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9日，北京时间15:00-16:30，由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纪念与和解的遗产阐释与展示“主题边会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召开。边会共邀请到三位主讲嘉宾：南非旅游局遗产与旅游部门主任Thabo Manetsi博士、台湾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黄舒楣和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教授李贤京博士；两位对谈嘉宾：圣托马斯大学Eric Zerrudo教授和肯特大学Sophia Labadi教授；并由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文化部门主任Jinsung Jeon主持。

本次边会通过三个特殊博物馆的阐释与展示案例与大家分享了在面对有争议的纪念遗产过程中如何避免矛盾，并呈现多元的视角与记忆。在随后的对谈环节中，专家们也针对这类遗产的策展方式、与社区的互动和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交流。

边会一开场，分别由韩国外交部公共外交与文化部事务司司长Jongho Kyun和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Kyungkoo Han博士进行致辞。在致辞中，他们都强调了每一处遗产都有不同的阐释与展示方式，但对于有些记录特殊历史时期的遗产，比如警世遗产（difficult heritage）而言，它们的阐释与展示工作是非常敏感但重要的。致辞嘉宾希望此次边会可以对于展示遗产全面真实的历史有所帮助。

在案例分享环节中，三位主讲嘉宾Thabo Manetsi博士、黄舒楣副教授和李贤京博士分别介绍了南非种族隔离博物馆、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以及加利西亚犹太博物馆在遗产阐释与展示方面的成功实践。

种族隔离博物馆以南非的种族隔离为历史背景，通过电影片段、照片、文字展板以及文物来进行展示。策展团队由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包括策展人、历史学家、电影导演以及设计师，他们的参与使得展览具有多样化特征。博物馆由常设展览、曼达拉展览和临时展览组成。而在博物馆的入口则有一处有趣的设计，参观者可以选择以白人或者非白人的身份进行参观，两条参观路线因阐释与展示的视角不同，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游览体验。除此之外，博物馆的临展也常用南非当下的事件为主题，以增加博物馆与社区间的交流，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Thabo Manetsi博士还提到在展览的策展过程中提供另一种叙述（alternative narrative）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对于塑造国家历史的整体叙述有重要作用。

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有570,074人，占总人口的5%。在16个原住民民族中，排湾族（Paiwan）拥有102,127的人口（2019年统计数据）。日治时期，那些承载原住民历史与文化的纪念物被日本人带到伦敦博览会，并在博览会期间或捐赠或出售给英国人，导致了排湾人这段记忆的缺失。虽然当时有日本人类学家对于原住民文化产生了关注，并通过购买等方式收藏了大量的原住民文物和图像资料，包括1932年被私人藏家买走的排湾族重要文物祖灵柱（Muakai），但带有殖民色彩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展示最真实的历史。2000年左右，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希望将博物馆中的藏品去殖民化，让这些文物曾经的主人，当地的原住民重新与其产生联系。于是，通过与排湾族贵族的沟通，让他们重新获得这件文物的所属权，但排湾族也建议让祖灵柱先暂存在博物馆中直到他们拥有保护这件文物的条件。同时，他们向博物馆赠送了订婚礼物（lemisi），并以一场象征性婚礼的形式正式建立了与博物馆的联系。

黄教授通过讲述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Muakai的跨世纪婚礼”的故事，展示了台湾地区原住民排湾族在遗产阐释中的参与。她还指出，虽然原住民是少数族群，他们在过去与汉族的交流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文化影响，但不能因此认为他们对于历史与文化有着同汉族一样的理解。排湾族重新获得祖灵柱的过程是他们找回失去的记忆以及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一家主题为原住民文化的人类学博物馆，需要时刻邀请原住民的参与，并与他们建立持续的交流与联系。

自1949年开始，相继出现了几处有关大屠杀的纪念场所，而在2000年以后，有关大屠杀的研究和展示形式才开始呈现多样化，加利西亚犹太博物馆就是多样化阐释的一个优秀案例。该博物馆由英国摄影记者克里斯·施瓦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乔纳森·韦伯教授于2004年4月共同创建。他们最初的理念是希望不仅仅展示大屠杀受害者的遭遇，而是同时关注波兰加利西亚地区的犹太文化。他们用五个展区来体现策展创意，分别是废墟中的犹太人生活、曾经的犹太文化、屠杀和破坏的地点、如何回忆过去和今天制造记忆的人。而每个展区的照片并没有用当时的黑白照片，而是都采用彩色照片的形式，让参观者了解一个多彩的犹太文化。同时，博物馆还提供教育课程。首先，由这段历史的见证者讲述这段过往，然后由导游带领参观，最后通过工作坊交流对话的方式形成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李贤京博士认为通过阐释犹太文化，可以增加叙述大屠杀事件的角度与层次，从而形成对全球共同遗产（shared heritage）的阐释。

随后，主持人邀请两位对谈嘉宾：圣托马斯大学Eric Zerrudo教授和肯特大学Sophia Labadi教授来回答问题，并邀请其他三位主讲嘉宾共同参与。

Eric Zerrudo：

随着2008年《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的出现，阐释多种声音需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方法。对我来说，在遗产的叙述时要考虑不仅仅是这一段历史，还需要考虑这段历史之前的事情，还有由这段历史引发的事情。如果这段历史是一个依然存在的矛盾，那更需要谨慎。因为事实就在那里，但我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却会成为新的记忆，写进之后的历史。另一方面，目前菲律宾有很多平台和媒体，有很多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声音。在博物馆的环境下，人们可以通过沟通、交流，选择用一种喜欢和合适的方式进行叙述。所以我的原则是不能只是历史叙述，而应是当代的叙述。我希望当我们在博物馆这个特殊的场所看待一些社会问题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我希望博物馆不是一个来了然后走了（go and leave） 的地方，而是当地社区真正生活（live）的地方。

Sophie Labadi：

我认为聚焦于个体生命的阐释方式会比完全统一的方式更加有力，因为这种完全统一的叙述方式更像一种政治工具，可能会引发矛盾冲突。另一方面，这种聚焦个体生命的阐释方式会与人们更为相关，同时也会有更多重点放在公众上，公众也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从而移除了政治因素，避免冲突和矛盾。而且这种聚焦个人的阐释是更加包容的。需要注意的是，应采用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

Thabo Manetsi：

需要采用一种共识的方式，没有任何历史是被隐藏的。

黄舒楣：

人们提到工业遗产首先想到的是规模、技术，但那都只是遗产的一部分。当时的工人，他们的参与也是遗产很重要的部分。

李贤京：

或许宏大叙述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也可以尝试其他角度的阐释与展示。

自2017年日本明治维新工业遗产：钢铁、造船和煤业申遗成功，但却未履行其“展示全面真实的历史”的申遗承诺以来，韩国每年都会举办遗产阐释与展示的主题边会，旨在提醒日本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2019年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日本做出的“关于阐释项目，已根据阐释策略进行了恰当的阐释”的承诺，2020年3月，位于东京的工业遗产信息中心（Industrial Heritage Information Centre）开幕。然而，据韩国媒体报道，该中心并未如当初承诺那般，对在日本明治工业革命期间强迫他国工人劳动的历史进行全面真实的阐释与展示。韩国此次边会也在对谈问答的最后向嘉宾就日本明治维新工业遗产的阐释问题进行提问，然而并未收获想要的答案。

随着学者们对于遗产阐释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今的博物馆或纪念场所呈现出越来越多元的展示方式，策展人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多地运用不同角度、转换不同身份来进行叙述。虽然依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对于当地社区或利益相关者而言，还是可以感受到善意与关怀。因此，阐释与展示的方式并不是我们缺失的技能，反而是在策展过程中是否想要展示全面真实的历史，是否顾及到亲历者的记忆才是遗产阐释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