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西西里的遗产——2018年ICOMOS国际考古遗产管理年会观察

2018-12-30 浏览量：

2018年是欧洲文化遗产年， ICOMOS国际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ICAHM）于10月25-28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蒙塔巴诺镇召开了年会暨科学研讨会。会议由ICAHM与联合国教科文、ICOMOS意大利国家委员会及蒙塔巴诺镇政府联合举办。大会的主题为“发现西西里的Agrimusco-遗产管理的整体性方法”，并针对考古遗产管理的多个方面设定了分主题，分别为“社区参与”、“气候变化”、“旅游与遗产” 和“天文考古”。

“天文考古”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因为距小镇仅几公里的就是近年来在天文考古学界渐渐知名的Argimusco巨石。蒙塔巴诺镇曾在2015被评为年度“意大利最美乡村”，在镇上每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时会吸引到大量周边的游客，给小镇带来短暂的繁荣，也使越来越多的小镇居民将老房子改为民宿酒店接待游客。但总体来说因地处山区，不易抵达，淡季旅游经济也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Argimusco巨石阵作为天文考古遗产的发现和对其研究的推动，也是小镇增加遗产景观丰富性和提升整体吸引力的机遇。

ICOMOS考古遗产管理专业委员会，像其他专业委员会一样，也会以每年的年会为契机，汇集来自全球的专业会员，在某个特定的遗产地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方面交流探讨当下国际前沿的遗产保护管理的理论实践，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当地的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新思路。

蒙塔巴诺拥有中世纪的城堡建筑和以之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极具特色的历史村镇，周边是西西里山区几乎原生态的乡村自然环境、农副产品、风土人情和特色美食，现今又有这一处引起学界和公众广泛好奇的巨石天文考古遗产；如何通过梳理小镇及其周边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是小镇非常真实的诉求，也正契合了会议的主题“遗产管理的整体性方法”。

本次会议另外一大亮点是有来自多个会员单位的中国代表参加。由于协会在会前的积极宣传，共有来自东南大学、清华同衡、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青年专家学者11名，也是参加ICOMOS专业研讨会中国代表数量创纪录的一次。我们乐于见到中国学者在专业领域与国际同行有着更多的交流沟通、遗产保护在中国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

来自东南大学的常军富老师参加了本次会议，并撰写了观察文章。协会征得其同意，特在此与大家分享：

发现西西里的遗产

——2018年ICOMOS国际考古遗产管理年会观察

常军富

东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周小棣、常军富和建筑学院沈旸于2018年10月底赴意大利参加国际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ICAHM）2018年年会，会场位于西西里岛中部的蒙塔尔巴诺-埃里克纳小镇。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发现西西里岛的Argimusco——遗产管理的整体策略”，会议对公众参与、气候和景观剧变、遗产旅游、考古天文学、非洲倡议等议题展开了交流，会后我们和ICAHM主席约翰·皮特森、美国和澳大利亚专家一起对西西里岛周边的古城、考古遗址开展了考察学习。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不仅自然风光秀美，还拥有着众多独具特色的历史城镇和文化遗址，当地在遗产保护领域有着非常成熟的理念和经验，对于我们在国内从事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参会和考察的过程中，不同理念和做法的碰撞带来很多触动和不成熟的思考，以此拙文略表。

研讨会现场

意大利西西里天文考古学院Andrea Orlando博士主旨发言“Argumusco 巨石的历史、考古和景观”

一、历史城镇：遗产旅游与空心化

蒙塔尔巴诺小镇

小镇位于西西里岛中部的山地区域，距我们到达的卡塔尼亚机场车程有近100公里，接机大巴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走了两个小时，才抵达蒙塔尔巴诺小镇。山路环绕中，小镇突入眼睑，给人强烈的震撼。下午的仰光照耀下，土黄色基调的小镇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山野中，褐色瓦顶上方，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小镇最高处是建于中世纪的斯瓦比安-阿拉贡塞城堡，厚重的城墙和高耸的塔楼居高临下，与周围漫山的建筑相映成辉。

小镇过去是西西里岛弗雷德里克二世的统治地，城堡建于1210年，镇内完整的保存了过去的街巷体系，并保存了大量的中世纪建筑，其中有圣米歇尔教堂、圣凯瑟琳教堂、市政剧院、圣灵教堂、小玛利亚教堂、农业银行等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行走在窄巷里，能够感受到小镇浓郁的古典气息和舒适的生活氛围。但另一方面，往昔繁华的小镇目前也面临着人去楼空的境况。在老镇区内，大多数房屋处于闲置状态，门户紧锁，除参会人员外，鲜少碰到当地人，且大多是老人，只有阳台上摆放的花盆为街巷带来点点生色。据介绍，老镇区内的房主大都在外地工作，只有休假时才会回来。

除了附近的矿泉水厂，小镇最大的经济来源是旅游。平日里人流罕至，到了周末，一拨一拨的游客开始出现，组团或自驾前来参观。游客为古城带来了生机，除了城堡、教堂等重要历史建筑外，镇政府还利用老建筑改造为历史照片馆、美术馆，展现小镇的悠久历史和艺术成就，沿小镇周围还修建了步道和观景台，使辛苦爬山的游客能够在山顶远眺周围绵延山脉和远处的地中海。游客的到来也为小镇带来了收入，当地居民开起了民宿、旅馆和餐厅，会议期间小镇内的住宿点几户全部客满，我们此行居住的就是其中一家民宿，名为中世纪度假村，由紧邻的几栋小房子组成，每个小房子为一间客房。小房子虽为新建，但用的当地传统石砌墙体和瓦屋面，内外装饰极为简朴，与小镇历史环境相协调。

姆迪纳城堡

姆迪纳城堡位于马耳他岛中部，建于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在整个中世纪一直为岛内都城所在。古城面积较小，方约250米，选址于高地，城墙高筑，防御性较强。北、东、西三面地势较陡，城墙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南面地势较缓，为城门所在，城墙外侧设有角台马面，墙外挖有城壕，以增强防御。时至今日，城堡的城池体系依旧保存完好，城内保存了大量中世纪建筑，如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教堂博物馆（原为神学院）、圣彼得修道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大部分为巴洛克风格。由于其独特的遗产价值，姆迪纳城堡现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姆迪纳城堡内生活的人口极少，据介绍只有300人，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几乎均为游客。行走于门户紧闭的小巷中，像是走在一个时间停滞的博物馆，缺乏生活气息。与蒙塔尔巴诺小镇相比，前者受地理环境和交通限制而逐渐衰落和空心化，而姆迪纳城堡则属于受遗产管理的严格限制而导致的人口萎缩和活力丧失。城堡内除教堂、博物馆等向游客开放的公共建筑外，只有少数用房被允许用作纪念品零售店或餐厅对外经营，且古城内禁止车辆驶入，除步行外，只有面向游客的马车哒哒哒游走于街巷中，所以整个古城显得十分安静，难怪这个城堡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昵称叫“默城”（the Silent City）。

国内遗产学界受西方思潮影响，往往极为反感和警惕旅游开发导致的遗产地空心化，但上述两个案例却显示出遗产旅游对于拯救遗产地的衰败和空心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行走在蒙塔尔巴诺和姆迪纳的街巷中，能深切地感受到，对于一些受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无法避免的人口萎缩和迁出现象，逆流而行只会南辕北辙，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摆正心态，以积极的姿态去拥抱改变，坚守遗产为人所守、为人所用的初心，方能找到正确的遗产保护与利用之路。

二、考古遗产：公众参与和面向未来

会议感悟

本次ICAHM年会关注的重点依旧是考古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与管理，其中，公众参与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我曾经参加了ICAHM 2016年年会、2016年台北城市遗产国际研讨会等遗产保护领域国际会议，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国外遗产学界非常重视对公众参与的倡导和支持，这也是他们认为的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出发点和目的。而这恰恰是国内遗产保护领域长期以来所欠缺的方面。

过去，国内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往往重视遗址保护而忽视保留当地居民，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搬迁和人口隔离现象，也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造成公园发展不可持续。近几年，国内对于遗产地的原住民保留和公众参与开始重视起来，这次参会的国内论文展现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如我们的参会论文《考古遗址公园在地文化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实践模式——以可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清华同衡楼吉昊等人的《火塘计划——基于侗族文化的教育和公众参与实践》以及首都师范大学范佳翎《围墙内外：地方文化视野下的河南省平粮台遗址的整体管理策略》、以及协会解立的《海龙屯考古遗址价值阐释：世界遗产与地方价值》等。

同时，这次会议国外同行的论文也给了我一些新的认识，如荷兰莱顿大学考古学系的Monique Van Den Dries教授所做的《A Glimpse into The Crystal Ball of Heritage Management》论文汇报，介绍了荷兰考古遗产保护历史、现状并对考古遗产管理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指出考古遗产管理的首要目的应该是面向未来一代，让后代能够继续感知和传承遗产的内涵并成为一代又一代发展、创新的源泉。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Helaine Silverman介绍了他们的团队对达勒姆世界遗产地价值内涵的扩展研究，将当地过去的煤矿工人与教堂的联系重新挖掘并研究，正如他在汇报时提到的，发达国家尽管在公众参与方面走在前列，但在国内的不发达地区，公众参与依旧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程。由此可见，西方的公众参与活动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再思考。就公众参与而言，东西方面临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的先进理念，另一方面更应该深入思考国内遗产所面临的问题，找出遗产与社会、社区共同发展之路。

Argimusco巨石

本次ICAHM年会的主题为“发现西西里岛的Argimusco”，Argimusco山地距本次会议所在的蒙塔尔巴诺小镇约7公里，山坡上的巨石是西西里岛上一处著名的自然景观，被称为“意大利的巨石阵”。这些自然形成的巨石呈现出人脸侧影、圣母立像侧影和展翅巨鹰的形象，当地考古学家和历史文化学者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发掘出了一些史前遗物，并发现了巨石在记录星象、日月更替等天文现象方面的独特价值，更将其与该地区远古人类的宗教信仰、祭祀文化等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内容给Argimusco增添了神秘而神圣的色彩。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直接证据能够解释上述内涵的真实性，仍有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受地质作用和风化而形成的特殊自然景观。尽管有上述两种不同的解释，但长久以来当地群众对该处巨石的情感寄托和地方学者的多角度、多层面探讨不断强化了巨石的精神价值，使其成为地方文化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其实在国内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一些在外地人看来可能毫无特色可言的对象在本地人眼中却拥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从遗产的物质属性看，无证据的附加价值应该被剥离，但从其精神属性看，其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精神联系也值得被保护和延续。针对这些问题，本次大会并没有展开讨论，但如何以一种客观而中肯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事情值得遗产工作者深思。

三、遗产保护与展示：理念、细节与创新

蒙塔尔巴诺城堡历史建筑

会场所在的蒙托尔巴诺城堡过去是军事堡垒，后来在14世纪时被西西里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改造为他的夏宫。目前城堡内仅两栋建筑被修复，剩下的建筑基址均直接展示。修复的两栋建筑在新旧结合方面处理得当，是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的优秀案例。建筑在外墙、屋顶等建筑围护结构方面均延续了历史做法，较为真实的反映了建筑的原貌。但在室内夹层、楼梯、门窗方面则采用了现代材料和做法，如夹层采用钢结构做法，楼梯用的钢混结构，窗户采用木框中空玻璃窗等。经过精心考虑和设计，这些改造或新增构件在位置、形式和质感上与建筑历史风貌保持了较高的协调性。以室外楼梯为例，混凝土结构外面使用了砂岩石板贴面，在色泽和砌块尺寸上与原毛石墙相协调，同时在贴面间用留缝示意出了踏步的位置，扶手连同楼梯平台栏杆均用简洁的铁件制作，锈迹斑斑的外观与历史建筑厚重的外墙一起形成沧桑的历史感。尽管以国内的文物修缮理念看，在石砌遗址上采用钢混结构恢复楼梯对遗址接触面是一种破坏，但如果将楼梯改为钢结构或木结构，或许这份厚重感会减分很多。究其原因，国内的文物保护更多是基于抵制破坏行为的角度而形成的刻板思维，而意大利在文物保护方面已经培养成一种社会责任和公众意识，对遗产精神的尊重和延续、对设计创意的追求和宽容已深植于建筑遗产保护理念之中。

史前神庙考古遗址公园

地中海的岛屿上遍布史前人类活动的痕迹，马耳他岛上散布的巨石神庙遗址即是其中代表，现已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此行考察了其中三处遗址，分别是Ġgantija遗址、Ħaġar Qim与Mnajdra神庙群以及Tarxien神庙。这三处遗址的位置不尽相同，其中前两处遗址均位于郊野地带，而后者则位于城区内。

三处遗址面积都不大，但在保护与展示方面却下足了功夫。考古遗址以一种原始的面貌呈现在参观者面前，除了必要的支护措施和遗址上方覆盖的张拉膜保护棚，极少有复原或其他干预。木栈道和护栏严格限制了游客的参观区域，每处节点都有图文并茂的展示牌介绍遗址细节。除此之外，三处遗址均建有博物馆，大概只有两百平米，面积虽小但“五脏俱全”，含展厅、纪念品销售、厕所等功能。展厅内图片、实物、多媒体应有尽有，甚至其中一个博物馆内还配有4D影院，让参观者能够从各个方面感受到遗址的价值内涵和历史信息。纪念品店内东西虽少，但类型多样，值得细看，也无过度商业化之感。相比之下，国内动辄上千平米的遗址博物馆却经常在展示内容方面十分空洞，文化产品创意不足，难以让人驻足。

神庙遗址公园的设计也十分注重环境的展示，尤其是Ġgantija遗址和Ħaġar Qim与Mnajdra神庙群，由于地处郊野，十分重视对环境的呈现，参观者从博物馆小巧的出口走出，一眼望去，大片的田野环境映于眼前，轻盈的白色遗址展示棚漂浮在远方清澈的天空下，遗址与环境相得益彰。

三处遗址的参观过程中，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当地在遗址保护、管理和展示设计方面的用心，行走在公园里，既能参观遗址，学习考古知识和历史文化，又能在田野中自由漫步，欣赏田野风光，这正是考古遗址公园的魅力所在。

歌德曾经讲过：“如果不去西西里，就像没有到过意大利，因为西西里才是意大利的美丽之源。”这次西西里之行，的确发现了一个有别于罗马、威尼斯的美丽的地中海遗产圣地。在会议和考察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地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可以发展的这么好。在与大家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一些共识，就是西方国家不仅在遗产保护意识和技术领域走在前列，而且在环境保护和人口数量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环境洁净的蓝天碧海、绿树青山加上明亮的地中海阳光是遗产地形象的重要加分项，而低密度的人口也为舒适、悠闲的遗产旅游和参观提供了重要基础，在这两项因素的增色下，即便有些遗产保护不尽合理的地方，也能呈现出良好的整体效果。相比之下，国内尽管也有一些遗产保护工作十分优秀，但持续的雾霾、拥挤不堪的游客带来很差的参观体验。

另一方面，客观而言，当地也有一些做的不好的负面案例，如卡塔尼亚古城内，商业主街的历史环境闪耀夺目，而在地块背后的次街上，则是垃圾遍地、乱涂乱污、车辆乱停等脏乱差的形象，可见，即便在西方国家，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也充满了挑战。

近年参加国际遗产会议，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中国学者的参与感越来越强，遗产领域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国内的遗产保护意识和公众参与意识也正处在一个逐渐养成和成熟的过程。在学习西方优秀案例和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深思自己的问题和不足，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以自信和包容的心态去迎接创新，走出中国自己的遗产保护道路。

未来由我们自己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