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杭州师范大学 马庆凯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也逐渐进入了“遗产无所不在”的时代。让文化遗产融入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该领域的趋势，也与我国“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倡议相吻合。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遗产学界正在兴起的“批判性遗产研究”及其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不无启发。

“批判性遗产研究”的英文原名是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目前国内有批判性遗产研究、遗产思辨研究两种译法。事实上它们都不能准确传达英文名的原意，因为（1）国内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得带有“批判”字眼的表述容易招致误解；（2）“思辨”常常给人注重形而上思考的印象，可能使人们误以为这一研究潮流不注重田野调查与遗产实践。相对而言，反思性遗产研究、遗产批评研究更接近英文名的原意。

批判性遗产研究之所以兴起，是由于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范式呈现出以下不足：（1）遗产事业脱离民众，成为一个仅与遗产保护专家有关的狭窄领域；（2）遗产的叙事窄化，往往只有民族国家象征物这个意义维度得到了强调，遗产对于地方、民众的意义与价值被边缘化；（3）遗产的静态保护与民众生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适应；（4）世界遗产推崇“突出普遍价值”这样单一的价值，事实上围绕文化遗产常存在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声音乃至冲突，二者存在矛盾。

这些不足背后的主要原因是：（1）“主客二分”的思想基础，即遗产被视为需要被保护的客体，追求客观、科学、价值中立与专家权威的建构，使得人们忽视了遗产的产生、保护和利用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不可能脱离包括遗产专家在内的多种利益相关方的作用；（2）对价值的认识不足，即遗产的价值被视为遗产的固有价值、存在于遗产本体中，只有遗产专家才能认识。事实上价值离不开人这一主体的赋予，多种利益相关者都能赋予价值，价值是多样的；（3）对遗产领域广泛存在的权力问题认识探讨匮乏，包括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精英主义等。

毋庸讳言，以上不足在国内遗产学界也存在，国内学者对此的反思也常出现。批判性遗产研究并不神秘，它将文化遗产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承认人作为主体的作用，将遗产视为人与物互动的社会文化过程而不仅仅是遗产本体，与多种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在记忆传承、身份建构、地方感的形成、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它有助于改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实践，推动文化遗产领域更加公平公正、多元包容。

为了在国内遗产学界进一步推进批判性遗产研究的进展，本期栏目组织了3篇文章，一方面推介批判性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国内同仁一起探索如何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理论洞见与中国遗产事业更好地结合。

马庆凯、张煜的《遗产与权力：权威化遗产话语面面观》梳理了该领域高频率引用的概念“权威化遗产话语”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归纳了它的特征，追踪了国内使用这一概念开展的遗产研究及相关争鸣，探讨了这一概念对国内遗产事业的启示。

燕海鸣的《遗产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共情与体察》提出，批判遗产研究（或思辨遗产研究）要避免简单化的批评，应探寻每一个概念背后复杂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对遗产保护专家持同情之理解有助于我们掌握遗产知识生成的机制及其面临的问题。

由于缺乏纪念碑式的建筑，运河乡村往往被以遗产物质性为基础的权威遗产保护路径所忽视，不被认定为遗产。张崇的《运河乡村与大运河活态文化遗产实践研究》关注了运河乡村，挖掘了运河乡村的遗产价值，指出活态遗产保护路径更为适合此类物质对象。

当然，以上研究可能因为作者能力和学术训练等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笔者希望借此机会，改变国内学界“谈批判性遗产研究色变”、或因其源于西方而持有的排斥心态，以开放包容、跨学科的姿态一起推进这一领域在国内的发展。

作者简介：马庆凯，男，浙江大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讲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遗产研究、话语研究。

本文原文刊登于《文博学刊》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