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公约与可持续发展”议题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的重点在于启动一个联合共享程序，为世界遗产实施框架内处理文化和自然的观念性和实践转变创造新的可能。具体强调了在预备名单、上游程序、申报和保护管理各阶段，亟需文化与自然融合分析方法上的指导。第一阶段选取的三个试点分别位于亚非拉三大洲：蒙古国的阿尔泰山脉岩画群（Petroglyph Complexes of the Mongolian Altai）、埃塞俄比亚的孔索文化景观（Konso Cultural Landscape）以及墨西哥的圣卡安生态保护区（Sian K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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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在更多的研究案例遗产地自然、文化与社会价值的相互关联性的基础上，ICOMOS与IUCN进一步探讨这一新的理解如何帮助优化政策框架和管理机制。一个中远期目标是调整现有的管理有效性方法，特别是修订针对自然遗产制定的《遗产提升工具箱》（Enhancing Our Heritage Toolkit, 2008），使其适用于为所有世界遗产管理有效性提供指导。第二阶段选取了两个遗产地作为深入研究的试点：匈牙利普斯陶地区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Hortobágy National Park）和南非和莱索托交界处的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公园（Maloti-Draken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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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聚焦有机演进型文化景观，探讨如何在世界遗产框架下有效支持传统的管理方法和生态文化韧性/复原力。这一阶段共选择4处遗产地，其中阿联酋的艾恩文化遗址（2011年列入）和塞内加尔的萨鲁姆三角洲（2011年）的联合咨询工作已经完成。2019年将要开展的是两处农业文化景观葡萄牙的Pico岛葡萄园文化景观和中国云南的红河哈尼梯田。第三阶段将联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计划（GIAHS），我国世界遗产哈尼梯田也已完成前期对接，准备于今年11月迎接该项目组专家的到来。

瑞士代表发言

文化与自然、遗产与生活、保护与发展… 从不是简单对立的，在与大部分文化遗产价值相关的传统体系里更是如此。从1972年公约建立，1992年文化景观的提出，发展的碎片化和遗产认知与管理回归整体性的趋势促使遗产工作者更深刻的看待不同语境下的连接与融合。中国的遗产有着多样的形式和内在复杂的关联，其中文化和自然从来密不可分。如何探寻和重建真实、富有意义的连接，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