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世界文化遗产主场活动“中国文化遗产绿色发展与多彩传承”学术研讨会圆满举行，4月19日，国际古迹遗址日主场活动公众讲座在岱庙成功举办，一起来看看知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集锦。

当前，全球气候系统呈加速变化趋势，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文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带来的挑战成为文物领域面临的最严峻考验之一。本报告首先简要回顾了气候变化背景及其对全球文化遗产带来的影响，并对甘肃省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水、风沙以及生态环境变化对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的多种挑战。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开展了崖体保护加固、区域性灾害监测、洞窟微环境监测与调控、风沙危害防治、生物病害防治、洪水防御、风化防控、灾害事件预警处置、安全防范及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游客管理、数字化保护、保护管理规范制定等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举措。未来，敦煌研究院将以建立更加完善的，能够覆盖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和北石窟寺的监测预警体系为支撑，进一步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体系和管理策略，使甘肃省珍贵的石窟寺文物能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气象灾害对文化遗产的威胁不容忽视，通过历年灾害实例分析，暴雨和台风等灾害对文化遗产的影响较为显著，近年极端天气事件的多发频发更是加大了防灾减灾的难度。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气象防灾减灾机制与经验，利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密切监视灾害性天气发展演变，并提升灾害预报能力，充分发挥气象预警在灾害防御应对中的先导作用，取得积极成效。为应对气象灾害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关注和警惕灾害性极端天气对遗产安全的威胁与影响，开展风险识别和评估工作，形成应急预案；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将古迹遗产保护纳入到防灾减灾体系中，更好的发挥气象预警的作用；推进跨学科的研究，协同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绿色理念是人类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设计思想，它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倡在满足当代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的生存条件。在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领域绿色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因地制宜，最大化地利用气候资源；其二通过设计实现建筑的节能减碳；其三是建立区域高适配性的零碳路径。三方并举由此达到零能和零碳的目的。汉阳陵帝陵外葬坑博物馆设计通过十三项技术创新，利用地能和地热，达到恒温恒湿的效果，创造了遗址及遗址环境保护的新范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面对文物建筑深埋21米地下，通过多层包裹，顶置水池，创造了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低能低碳的效果，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创造了迷人文化空间。绿色理念正在重塑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标准和技术路径，推动形成环境友好型保护新模式。

考古遗产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载体。在全球化进程中，考古遗产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其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使其易受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威胁。与其他处于战乱中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问题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保护问题，强化政府责任，杜绝法人违反现象的发生。

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威胁，国家采取了多方面措施。政府加强文物保护体系，推行文物防灾减灾战略，制定应急预案，并提升文物灾害应急处理能力。同时，科技进步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新途径，数字技术和高科技设备如高光谱成像、3D打印等可以帮助实现文物的无损检测与修复。全球合作也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促进了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通过多方协作与科技赋能，文物保护工作正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文化遗产在地震、洪涝、大风等自然灾害面前相对脆弱，为有效提升文物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切实保障文物安全，本报告提出了基于“承载体-致灾因子-孕灾环境”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框架，构建面向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体系，建立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平台。平台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构建了全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以及洪涝和地震两类主要灾害的标准化风险指标评估模型，结合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智能监测、物联网感知、大模型分析及数字孪生模拟等技术，形成“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对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的事前风险预警、事中实况分析和事后灾情速报，实现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的有效监测和预警，为文物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本报告分享了西安城墙的系统性保护工作。西安城墙面临结构性风险，存在着多个隐性风险。管理机构通过逐步建立预防性保护体系，推动从“抢险修缮”到“日常保养维护”的转变。通过定期巡查、监测和修缮工作，城墙得以在保持历史特色的同时得到有效保护。系统性监测和数据分析成为关键，采用先进的地质雷达技术对城墙进行全面“体检”，及时发现并修复隐患。同时，结合环境变化的影响，采取了合理的排水和绿化硬化措施，尽可能减轻了自然灾害对遗产的影响。此外，管理机构还建立了数字化管理平台，整合各类监测数据，确保在面对突发灾害时能快速响应、科学决策。通过这一系列综合措施，西安城墙在近几年平稳度过了汛期和各类环境压力，成功实现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长期保护与传承。

本报告围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展开，主要从国际和国内两大层面分析和探讨如何推动世界遗产的绿色发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及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相关指标，特别是《2030年文化指标》，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环境与复原能力、繁荣与生计、知识与技能、包容与参与。中国在落实这些指标的过程中，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针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中国建立了世界遗产监测预警体系，报告总结了具体案例，如莫高窟等地通过气候变化政策文件的实施，加强了对气候影响的管理。同时，报告也介绍了中国在世界遗产地的环境管控、旅游管理以及开发建设影响评估方面的工作，通过严格的规划与评估机制，有效保护遗产地的文化和自然价值。最后，报告梳理了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专项行动计划》中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包括遗产影响评估、教育与知识传播、遗产要素保护补偿制度、监测系统完善等，旨在提升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取得更多的实践成果和经验。

文化景观连接自然与文化，体现了自然和文化的深刻联系对世界遗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体系中，文化景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乡村景观是文化景观第二类“演进景观”的重要类型。2017年ICOMOS正式采纳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乡村景观遗产准则”，乡村景观保护成为国际文化景观保护前沿。乡村景观遗产保护对于“连接自然和文化”，确保土地和自然的可持续产出，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人类认知自然的技术、科学及实践知识等传统生态智慧，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乡村景观类型丰富，是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当前，文化景观、乡村景观保护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中的重大缺口，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景观保护遭遇严峻挑战，急需提升对乡村景观遗产的价值认知及保护策略。

本报告主要探讨了世界遗产类型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申遗工作的影响。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录中列入了12处遗产地，其中两处古城给遗产的类型带来了新的挑战，因其在作为城市历史中心的建筑群仍然是当代城市生活的载体，这带来诸多保护难题，如何平衡遗产保护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成为关键议题。1992年，文化景观作为新类型出现在操作指南当中，1996年，庐山成为中国的首个以文化景观的类别列入世界遗产的遗产。此外，非精英类型遗产（如乡土建筑、工业建筑等）逐渐受到重视，2002年在操作指南中又增加了运河遗产和遗产线路等遗产类型，为世界遗产的申报打开了新的大门。

中国在21世纪处也加强了对这些新的遗产类型的研究。随着五台山、西湖、哈尼梯田、花山岩画以文化景观的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丝绸之路、大运河也分别以遗产线路和运河遗产的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管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中国世界遗产的申报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创新性。鼓浪屿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国际社区”的新概念，展示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场景。在北京中轴线的申遗过程中，将原本碎片化的历史遗迹整合为一个整体，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特征。通过这一申遗工作，突出了操作指南中“延续的文明”的特征表达。景德镇从最初的窑址的系列申报，扩展到镇区，再扩展到包括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等多方面的综合遗产体系，形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复杂的包括各种类型的综合的申报项目，为世界遗产的辨识、保护和管理，以及价值传播贡献了中国智慧。

山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显著成绩，成果丰硕。截止目前，复查率100%，新发现文物达到8922处。从类别上看，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石刻、古建筑居前三位；从地市分布看，济宁、临沂、威海等地新发现数量较多，尤其是威海特色民居海草房、环渤海地区的盐业遗址等，成为此次普查的重要突破。除常规普查外，省里组织的七大专项调查是本次普查工作的亮点之一。结合山东文物资源特点，省普查办组建了由3家省直文博单位和4家高校参与的省级调查队伍，启动了旧石器遗址、盐业遗址、大运河、齐长城、胶济铁路、水下调查、集中连片重点区域等七大专题调查，均有重要新发现。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专业队伍的参与，弥补了市县力量不足的缺憾，新发现圈连洞等重要遗址；环渤海地区盐业遗址调查，发现了700余处盐业遗址点，填补了盐业考古的研究空白；齐长城调查，既进一步确认本体范围，又深化“两线”落图；水下文物调查取得了沉船遗址和海防设施的重大发现，等等。四普工作不仅丰富了山东省的文化遗产，也为文物保护和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致敬一线普查人员，他们不惧严寒酷暑，翻山越岭，行走田野，实地踏查，文化遗产才能绽放光彩。

南海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关键海上交通枢纽，其历史地位虽已获得学界共识，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协同关系，以及文化互动机制仍需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进行系统性论证。我国海洋考古学科建设始于1987年海洋考古研究室成立，其中"南海一号"宋代沉船的整体打捞工程开创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范式。此外，"南澳一号"与"华光礁一号"沉船的考古发现，共同构建了我国海洋文明研究的时空框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遗址的发现与调查，标志着我国在深海考古技术体系方面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当前学科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南海复杂水域淤积沉积环境对遗址保存状态的影响、多时期沉船遗存物质文化层的辨识难题，以及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滞后于学科发展需求。针对这些瓶颈，南方海洋实验室通过构建"历史文献考据-沉积动力学研究-三维浅地层剖面技术研发"多维研究框架，系统推进无人艇及深海探测装备的自主研发与工程验证，并着手建立全域海洋文化遗产信息图谱数据库。值得关注的是，海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技术体系已成为国际学界重点攻关方向，涉及遗址本体稳定性评估、微生物腐蚀防控及动态监测网络构建等关键技术领域。随着科技考古研究范式的深度应用和青年科研力量的持续输入，南海沉船所承载的物质文化内涵将得到系统性阐释。这种学术突破不仅能够完善海洋文明演进的理论框架，更为构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中国石窟寺具有连续、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见证了政权交替、文化交融交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包容性的重要体现。自1962年梁思成对莫高窟加固提出的“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理念，到了1986年乐山大佛的修缮、2000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中国石窟寺保护理念逐渐完善，保护利用工作新路径不断拓展，科技创新工作不断深化，多学科协同攻关模式成为共识。

近年来，科技支撑石窟寺保护研究愈发显著。智能探测机器人、宇宙射线缪子成像探测技术等先进技术设备应用到石窟结构探测，解决了石窟多尺度结构精细化探测难题；三维激光扫描建模技术和微观力学测试平台已成为支撑石窟岩体稳定性精准定量化分析和评价的重要技术手段；分布式光纤技术、遥感技术、无人机等监测技术的应用，有效支撑了石窟岩体多尺度系统性监测和预防性保护研究；信息提取技术为抢救性留存风化碑刻石刻信息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在系统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石窟寺及石刻的保护传承需要更多学科领域的协同攻关，构建推广全链条石窟保护利用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告主要介绍天津大学在工业遗产领域的研究成果。2013年天津大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支持，2021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出版了重大课题系列报告《中国城市近现代工业遗产体系研究》，内容涵盖中国工业近代化历程、工业遗产保护的数据库及管理平台、价值评估体系、适应性再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等。课题首次大范围、系统地研究中国工业遗产，强调一线调查和理论结合。以此为基础本次报告结合现存遗产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进程以及地域特征；介绍了重大课题的基础数据和不同行业的工业遗产；还说明了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的二级导则，强调应该重视工业建造技术、产业链、生产线和设备、档案等工业遗产评估的特殊性。该研究为今后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四普工业遗产新发现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

本报告主要分析中国文化景观遗产的特点和价值。中国的文化景观具有特殊的自然和文化区域背景，如景迈山、五台山等都是自然和文化复合在一起形成特定的文化景观。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这个过程之中蕴含丰富的生态的伦理和生态智慧，文化景观的长期传承和活态遗产的延续，往往也依赖于关键技术的支持。这些技术可能是生产性技术，也可能是生活方式上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在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中形成的技术与智慧。此外，中国很多双遗产兼具典型的文化景观特性，泰山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双遗产，其文化意义与空间结构尤为突出，体现出深厚的东方哲学思想与人生观。泰山在空间上建构了地府、人间与天界的“三重空间”，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我们应更加积极应对气侯变化和极端气侯天气的影响对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危害，这是每一位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提高全行业的防灾减灾以及救灾能力。我想在日常工作中至少有四个方面需要我们高度的关注。第一，要把文化遗产的监测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上，长期监测遗产的各种变化，做好各类数据的收集和记录作为遗产的永久档案；第二，针对各类材质和结构的文化遗产加强多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和相关病害的成因、变化的分析研究，这同样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工作；第三，提高管理水平是应对文化遗产面临各种风险关键所在，这包括遗产管理者必须要做好应多可能风险的处置预案或行动指南，遇上灾害应该采取恰当的措施，避免次生灾害和为有效的保护创造条件；第四，要善于在各类遗产中去发掘古人在适应自然、增强遗产韧性方面的智慧和做法，以增强今天我们应对气侯变化和各类自然灾害的信心，提高文化遗产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4月19日下午，国际古迹遗址日主场活动公众讲座在岱庙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专家、从业人员、文物爱好者以及泰安市的青年学子共100余人参加了讲座。

公众讲座由山东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一级巡视员王廷琦主持。邀请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泰山学院教授、泰山研究院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周郢，为在场听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分享。

讲座中，宋新潮理事长以全球视野聚焦世界遗产，以“ICOMOS 60年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为题进行专题讲座，回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六十年发展历程，细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探索与发展之路。周郢以“泰山与中华文化”为题开始讲座，对泰山文脉进行深度挖掘，为大家揭开泰山文化的神秘面纱。

此次国际古迹遗址日学术研讨会和公众讲座的成功举办，不仅为文物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了交流平台，也让更多公众近距离接触到文物保护知识，感受到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激发出公众对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热情。

本次4·18国际古迹遗址日主场活动期间，参会人员对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泰山开展了调研，并调研了泰山的遗产构成要素岱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