界遗产关乎国家形象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数量越多形象越好。近几届世界遗产大会有一个现象：广受赞誉的项目，不是通过做委员国工作得以列入的项目，而是承认自身在遗产研究和保护管理方面的不足，自觉回撤申报，甚至是在获咨询机构认可后自己主动要求暂缓列入的项目。可见，从客观上讲，各国对于公约精神的理解是到位的，因为这本身并无难度，但在事关本国项目和利益时，采取何种行径则又另当别论了。本届大会上，捷克的项目扎泰茨—啤酒花镇在获得ICOMOS推迟列入的评价后，在大会上表态，将尊重咨询机构的意见，认真吸取建议，完善申报材料，以期待今后以更高的水平列入。捷克的表态获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而本次大会的东道主巴林的——采珠：岛屿经济的见证，在2011年的大会上也曾做此表率，当时在埃及等国建议列入的情况下，巴林主动表示该项目尚未达到列入标准，需要提交补充材料，赢得了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上述做法都大大提升了缔约国的国家形象。2016年的大会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加拿大的混合遗产Pimachiowin Aki，在被IUCN和ICOMOS共同推荐列入的情况下，加拿大认为该项目还没有获得当地原住民社区的全面支持，要求推迟列入。两年来，通过不断沟通，当地的原著族群作为共同管理这项遗产的相关者，对于遗产的价值和保护达成了共识，遗产的管理也由政府和当地人共同参与。在解决了上述事项之后，今年大会上该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并由原住民代表上台致辞，博得国际遗产领域的一致赞赏，令现场传递出难得的强烈正能量。巴林世界遗产---采珠：岛屿经济的见证不过，主动退出带来的并非全部是正面的形象。这次大会的项目罗马尼亚的罗西亚蒙大拿矿业景观项目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作为欧洲储量最大的金矿，也是重要的遗产地，ICOMOS评估该项目正面临遭到大规模开采而被破坏的危险，强烈建议以列入世界遗产的方式加以保护。但是，因为已经有矿业公司和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对该矿进行开采，如果列入遗产，则会因需要保护的原因导致该开采项目不得不终止，矿业公司将政府告上了国际法庭，政府则为了避免高额赔偿，要求将原本推荐为列入的罗西亚蒙大拿改为补报材料（referral）。委员会再一次“尊重”了缔约国的意愿。诚然，更多遗产的列入，能够表现出国家的实力。而有时候，主动退一步，反而更加彰显文化自信。真正决定国家形象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在世界遗产事务上，对议题的领导力，对保护技术方法的持续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渗透力。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老牌欧美国家（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对于新的议题和理念的探讨保证了其行业引领的地位；北欧诸国（挪威、瑞士等）素来以坚持专业、客观的刚正形象立足；日本在非遗概念传播上的领导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全面影响，更是成为了东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与之相比，中国的世界遗产国际形象是什么？申遗成功率固然是一方面，但还远远不够。（三）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变革世界遗产体系最大的挑战是公信力的下降。更多的遗产，更大的分歧，更复杂的环境，使得曾经风光无限的世界遗产遭受了重大的挑战。正如上文所言，这种挑战其实源于世界遗产自身制度的设计——在专业和政治间寻求平衡。那么，面对挑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塑造这个体系，让专业咨询机构的评价过程与缔约国的诉求更有效的结合？让两者之间更顺畅的沟通？是否应该引入更多的咨询机构？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变革？第一，应该接受世界遗产“政治化”的现实。世界遗产最大的基础，是其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跨国政府间组织的角色。这是不可更改的现实。而只要其存在于这一组织旗下一天，它必然摆脱不了国际政治的影响。因此，与其哀叹世界遗产成为政治工具，不如正视这一现状。但是，政治化不等于必须搞平衡，应重新审视“全球战略”的得失和必要性。1994年“全球战略”实施以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遗产分布格局。限制申报数量的做法，也没有限制住遗产大国申报更多的遗产项目。况且，世界遗产名录的公信力，随着为了搞平衡而放水一些并不符合标准的遗产的增多，会遭到更多质疑。第二，引入更多咨询机构并不现实。此次大会上“诟病”咨询机构评估不专业的声音，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ICOMOS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了恪守专业性和中立非政治的形象，从不从缔约国获得经费，其评估世界遗产项目的经费来源是世界遗产中心。设想如果引入更多咨询机构进行竞争，经费渠道必然依旧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会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财政出现更多负担。而如果新的咨询机构获得缔约国的经费，那整个评估系统多年来建立的公正性则会迅速崩塌。同时，泛泛而谈的“加强沟通”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缔约国如果追求的只是于其有利的结果，在角色和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专业机构与前者再多的所谓沟通也毫无意义。因此，相比加强沟通，专业咨询机构更应该做的，反倒是更加坚守其专业性和客观性的精神，不为缔约国所影响。第三，要变革。要对咨询机构的评估流程进行变革。考虑到委员国对专业机构评估机制的不信任，或可改进评估流程，使其更公开。比如公布每一个遗产项目审议环节的关键信息，或在讨论后采用匿名投票并公布投票结果等。更要对委员会进行改革。或可以对咨询机构建议的修正施行更严格规范，甚至一票否决制；或给予观察国或世界遗产中心更多权力，以制衡委员会。我们不应抗拒变革。当我们回顾世界遗产的进程，会发现除了这个制度及最核心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概念之外，今天我们所常用的一些主要概念：真实性、完整性、缓冲区、遗产监测都是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而诸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遗产类型，也是随着认识的扩展而提出的概念。因此，世界遗产体系自始至今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体系。它总是在需要调整的时候，找到应对的方向，并因此不断进步。也正因为如此，世界遗产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
-
- 2018-10-23 协会动态
本周末，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2018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将在上海举行
本周末，10月27日-28日，青年论坛、会员大会、专业委员会论坛悉数登场，敬请关注！主办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承办单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日程27日• 15:00-17:00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不公开）地点：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西楼3楼第二会议室•19:00-21:00ICOMOS CHINA青年论坛：突破遗产保护的边界地点：同济大学文远楼3楼报告厅，上海四平路1239号28日•9:30-12:00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2018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地点：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南京西路325号•会议议程：1、嘉宾致辞2、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3、ICOMOS国际事务报告4、会员发展情况报告•茶歇5、公布首批乡村遗产酒店示范项目6、2019年工作展望•14:00-17:00专业委员会学术交流会1、防灾减灾专委会学术交流2、历史村镇专委会学术交流3、文化遗产管理研究专委会成立大会及学术交流其他信息：10月27日（周六）全天 会员代表报到（上海吴宫大酒店）10月29日（周一）上午 考察上海市文化遗产保护及利用优秀案例注：1）参会人员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2）报名已结束，如希望参会，请与李女士或洪女士联系（icomoschina@126.com），并自行解决食宿。
-
-
- 2018-10-23 协会动态
突破遗产保护的边界：ICOMOS CHINA青年论坛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事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近年来越发强调新生代的专业力量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新晋学者”计划（Emerging Professionals），旨在让更多青年专业人员参与到遗产研究，发出年轻的声音。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P）合作，特邀请数名在遗产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颇有心得的青年学者，为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与思考。每个讲者均以“突破边界”为题，力求打破行业的陈规旧矩，共享新的理念、新的声音、新的探索。时间：10月27日，19:00-21:00地点：上海四平路1239号，同济大学文远楼3楼报告厅特邀嘉宾：宋新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周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议程：1、ICOMOS CHINA青年论坛简介2、主题报告3、嘉宾点评、总结主题报告：1：赵晓梅：突破物质空间与社会组织的边界——西南小流域内多族群家屋的比较我国西南山地多族群杂居，相似的地理气候以及族群间的互动，使他们在聚落选址、建筑营造中有较多的相似性。然而，由于这些族群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结群方式，因此其家屋外观看似相同而内部表征各异，其家屋的空间实践表征着各自族群的发展历史与社会形态。本文通过分析桑江流域内瑶、壮、侗等族群的建筑空间，展现其不同的家屋社会形态，从家户、家门与聚落的关系来解释作为物质文化的居住建筑，探讨空间差异所表达的族群性。赵晓梅：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乡土建筑与聚落、遗产思辨研究等，参与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实践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2：周小凤：突破遗产与旅游的时空边界——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申报世界遗产是当今社会遗产化运动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社会消费、空间、产业、资源不断旅游化是我国新时代的发展趋势。本文采用历时性视角，运用格雷马斯的“施动者模型”框架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进行分析。周小凤：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于法国昂热大学，主攻文化遗产旅游专业，主要研究兴趣包括：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可持续旅游、旅游景区投资与管理、乡村遗产与文化记忆等。3：王茜：突破自然与文化的边界——法国国家公园、大区公园的经验启示及中国实践喀斯和塞文地区（Les Causses et les Cévennes）位于法国中南部的中央高原南部。其中塞文地区于1970年被确立为法国第四个国家公园，喀斯地区于1995年被确定为法国的大区公园。而喀斯塞文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地中海农牧业文化景观”于2011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同于深受“荒野”（wildness）思想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公园，塞文国家公园是一个核心区有人居住的国家公园，而喀斯地区更是通过法国独创的“大区公园”模式，探索出一条兼顾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道路。通过解读喀斯塞文地区过去五十年遗产保护利用的发展历程，辅以法国开发署贷款项目支持下的中国实践案例（浙江开化、贵州独山、福建屏南），希望能够重新审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界定，找出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借鉴意义。王茜：毕业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就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参与过与正在参与的项目有：中国文化遗产蓝皮书的编写；法国开发署山西祁县昭馀古城修复项目、贵州独山绿色发展项目、福建屏南古村落修复活化项目等。4：段牛斗：突破技术与理论的边界——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技术路线的思考中国文物保护工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文物保护领域逐渐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与建筑工程为导向的技术逻辑，由于文物保护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上述话语体系实际上导致实施对象的不兼容、工作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技术环节的分离。近年来，在精细化技术干预、批判性遗产研究等背景之下，更加引起业界对现行工程制度的思考。本研究以最具基础性和代表性的工程类型——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为例，试图拟构兼顾理论研究与技术干预的工作体系，包括古建技术和材料的标准化、文物价值多元化、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多方参与的咨询评估机制、工程报告编纂等环节，并介绍现有的案例实践。旨在提供文化遗产视野和多维度价值导向之下的技术路线，为工程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段牛斗：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遗产”系列学术活动召集人，从事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5：陆地：突破古迹（monument）的认识边界“monument”既是《威尼斯宪章》和ICOMOS组织名称的头号对象，也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定义的首类文化遗产对象。就《威尼斯宪章》所说的“historic monument”的本意，即“历史纪念碑”而言，它无论在概念还是在实际应用范围上都极其广泛，既不特指“古”或“古老”的东西，也不特指单体，不特指缺乏现实实用性的“遗迹”，甚至不特指仅由人创造出来的产物。回归“monument”的纪念碑本意，可以有力地扩展我们对遗产对象的认识与保护边界。陆地：工学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建筑遗产干预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主持完成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译著《修复理论》（布兰迪），专著《建筑遗产保护、修复与康复性再生导论（预计2019年初出版）》。
-
-
- 2018-10-19 中国遗产
“中国观察——文物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通知
先生/女士：为推进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研究”（17@ZH018）的开展，充分了解国内文物保护利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进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拟于2018年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观察——文物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诚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现就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围绕文物资源和文物工作的战略定位，就当前文物保护利用中的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二、会议内容会议讨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我国文物资源的特点和价值认知研究；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体系；文物工作在国家“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物学科建设与人才队伍培养；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登录制度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文物保护利用的责权利关系；新时期博物馆的责任与使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管理的总结与反思等；考古、保护、展示、传播等文物工作环节的探讨与评价；民间文物收藏、流通、作用发挥等；文物利用的现状、模式探索与政策、法律保障等；文物信息公开制度与传播服务能力建设；文物对外交流合作与文化软实力构建研究；新媒体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交流体系建设；文物舆情与传播力研究；文物与公众关系构建问题研究；国家宏观财政政策与文物经费使用和管理制度；土地与生态补偿、税费减免、PPP等相关制度在文物工作中的适用性探讨等；文物行业改革的方向和关键问题等；国家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文物工作新体制建设研究。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1.时间：2018年12月10日至13日2.地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九楼报告厅（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高原街2号）3.会议议程10日下午，外地专家报到11日-12日，报告与研讨13日，疏散四、报名和投稿1.有意参会者，请于2018年11月10日前将报名信息、论文题目及中文摘要（500-1000字）发送至会务组邮箱fhgqzhilu@126.com，并于11月30日前提交论文全文。2.论文应紧扣会议主题和内容，字数控制在10000字内为宜，格式请参照《中国文化遗产》杂志论文体例。3.会务组将于11月15日前发送参会邀请函，并择优安排会议主题发言。五、食宿及交通安排会议用餐、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及往返交通原则上自理。六、联系方式何 流 010-84649755、1362107879余建立 13810632042刘爱河 13520720558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18年10月18日
-
-
-
- 2018-10-13 中国遗产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2018年10月10-13北京房山2018年10月10-13日，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房山召开。来自国内外史前遗址及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专家学者和遗产地管理者逾百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两天的发言分为四大部分：主旨报告、周口店与早期人类遗址研究、史前人类遗址保护管理（世界遗产案例）和史前人类遗址保护管理（国内外案例），来自17个国家的31位专家学者就早期人类遗址保护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进行了经验分享和深入的交流，并形成了“北京周口店人类起源遗址保护与展示共识”文件。专家发言11日上午主旨发言 主持人：Francesco Bandarin, 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遗产问题特别顾问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1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新智 周口店第1地点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 2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人类学系教授Henry Thomas Bunn 古人类遗址何时成为人类起源地？ 3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 董翠平 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探索 4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 河野俊行 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几个问题 11日下午专家发言：周口店与早期人类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发展 主持人：邓涛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5 复旦大学教授 杜晓帆 文化遗产阐释方法研究－－以史前遗址为核心 6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极地遗产委员会主席 Michael Pearson 早期人类遗址的管理—国际经验能为周口店提供什么帮助？ 7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同号文 北京周口店地区哺乳动物化石百年发现 8 前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 前坦桑尼亚考古局局长 Donatius Kamamba 莱托利足迹的保护 9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双权 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 新发掘与新发现 10 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所长 王国华 周口店遗址价值与北京旅游产业发展 11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人类学博士 Charles Musiba 从奥尔杜瓦伊峡谷(坦桑尼亚)到周口店(中国)：两个考古遗址关于保护、公共参与和可持续旅游的经验 12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范周 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开发 13 尼泊尔国家考古局勒立布德尔地区史前遗址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Kaji Man Pyakurel 尼泊尔史前遗址及其前景 14 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局考古处遗产专员 Farizah Binti Ideris 马来西亚的文化遗产：旅游业和挑战 15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李梦静 史前洞穴遗址保护管理与考古学研究 12日上午：史前人类遗址保护管理与展示利用 （国内外案例-世界遗产） 主持人：Michael Pearson, ICOMOS极地遗产专业委员会主席、考古学家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1 英国巨石阵遗址资深馆长 Sebire Heather Rose “百年”巨石阵：在21世纪管理一处全球标志性史前遗址 2 科阿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的考古学家 António Batarda Fernandes 世界遗产提名20年后的科阿河谷史前岩石艺术：过去的遗产，现在的问题，未来的展望 3 威兰德拉湖区遗产地芒戈国家公园探索协调员 Tanya Charles 澳大利亚威兰德拉湖人类轨道化石：遗留数据在现场展示和保护中的作用 4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博物馆理事会会员 Artur Petrosyan 亚美尼亚史前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利用的结合：Areni-l洞穴为例 5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土耳其国家委员会成员 Zeynep Aktüre 史前遗址开放和多元解读--以土耳其世界遗产Çatalhöyük和 Göbekli Tepe 遗址为例 6 印度尼西亚波多莫罗大学讲师、研究人员 Doni Fireza 博物馆设计作为一种展示手段：考古遗址现场保护和文化旅游-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巴东山遗址为例 7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和遗产声学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地球和环境科学学院研究人员 Goh Hsiao Mei 马来西亚世界遗产玲珑谷：当代遗产管理回顾 8 英国女王大学贝尔法斯特大学博士 Thorsten Kahlert 沉浸式视觉技术在保护提升史前景观中的应用-以越南宁普南安世界遗产地为例 12日下午：史前考古遗址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国内外案例） 主持人：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遗产中心主任、ICOMOS CHINA副主席 序号 发言人 题目 9 ICOMOS遗产记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副教授 Efstratios Stylianidis 考古学中文化遗产记录的工具、程序和系统 10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城乡规划师 王力恒 选择与平衡——以陶寺遗址为例初步探讨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展示方法 11 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网络总裁Nickolas Zouros UNESCO全球地质公园：保存、保护和合理管理优秀地质、古生物和古人类遗产的新工具。以UNESCO全球地质公园希腊莱斯沃斯岛为例。 12 地质公园专家 Marie-Luise Frey 德国梅塞尔坑穴世界遗产地的管理，公共通道和地球科学普及 13 伊斯兰堡考古和博物馆司编目员和古籍专家 Sundus Aslam Khan 数字化在制止合法贩运文化财产和提高文化遗产意识中的作用：以拉拉马巴德博物馆为例 14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员 孟中元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数字考古技术应用研究探讨—以史前考古遗址数字化应用为例 15 福建省三明市文物保护中心文博馆员 黄敏 基于大遗址保护视角的文化展示与旅游开发探讨——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16 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园林规划学博士生Naimeh Asadian Zargar 史前遗迹标准对史前考古博物馆质量的影响（案例研究：大不里士铁器博物馆） 花絮：大会共识文件（中英文）北京周口店人类起源遗址保护与展示共识序言 我们，“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2018年10月10至13日，中国北京市房山区）的全体与会者，感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共同主办了这一会议。认识到人类起源遗址展现出人类早期演进的漫长过程，并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研究主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科学、文化、历史和生态价值。探寻和理解人类起源与社会的演进路径，对于认知这个星球上人类生活、行为和体验的多样性与共通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公众获取人类起源遗址的信息往往较为困难，人类起源遗址并未得到充分地重视。促进人类起源遗址对公众的开放有可能成为一种驱动力，提升地方文化认同，促进公共教育，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地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忆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人类演进：适应性、迁徙和社会发展”研究计划（Human Evolution: Adaptations, Dispersals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HEADS）的成果。关注到人类起源遗址面临着气候变化及其相关活动、环境衰退、基础设施和旅游投资、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人类起源遗址的遗产价值保护、管理、阐释与展示并未得到应有的公众关注。就地区分布和主题类型而言，人类起源遗址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代表性依然不足。建议1、适当的管理应旨在保持人类起源遗址的意义、完整性和真实性，延缓其衰退过程，遗址周边环境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也应同样加以全面的保护。2、人类起源遗址保护与阐释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应成为管理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人类起源遗址的整体保护应与包括考古工作在内的科学研究相结合。4、人类起源遗址的展示应建立在综合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以确保其价值得到适当的阐释。5、人类起源遗址的展示应恰当地采用富于创造力的方式，以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更多参观者能够全面理解和认识其价值。6、 在人类起源遗址进行的展览和其他策展活动应与公众教育和公众参与，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相结合。7、遗产地的所有新建构筑物应在其建造、使用和拆除过程中，对人类起源遗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尽可能少地产生影响。可持续性应是设计和建造保护设施和展示中心的主要考虑因素。 2018年10月12日于北京市房山区The Zhoukoudian Consensus onthe Con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Preamble:We,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y Heritage of the Zhoukoudian Site, held in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China from October 10-13, 2018，Thanking:The District Government of Fangshan, Beijing; Zhoukoudian International Pale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COMOS China; National Heritage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Museum of Peking Man site at Zhoukoudian for co-organizing this event.Acknowledging that:Sites of human origin demonstrate the long process of early human evolution and present diverse research themes. They therefore bear significant scientific,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ecological values.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human origin and paths of social evolution play a vital role in acknowledg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of human life, behaviors and experiences on the planet.Information on sites of human origin is often not easily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and therefore the sites are not sufficiently valued.Facilitating public access to sites of human origin has the potential to serve as a driving force for enhancing local cultural identities, to facilitate improvements in public education, to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o contribut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Recalling:The Global Strategy launched by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in 1994, and the results of the Human Evolution：Adaptation, Dispers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HEADS) program of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Concerned that: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are exposed to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ven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well as of human activity such as infrastructural and tourism invest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values,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have not yet received the public attention they deserve.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are still underrepresented o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 terms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heritage themes.Recommend that: The proper management processes should aim to maintain the significance,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sites of human origin, and slow down their physical degradation processes.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setting of human origin sites should also be protected in an equally comprehensive manne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n order to foster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parallel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ing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Presen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to ensur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values. Creative approaches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adopte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sites of human origin in order to enable a wider range of visitor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acknowledge their values. Exhibitions and other curatorial activities on sites of human origi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vents for public education and involvement as well as for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s and practices to all generations. All new structures should have minimum impact on the protected sites of human origin and their setting, during their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removal. Sustainability should be a major concern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rotective stru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s.Fangshan, Beijing, October 12, 2018
-
-
-
- 2018-10-13 中国遗产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一百周年，促进研究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一百周年促进研究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宋新潮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第一次在周口店遗址（鸡骨山）调查试掘至今，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已历经了整整一百年。在百年之际，我们再次回顾周口店遗址发现、研究的学术历程，共同来探讨遗址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是对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年最好的纪念。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试掘照片就像当年安特生通过一片小的石英石片的发现，对共同发掘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找到它。”100年来考古学家已周口店发现27个化石地点，在第一地点、第四地点、山顶洞、田园洞等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多达50个个体，包含了直立人、早起智人和晚期智人等研究人类演化历程的代表性标本，出土了近10余万件的石制品以及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人类共生的古动物化石，在这里还发现有灰烬、烧石、烧骨等早期人类用火的证据。这一系列的发现使得周口店遗址是世界范围内成为了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圣地。同时，周口店遗址是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的发祥地。提到周口店、北京猿人，我们就会想到安特生、葛利普、步达生、魏敦瑞、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一批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组织者翁文灏、丁文江。正是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才能被世界认识、认同。从左至右：裴文中、王恭睦、杨钟健、Black、Teilhard、Barbour从左至右：裴文中、李四光、 Teilhard、卞美年、杨钟健、 Barbour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将周口店遗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认为“周口店遗址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周口店遗址在世界科学史、古人类研究史、世界考古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2018年中国迎来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也迎来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步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同样，国际社会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在这样一个历史和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周口店遗址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在一下几个方面形成共识并付诸不断努力。第一，进一步认识周口店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周口店遗址是研究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的资源宝库,是一部时代久远、内含丰富、具体翔实的人类历史传记。就是在今日，周口店遗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科学资源，依然是科学研究和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地点。2001年“田园洞”化石地点的发现和丰富的动物化石及早于山顶洞人的晚期智人化石的出土，就说明这一点。但毋庸讳言，相对于遗址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地位而言，周口店遗址的可视性不强、旅游开发潜力有限，不能像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那样吸引大量游客，这也是全世界史前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的普遍问题。因此，我们在制定周口店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必须恰当处理旅游开发与遗址保护的关系，应更加突出遗址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将持续、严谨、系统的考古研究作为首要任务，把周口店遗址打造成为早期人类演化、文化发展与第四纪环境变迁等研究的学术“圣地”。第二，不断认识周口店遗址研究保护的当代意义。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当代社会，如何选择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一书中说：“考古学不仅仅关乎死亡，它也关乎生存；考古学不仅仅关乎过去，它也关乎未来。”通过周口店等早期人类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展示，不断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让更多人关注、了解人类起源、演进的历程，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从而建立广泛的共识与互信，自觉为全球生态安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第三，坚持国际合作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周口店遗址是中国境内最早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之一。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所有具有权威的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的专家，都曾主持或参与过周口店遗址发掘或研究工作”，是世界科学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更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等方面专门人才。裴文中提议周口店遗址所采取探方与探沟相结合的发掘方法，使得发掘工作更加科学，让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一开始就跻身于世界学术研究的前列。在合作过程中，各国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协作机制和工作规范，为新中国涉外合作考古项目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案例和样板。开发的窗口有多大，研究的成果就有多丰厚。国家文物局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这种国际合作研究模式，在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市院共建”的基础上，欢迎更多国内外专家、团队参与遗址调查、发掘和研究、保护工作，持续周口店遗址在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及第四纪地质等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第四，积极推动遗址保护展示和文化传播。北京市及房山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遗址保护问题，已经出台了专项管理办法，颁布了文物保护规划，实施了周边厂矿搬迁、环境整治、博物馆建设、本体加固等一系列工作，有效改善了遗址本体和周边环境现状。史前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工作，不仅要开展必要的抢险加固、危岩治理、保护设施建设等项目，更要做好日常管理、灾害监测、大尺度环境控制等预防性保护工作，不断探索、总结适用于史前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和管理模式，协调遗址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关系。同时，依托遗址博物馆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宣传活动，加强与社区、学校的联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扩大传播途径，提升“讲故事”的能力，让周口店遗址的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被公众认识、理解和重视。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今天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同样，人类探索自身起源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下，更需要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以史鉴今、继往开来，以交流超越隔阂、以共存超越冲突，携手共建平等、和平、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家园。
-
-
- 2018-09-30 优秀项目
关于开展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的通知
为宣传推广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充分发挥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社会的积极作用，从2014年起已连续开展四届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在系统总结、评估既往评选活动和借鉴国际成熟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受国家文物局委托，2018年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组织开展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本届推介活动，旨在通过推介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扩大优秀获奖项目的影响力、引导性和示范性，树立行业标杆，促进文物保护科技创新和工程质量提升，同时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充分发挥文物保护项目的社会效益。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的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将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启动。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遵循《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章程》（见附件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接受社会监督。本届推介活动的对象为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文物本体保护项目。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合规实施，完成所有程序、未发生安全事故，按规定验收合格，且未申报过往届优秀项目评选的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文物本体保护项目均可参加评选。文物的保养维护、临时性抢险支护加固、迁移项目，以及地下（水下）文物发掘、文物保护性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项目，不在本届之列。推介项目征集采取下列三种渠道：（一）项目业主单位申报（须写出不少于1000字的申报理由）；（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单位、会员单位推荐（须对推荐项目写出不少于1000字的评价和推荐理由）；（三）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物建筑专家二人以上分别推荐。（须对推荐项目各写出不少于1000字的评价和推荐理由）。说明：申报单位是协会单位会员的，以上三种方式任选其一；申报单位不是协会单位会员的，以上第（二）或（三）中方式任选其一。参评材料填写与报送：（一）认真填报“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申报（推荐）书”（见附件2）。申报（推荐）书应单独成册，A4纸打印、左侧装订，一式16份，附件材料至少提交一份纸质文本；申报（推荐）书及附件材料均应提交电子版，并确保电子版与纸质版数据完全一致。申报（推荐）单位还须提供工程彩色数码照片20张及5分钟的项目音视频资料（电子版即可）。（二）参评项目材料于11月30日前报送至推介活动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高原街甲2号文博大厦9016、1411邮政编码：100029电子邮箱：icomoschina@icomoschina.org.cn联系人：马永红联系电话：010-84633309 84639841附1：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活动章程 2：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推介申报书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8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