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明康理事长在“海上丝绸之路” 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童明康2015年3月27日江苏南京同志们：上午好！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其后的多个场合，总书记多次提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已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我们在南京召开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决策的指引下，分析研究海丝保护和申遗的工作重点、难点，部署推动海丝保护和申遗的下一阶段的各项工作。下面，我讲三个方面问题：一、丝绸之路申遗的重要意义和历程 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穿越古今,连接中外，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对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包括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是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丝绸之路”的整体概念来讲，丝绸之路申遗准备工作已经开展多年。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战略。根据这个战略规划，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1990至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各国专家分别对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亚草原丝绸之路、蒙古游牧丝绸之路和尼泊尔佛教丝绸之路进行了实地考察。其中，1990年12月至1991年3月，对从意大利威尼斯，到中国泉州，至日本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考察。其后一系列的丝绸之路申遗活动均基于这个20多年前的国际研究项目。 自2006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开始正式推动陆上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国际协商，从最初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到现在的共12个国家，成立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共召开了五轮国际协商会议，在国际组织专家主题研究的基础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和中亚丝绸之路系列申报世界遗产的概念文件》、《丝绸之路突出普遍价值草案》等重要文件，界定了丝绸之路申遗所对应的突出普遍价值、时空范围和申报策略。 丝绸之路最初的申遗计划是由中国和中亚五国联合申遗。申遗期间，由于各国没有就申遗策略和申报进度达成一致，同时其中一些国家遭遇政治动荡等各种问题，到2011年，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开展主题研究，提出了“廊道申遗”的概念，最终确定由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联合申遗。在这个框架下，中、哈、吉三国建立了联合申遗协调机制，经过三年多的奋战，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30年的艰苦工作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果实。 丝绸之路申遗是由国际组织主导，协调全世界有关国家和世界遗产专家共同推动的一项跨国行动。国家文物局作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的主管部门，全程指导、协调了陆上丝绸之路申遗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工作，其中的艰难和曲折，历历在目、感慨良多。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取得阶段性成果，离不开国际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离不开各级政府、各地群众和文物工作者的全力支持，离不开顺畅协调的沟通机制，离不开规划先行、科学保护的正确理念，离不开文物工作者的艰苦工作和顽强拼搏。以上经验，对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和申遗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借鉴。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已开展的工作及面临的困难 一直以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管理和申遗工作。2006年和2012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将海丝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而列入预备名单的城市也由两个，扩展到目前的泉州、宁波、北海、福州、漳州、南京、扬州、广州和蓬莱等9个城市，包括50多处遗产点。同时，国家文物局通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对列入预备名单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给予了重点支持，指导各地人民政府和文物部门，开展了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文物本体修缮、保护和展示性设施建设，以及环境整治等工作，使文物保存状况、周边环境等，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 近年来，宁波、南京等列入预备名单的9个城市定期举行海丝保护和申遗工作座谈会和论坛，举办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展览，开展相关研究，有效加强了相关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明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和宣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提出，江苏张家港、太仓、连云港，海南三亚、澄迈，福建莆田，广西防城港，浙江舟山等地，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深挖辖区内遗产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进一步加强海丝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并且通过不同渠道向国家文物局正式表达了希望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良好愿望，态度十分积极。 高涨的工作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媒体舆论的热烈氛围，是做好海上丝绸之路保护、管理和申遗工作的有利条件。但同时我们也要对海丝申遗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预判，不能低估申遗路途中的困难，更不能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是一蹴而就，短期内就能轻易取得成功的。当前，海丝申遗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国内尚未建立有效运行的海丝申遗协调工作机制。 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大型线性遗产申报成功的经验来看，一个健全、高效的申遗协调沟通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陆上丝路申遗时，国家文物局与沿线六省人民政府，六省文物局之间，以及豫陕甘新四省文物局与11地市人民政府分别签订了联合协定，明确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作为各级协调机制的秘书处。大运河方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省部级会商小组，沿线35个城市建立了大运河城市联盟，在扬州设立了联合申遗办公室。当前，各地在海丝申遗工作上或多或少存在程序不清、任务不明、各自为战等情况，给海丝保护申遗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和误导。对照丝路、大运河申遗成功经验，进一步健全完善海丝申遗协调沟通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是海丝的学术研究基础相对薄弱。 对照陆上丝绸之路的申遗经验，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突出普遍价值、时空范围及路线图尚未形成学术共识，申遗的技术路线尚不明朗。海丝的定义和概念是什么？中外学者的观点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作为一条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线路，相关国家很有可能会对丝绸之路提出与我国学界完全不同的理解。比如，部分日本学者认为丝路的起点应向东延伸至九州岛；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不应当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丝路的起点，因为丝路的西段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甚至更早期就已经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后来经过了多轮讨论和努力，最终才明确了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丝路的开端。 因此，海丝的定义和概念也有一个研究、讨论、明确的过程。仅以海丝的时间下限为例，有学者认为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结。但也有人认为，下限应该是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留权的1553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之后连接中外的海上交通线依然可以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基础性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取得共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和解释，将对参与海丝申遗的城市、遗产点的筛选、突出普遍价值阐释等后续工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学术研究，申遗的技术路线也是跨国联合申遗的核心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申遗的合作对象、时间点和遗产点筛选。什么是申遗的技术路线？就是在海丝的大框架下申报任务的切分组合方式，是分区域、分航线申遗？哪些区域应算作一个区域，较为适合打捆申遗？又或者是分主题、分批次申遗？ 三是海丝申遗面临的国际协商任务繁重。 从国际组织层面讲，根据2007年通过的《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概念文件》，国际组织将首先在中国和中亚国家推进“沙漠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然后计划推进中亚至地中海、南亚次大陆等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申报工作，草原路线和海上路线的申遗将放在更远的将来予以考虑。“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类似丝绸之路这类大型线性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不是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单打独斗就能够实现的。海丝申遗不是中国一方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它一方面需要借助于国际组织积极主动开展海丝的主题研究，明确海丝申遗的技术路线，另一方面需要各相关国家之间加强国际协商，探讨联合申遗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前期开展的准备工作，海丝申遗需要进行大量的国际磋商、协调、会议、研讨等，我们要充分预估即将面临的困难和工作量。 四是国内海丝申遗点的保护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2012年国家文物局更新的海丝申遗预备名单中共包括9个城市的50多个遗产点。这些遗产点，有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也有一些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是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不排除还有部分有潜力的、或者新发现的遗产点未在其中。不可否认的是，有部分申遗点的保护管理状况不尽如人意，文物保护资金欠缺，保护机构和人员力量不足，除了考古调查研究、设立专项法规、编制规划、文物本体保护、环境整治、遗产监测等亟需开展以外，甚至有部分遗产点连最基本的“四有”工作都没有做好。如果连这些基础工作都没有做好，我们的遗产点不仅经不起国际同行的审视，可能连其自身的保护和传承都堪忧。所以，对于那些准备进入预备名单的遗产点，特别是省级以下的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扎扎实实的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是各地政府和文物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三、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保护、管理和申报，下阶段各省（区、市）文物局、各地市人民政府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健全完善海丝申遗协调沟通机制 像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巨型线性遗产申遗，就必须建立联系上下、沟通左右、承担日常工作的海丝申遗协调沟通机制。我们认为，由某一个地市人民政府作为海丝申遗的牵头城市，抽调懂业务、会外语的精兵强将，成立常设工作人员的联合申遗办公室，负责相关联络、组织沟通、组织召开协调会议、印发简报文件，乃至参与筹备国际协商、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等事务，在机构、人员、经费上给予充分的保障，是较为理想的工作模式。而且，海丝申遗成功之后，联合申遗办公室可以过渡、转变为联合保护管理办公室，继续履行海丝各遗产地协调、保护、管理和监测的工作职责。我们欢迎有实力、敢担当的城市能够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或者会议后积极提出申请。我们将进行综合考量，尽快推选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牵头城市。也希望其他申遗城市能够积极配合牵头城市的工作，共同做好海丝申遗工作。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谁当“盟主”，国家文物局都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海丝的保护、管理和申遗工作。同时，我们也欢迎港澳台积极加入，共同推进海丝申遗和保护工作。（二）不断加强海丝申遗的学术研究 加强对海丝主题概念、时空范围、突出普遍价值等方面的课题研究，是做好海丝申遗工作的重要学术基础。下一阶段，希望各省特别是各相关城市，要结合本地区海丝文化遗产的特点，依托有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积极推进有关海丝的学术研究，为下一阶段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撑。 国家文物局也将委托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研究，力争初步厘清海丝的定义、时空范围及线路图，为未来与国际组织、沿线各国开展国际协商奠定基础。国家文物局还将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沟通，积极推动相关主题研究、申遗技术路线研究和国际协商工作的启动。（三）梳理确定海丝遗产点清单 各省（区、市）文物局应加强各自辖区内的海丝相关遗产调查研究，梳理辖区内与海丝相关的潜力遗产点，并于2015年9月1日前将梳理后的海丝潜力遗产点清单通过各省（区、市）文物局报国家文物局。 各省（区、市）文物局在梳理各自辖区内的遗产点时，应深入挖掘遗产点的价值，评估该遗产点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切不能“以多求胜”、“以量求胜”，而应把此处遗产点自身的保护管理状况、突出普遍价值，以及与海丝的关联度、价值贡献度作为唯一评判标准。 国家文物局将根据海丝申遗工作的进展，紧紧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突出普遍价值，根据各遗产地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管理状况，对各地上报的潜力遗产点进行认真筛选和评估。对于9城市之外新提出申请列入预备名单的城市，将根据评估情况，确定是否纳入预备名单。（四）全力夯实各项保护管理基础工作 各地市人民政府应牢固树立保护意识，加强机构建设，加大资金投入，认真做好海丝相关遗产点的各项保护管理基础工作，切实改善各遗产点的保护、管理和展示状况。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准备工作和条件，国家文物局于2013年印发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试行）》已经做了详细说明，大家可以按照其相关要求有计划地推进考古调查研究、专项法规制订、保护规划编制、文物本体保护、环境整治、遗产监测等各项工作，国家文物局将在技术和经费上予以重点支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各地要特别注意保护新发现的与海丝相关的遗产点，避免其遭到破坏，并尽快开展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也希望各地充分意识到，进入了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肯定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在这方面，丝绸之路项目就有前车之鉴：最初丝绸之路项目确定了六省区48处遗产点，但最终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只有四省区22处，超过半数的遗产点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入选。这些原因，有的是因为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积极性不高、各项工作难以开展；有的是因为遗产地保护管理状况不佳；有的则是“好心办坏事”，过度修缮，使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大打折扣。 国家文物局在对各地梳理上报的遗产点进行初筛的基础上，将会结合海丝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的编制，根据遗产点的自身价值、保护管理状况、与海丝突出普遍价值的关联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等，加强申遗过程中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及时调整列入申遗文本的遗产地名单，确保预备清单能够准确、真实的反映海丝的突出普遍价值和真实性、完整性。 同志们，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之间伟大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友谊之路，是人类不同文化互动与共存的见证与延续。海丝的申遗，需要国际组织的长期研究和推动，需要相关国家坚持不懈的支持和合作，更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奋发有为，努力工作。让我们以踏石有印、抓铁留痕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推进海丝保护和申遗的各项工作，切实担负起保护这一伟大人类遗产的历史重任，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构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2016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发布

国际ICOMOS总部今日在官网发布了2016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运动遗产旨在强调运动是全球每个人的遗产，不应在我们的遗产认知中缺失。The 2016 theme for 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Day on Monuments and Sites celebrated on 18 April is:The Heritage of Sport"Sport is part of every man and womans heritage and its absence can never be compensated for" -Pierre de Coubertin

关于举办“第四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的通知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2006版》（中文版）序言

科学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丰富我国国家公园体系童明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出发，提出要建立我国的国家公园体制。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对于完善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和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在不远的未来，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将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的目标，得到广泛开展；那些各种类型、各具特色的国家公园将为人们提供一处处亲近自然、品味文化和享受生活的理想场所。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资源大国，考古遗址公园必然在我国的国家公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考古遗址公园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上世纪80年代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指出，这类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起着心脏或主动脉作用的大遗址，应该给予特殊的和整体的保护。一些地方抓住有利时机，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圆明园、周口店、秦始皇陵、汉阳陵等大遗址保护工程的实施。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199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将“大型遗址”保护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并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大遗址的特殊重要价值和保护的紧迫性、复杂性逐步得到行业内认同。本世纪初，以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设立和《“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印发为标志，国家启动了“大遗址保护工程”，开启了我国大遗址保护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十一五”100处和“十二五”150处大遗址项目库，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保护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得到巩固，大遗址保护的基础进一步夯实。高句丽遗址、殷墟、元上都、丝绸之路、大运河、土司遗址等相继开展一系列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工程，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明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里耶遗址、金沙遗址、鲁故城遗址、北庭故城等考古工作向纵深推进，保护展示工程取得重要成果，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名片。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四线、六片、一圈”为核心，以150处重要大遗址为支撑、覆盖全国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大遗址保护实践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核心是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问题，即文物保护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系问题，大遗址怎样为群众所了解，更好的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问题。正是在深入思考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在系统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大遗址保护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运而生。2009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提出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总体思路——以重要的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建设具有科研、教育、休息等功能，在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积极保护的重要举措，也是遗址展示与阐释的一种整体策略。通过科学保护和展示大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回应广大民众对大遗址的热切关注，充分发挥大遗址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两批24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批准44家立项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占地面积超过900平方公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水平的整体提升，标志着大遗址保护工作全面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做好保护为前提和基础，重点探索大遗址的展示利用，在保护、管理、展示、服务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推动了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据统计，仅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公布后的3年内就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500万人次。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垃圾成山的棚户区改造成一个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城市文化公园，既保存了大明宫原有的地形和地表的遗址分布，又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公共空间；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吸引公众走进遗址，带动以遗址为核心的景点群和特色生态名村建设，促进当地群众就业，辐射周边文化产业的发展；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突出整体、和谐、生态、持续原则，将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保护、人居环境改善有机融合，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浙江、江苏等省还公布了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总的来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果丰硕，亮点频出，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相结合，促进发展，造福民众，推动“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范和标杆。同时，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一是保护问题。考古遗址公园来源于大遗址保护工作，其核心是保护，要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永续传承，实现文化资源的代际共享和代际公平。然而一些地方本末倒置，从本位主义和短期利益出发，过度开发，竭泽而渔，名义上为发展旅游经济，结果对遗址保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方面的教训绝非个例，应认真汲取。二是研究问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只有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并以此为指引开展保护展示工作，才能充分展现遗址自身的文化价值，才能绽放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目前很多遗址公园或大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还很不够，对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认识不深入，理解不透彻，展示阐释工作也就难以做到以物证史，透物见人，讲不出动人故事和深刻道理，无法真正吸引观众。三是管理体系问题。考古遗址公园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园或主题公园，它以遗址为内容，以公园为形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与单纯的遗址相比，更强调公益性，更注重遗址的展示与阐释。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应将考古、保护、研究、展示融为一体，整体考虑目标体系和管理架构。考古作为基础工作，必须坚持考古先行。要制定长期考古计划，科学系统开展工作，不断深化对遗址的认识和研究，提升遗址和城市的文化影响，而不是点缀式的开几个探方，对遗迹现象进行简单的揭露和展示，错过真正应该发掘和保护的内容。四是展示问题，应综合运用传统手段和新技术手段。传统展示方式中，保护是基础，只有保护好遗址才有条件进行展示，保护手段直接影响展示效果，二者应做好有机统一。数字化、多媒体等新技术手段是土遗址展示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展示技术介入，既使展示效果更直观和更具感染力，也为当下遗产修复中的众多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根据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古遗址一般不得重建。特别是圆明园之类的重要遗址如果重建，将与历史纪念意义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相悖，必须慎而又慎。而数字化与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虚拟方式再现遗址的历史风貌，为更好地向公众展示其艺术和科学价值，解决复建展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中的问题，研究出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等一系列管理文件，着力引导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现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同时，积极支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等行业组织，加强遗址公园之间的交流合作，及时总结和吸取各地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和好的做法。201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评估工作，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并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改进意见。正在编制的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仍将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主要突破口和重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是世界上国家公园建设最成功的国家，自1872年美国建立世界上首家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开始，迄今已经有400多个国家公园。1916年，美国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已经积累了100多年的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对世界各国国家公园建设都产生影响。美国国家公园的建设理念认为，只有高质量的公园资源和价值完整地保护下来，才可以为子孙后代提供利用公园的机会，当公园资源和价值的保护与它们的利用发生冲突时，保护是优先的。美国的国家公园中包括了自然区域、历史区域和游憩区域，其中国家历史公园、国家战争公园、国家历史地、国家纪念馆都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印第安人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也得到很好的保护。资源保护为首的可持续发展观、管理权与经营权分开、垂直统一的管理体系、特许经营权制度等理念和做法，都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编制2006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是美国国家管理局广泛使用的基础性文件汇编。内容包括公园体系的规划、自然及文化资源管理、讲解与教育、公民参与等多个方面，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和策略的合集，代表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些重要管理工具。当前，国家文物局正在积极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制度模式，有效管理文化遗产资源，加快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并将其纳入我国国家公园体制。为此，国家文物局支持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编译出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2006版》一书，是希望引发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为当前阶段以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如何建设、管理、运行和发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供有益的借鉴，也希望对推动我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有所裨益。当然，任何学习和借鉴必须立足国情，将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和文化传统，受到中国遗产类型、特点和保护理念的约束，受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的影响，受地方政府政绩观和群众文化需求的影响，必将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这条道路绝非坦途，但它也注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发展历程中一笔不可或缺的珍贵财富。本文系《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2006版》（中文版）序言，该书由远东出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

关于2015年考核通过和2006年公布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证章制作交费系统关闭及再开启时间的通知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关于2015年考核通过和2006年公布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证章制作交费系统关闭及再开启时间的通知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资质单位；及2015年考核通过2006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根据协会《关于2015年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证章制作、发放及相关工作的通知》（2015年9月23日），证章制作交费工作于2015年11月30日截止。12月1日，交费系统关闭。为保证下一步证、章制作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交费系统再次开启的时间为2016年3月1日至31日。未按时交费的届时请继续交费，相应证章将在完成交费工作之后制作。2006年有关资质人员证章交费系统于12月1日关闭，再次开启时间为2016年3月1日至31日。特此通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新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诞生

新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如下：安哥拉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克罗地亚古巴芬兰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黎巴嫩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韩国突尼斯土耳其坦桑尼亚越南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