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8日，北京时间15:00-16:30，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举行了一场边会，题目是：多元记忆的世界遗产——遗产阐释的作用。这一边会旨在围绕遗产价值涉及的多元记忆进行探讨，并就由此所引发的多元阐释进行交流。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旁听了本次边会，并就会议情况分享如下。

本次会议为“世界遗产，多元记忆”的第六次网络系列研讨会。此前五次研讨会上的主持人们，分别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近年来，关于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否是唯一且永恒的，引发过广泛的热议。尤其是那些关乎存在争议记忆的遗产，及其所涉及的公民社会构建问题，更是世界遗产与文化政治互相渗透的表现。关于近代以来涉及战争或冲突的遗产是否应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主题研究报告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结论建议，即不应列入名录。在本次边会上，Jean-Louis和Sue Hodges两位嘉宾重申，存在争议和冲突的世界遗产不应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观点。

同时，在《世界遗产公约》五十周年之际，参会的专家们呼吁公约引入更具包容性的工具和方法，包括加强公民社会的参与，提升遗产展示阐释在世界遗产提名过程中的作用，来实现更有效的遗产管理。

⏩ 李贤京（主持人）：韩国外国语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研究教授

⏩ Christina Cameron （系列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主持人）：蒙特利尔大学建筑学院名誉教授，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加拿大代表团团长

⏩ Gamini Wijesuriya：（系列研讨会第二次会议主持人），建筑师，考古学家，ICCROM 总干事和世界遗产培训和研究中心特别顾问

⏩ Jean-Louis Luxen：（系列研讨会第三次会议主持人），鲁汶大学名誉教授，ICOMOS前秘书长

⏩ Sue Hodges（系列研讨会第四次会议主持人）：ICOMOS文化遗产阐释展示科学委员会主席，ICOMOS咨询委员会成员

⏩ Francesco Bandarin（系列研讨会第五次会议主持人）：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席，“我们的世界遗产”咨询委员会成员

会议的开始，韩国文化管理局局长金贤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主任 Shahbaz KHAN分别致辞。金贤慕表示，韩国政府将通过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类中心-世界遗产地展示阐释国际中心，开展包容的遗产阐释的研究。

Gamini Wijesuriya认为，dissonance一词本身暗含追求最佳平衡的意义，可以作为一种遗产管理的有用工具。遗产领域已经采用了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人已经成为了话语的中心，这也由于话语的多样性而引发了争议和冲突。Gamini认为，应该认识到，遗产领域中的争议是无法避免的，忽略争议的存在，对遗产和社会以及促进和平的目标造成影响。

Jean-Louis Luxen回顾了第三次会议所讨论的世界遗产地中具有争议记忆的三个案例——圣索菲亚大教堂、明治工业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奴隶记忆旅游路线项目。当时会议的结论是：一个遗产地的记忆应该展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种意义，避免偏颇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叙述；但需要以更包容和更多样的视角进一步去探讨；除了讨论这类遗产是否应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外，应探索替代的项目，特别是针对近来有争议记忆的遗产地。

Gamini表示，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和规则不断变化，因此应以动态的视角去理解世界遗产，在遗产阐释过程中吸纳多重声音和记忆。他强调，在管理手册上已经指出，当管理遗产地的时候，人们需要审视所有的价值，而非仅审视突出普遍价值。

Francesco强调，更加包容和开放的遗产阐释需要更多的工具去展示公民社会如何参与其中。他高度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这方面的作用，因为该公约将更多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纳入了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的每一个环节。

Jean-Louis认为，近来有争议或有冲突的记忆的遗产地，不应该被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遗产与公约的目的和范围无关，他提议这些遗产应该与替代项目相关联。

Sue提出，当前的普通的遗产地可以通过媒体技术讲述多重故事，但是证据需要被阐释和证实，需要来自不同观点的人们富有成效的争辩。需要接受不是所有争论都能达成一致，但重要的是达成和平的局面。

Christina认为公约的重点从一开始就是世界遗产的列入，但是保护和管理逐渐获得更多的关注，其中包含了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从一开始重视物质材料到一个更包容的方法，这个方法将完整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价值纳入其中。她同时提到，在保护规划中，最不受重视的为遗产展示阐释。因此她呼吁遗产展示阐释需要有和遗产保护同等重要的地位。

Gamini列举了公约近年来的一些重要变化，主张确保所有参与者（包括活跃的和不活跃的）积极参与，呼吁拥抱多样性实现通力合作。

Jean-Louis同意需要对公约进行评估和采用新的方法；表示程序的政治化对于公约的执行是危险的。他回顾并指出了公约的基础是对于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进行保护，而不是世界遗产提名的竞赛。因此，保护状况的监测应该成为应该成为优先事项。他同时表达了对于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政治压力下或缔约国的利益交换中，经常推翻咨询机构的决议的担心；以及对于旅游开发危害世界遗产保护的忧虑。最后，他提出需要新方法特别是公民社会参与，但需要以纠正公约执行的负面实践来开始。

Sue提议应该在世界遗产提名流程开始之时就制定展示阐释计划，让当地群体在一开始就与遗产地发生联系。她同时认为应该将非物质遗产纳入遗产地的展示规划中。

Francesco提出遗产地的列入和保护是两项公约执行的重点，但是这个发展轨迹是危险的，公约处于失去公信力的风险当中。需要将公约至于21世纪的背景之下考虑，他再次强调了公民社会的作用，以及存在的许多新工具和新方法能在尊重公民社会和科学前提下实现遗产的有效管理。他同时强调了需要考虑21世纪新一代的需求。

回顾上述议题和观点，我们发现，对于世界遗产公信力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现实，大家存在着一定共识。对于争议性遗产是否应该申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领域现在普遍存在谨慎的态度。但是，国际上对于争议性遗产的讨论保持了一定的热度。尤其是韩国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筹备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世界遗产地展示阐释国际中心，以试图在这一领域获得更多话语权。

我们也认为，鼓励多元的声音对世界遗产地进行解读，是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权利的体现。但是，世界遗产的现有价值判定和保护管理监测体系，均是围绕突出普遍价值而展开，不应因为尊重多元阐释而忽略了突出普遍价值本身的意义。而且，充满争议性的遗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声音都能够体现遗产的“真实性”原则，应对不同声音在尊重的同时有所判断。因此，多元记忆如何纳入世界遗产体系，仍是一个持久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