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库宣言》关于游牧遗产的认定、保护与传承
2025-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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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言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游牧景观”专家会议的成果文件。该会议于2025年6月23–24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办，属于ICOMOS世界游牧遗产倡议框架下的活动，会议由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主办。
一、背景
受阿塞拜疆山区和半干旱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牧民的游牧实践的启发，当地牧民社区的季节性迁徙塑造了独特的景观、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表达，阿塞拜疆政府已承诺对这一传统进行保护、维系与传承。这一承诺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2023年“希纳利格人文化景观和移牧路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游牧景观”专家会议，汇聚了来自多个领域、不同学科和全球各地区的学者、专家及机构代表，旨在推动跨领域对话，探讨游牧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文化・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
《巴库宣言》的形成得益于与会人员丰富的讨论、深入的见解和宝贵的贡献。这些与会人员包括：ICOMOS项目团队及核心专家、主题发言人、征稿作者、各国代表，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喀尔巴阡公约》及“2026年国际草原与牧民年全球联盟”的代表等。
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包括：游牧对社会经济指标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贡献；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与可持续性；其部分文化传统及内在知识通过在景观中的具体呈现而具有证明其全球重要性的潜力；以及该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巴库宣言》向各国复杂多层的治理网络中的所有相关方发出呼吁，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游牧遗产及其对景观与社会塑造作用的理解与重视。同时，宣言呼吁各方充分拥抱其固有知识体系和景观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性，认识到此类系统所带来的文化与自然复合型效益，并支持相关努力，确保游牧知识、技能、创新及其所塑造的景观得以记录、保护和代代相传。在此过程中，努力在可持续性与相关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并支持旨在识别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此类文化景观的相关行动。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UNESCO）；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UNESCO）；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UNESCO）；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UN）；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UN）；
《防治荒漠化公约》（1992年，UN）。
确认以下目标与指标：
《世界遗产气候行动政策文件》（2023年）及《在世界遗产公约履行过程中纳入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政策文件》（2015年）；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22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计划”；
《ICOMOS–IFLA〈关于乡村景观的准则〉》（2017年）；
《ICOMOS〈文化线路宪章〉》（2008年）；
《ICOMOS〈国际文化遗产旅游宪章〉》（2022年）：通过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旅游管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韧性；
《ICOMOS〈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国际宪章与指南〉》（2024年）；
联合国大会第A/RES/76/253号决议（2022年），指定2026年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第86号决议》（2020年）：“加强流动牧业与野生动植物在共享景观中的互惠共利”，以及其它关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文化多样性与权利的国际协议和政策文件。
三、游牧的定义、关键特性与遗产特征
1) 定义
游牧是一种以人为主导、基于流动性和广泛放牧的畜牧业实践，旨在跨越地域，保障长期的饲料和水源供给，并实现生态恢复。这一实践源于人类、放牧动物与环境之间历经千年的互动与适应，深深嵌入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体系之中。
2) 关键特性
游牧的关键特性包括：人类与放牧动物在已划定并相互连通的空间范围内以季节性流动为主的迁徙；支持这种流动的相关知识与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系统的适应性与韧性。这些特性还包括游牧在景观上留下的印记、社群与放牧动物之间在迁徙区域内形成的无形联系，以及在某些景观中动物对哺育地的依恋。
许多游牧社群通过共同的习俗和对土地的共同使用而建立联系，从而共享自然和文化资源，并就最佳路线和迁徙时节达成共识。这些传统机制往往延续已久，植根于习惯权利与传统治理机构。对共有土地和通行权的保障，使游牧体系得以维系，这些权利因而成为至关重要的支撑要素。承认传统的参与式治理机构与地方对共有土地的管理，是保障对土地与相关资源的权利、维护游牧遗产关键特性的重要举措。
3) 遗产特征
游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关于环境的传统生态知识，如天文学、天气预测、动物行为、可持续自然资源利用与适应性实践等。游牧社群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表达与世界观，体现在语言与口头传统、音乐、舞蹈、节庆、手工艺、饮食与美食等方面。这种知识与技能在社群内部及世代之间的传承，无论是通过日常实践、学徒制度，还是通过正式与习惯性方法相结合的知识共享，都是维系游牧及其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牧塑造了社群的文化认同，对社会结构、分工与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游牧体系中，不同迁徙点间的分工为妇女和儿童在放牧、乳制品加工及相关活动中提供了机会，从最基本层面影响了社会结构。许多地区的牧民历来是周边环境、本地物种与植物的守护者。凭借其动态特征，游牧在历史上有助于行政或政治边界的协商。这种以季节性分户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也反映了更广泛社会内部的稳定性和社群间的包容性。复杂的共居策略促成了牧民与农业社群之间的互惠关系，使得牧业与其它文化、土地利用及资源管理实践相融合。传统治理机构在塑造这些关系及由此产生的决策（如牧场使用、跨境迁徙、商品贸易与知识传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游牧的有形表现，最鲜明地体现于放牧动物（特别是对牧场）的影响与塑造——其起源本身，往往就与季节性放牧的引入及维系密不可分。动物与人经年累月的季节性迁徙可以显著形塑大尺度景观，正如在维系机制缺失的情形下，游牧实践的衰减或消逝，将导致牧场退化。在宏观层面，这些景观（尤其是高地）常与身份认同甚至与美感和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在微观层面，放牧区域可包含季节性牧场、饮水点、盐碱地、不同种类和年龄动物的庇护所，也可能承载临时人类聚落。迁徙路线往往与特定社群相关，包含牧道、小径、饲喂与饮水点、庇护所、圣地及基础设施，构成与游牧相关的有形遗产。游牧景观以其在不同地域与地点的多样形态，可被视为空间中时间性与功能层叠下独特而微妙的印记。这些物质表现的考古证据可反映并说明古代牧民游牧迁徙的过程以及当今实践的演变方式。
四、游牧的产出与效益
纵观历史，游牧一直是许多牧民社群的核心生计体系，既能提高自营农场和季节性牧场的生产力，又能通过其动物及多样化生态系统服务支撑游牧与定居社群的粮食安全。牧民的流动性策略由生态环境与经济需求驱动，引导社群通过培养特定技能与观念进行适应，从而形成社群的凝聚力与身份认同。然而，游牧也受制于帝国兴衰、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变迁，以及人们对食品及其它商品的偏好变化。在某些地区，游牧社群的动物产品曾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促进了财富积累。
游牧的季节性流动模式往往有助于塑造、维系和保护地方性植被与生物多样性，同时维护和恢复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通过流动性策略、轮牧与休牧以及基于地方品种的多样化放牧，游牧以其独特形式确保了生态平衡并应对权衡与取舍。最重要的是，这种牧业形态促进了开阔放牧景观与牧场的发展，这在一些地区因其对文化认同的贡献与激发人们对美的感知而备受推崇。
其中部分知识体系与传承过程或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成果，塑造了具有全球重要性潜力的文化景观。
五、威胁与影响因素
近几个世纪以来，游牧在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长期偏见与认知不足的影响。此外，城镇化、代际更新不足、食品系统工业化、传统治理机构与结构的瓦解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因素也对其产生了冲击。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其脆弱性。政治与行政边界的碎片化常常限制了迁徙与放牧的模式。将游牧社群定居化、通过正式划定和标准化政策固定边界，往往未能充分考虑牧民的游牧生计体系的内在动态性。部分季节性牧场仅因其景观或“自然”特质而被划设保护，却忽视了其文化价值。当前管理往往忽略了其通过游牧活动成为“半自然”状态且富含生物多样性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策略将放牧动物及其管理者视为与保护目标不相容。
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牧场侵占以及新的开发活动，进一步限制了游牧社群获取关键资源的机会。在许多偏远农村地区，即便在发达国家，生产资料和基本服务（如医疗、教育）的缺失也会导致农村地区的弃耕。在其它地区，人口压力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与社会冲突。然而，面对极端事件，游牧仍是生存的终极策略，全球许多最贫困社区至今仍依赖其维持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近年来可持续性政策的出现，推动了游牧作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可。人们对游牧遗产的兴趣日益增长，促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认定。然而，游牧及其遗产在许多政策领域与学术研究中仍显不足，尤其在遗产领域尚缺乏全面的全球性理解。除了研究、识别和提升游牧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及其区域代表性的迫切需求（例如纳入现有全球性认定），还亟需构建支持性环境、完善政策框架及制定相关保护、监测与可持续传承计划。这些努力的最终目标应是保持塑造游牧及其物质遗产过程的活力。
六、建议
我们认识到：
• 游牧是一种植根于季节性流动、跨越数千年的实践，体现了其传统知识体系、特定实践及其在全球广阔区域所塑造的景观的文化价值；
• 游牧为多种可持续土地管理过程、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及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作出了持续性贡献；
• 游牧社群在政策话语与决策过程中仍处于边缘地位，其知识、主体性及社会经济需求往往未得到充分关注；
• 游牧文化景观在遗产与保护框架中代表性不足，围绕游牧、流动性与牧业的概念性歧义持续阻碍政策制定。
我们，齐聚巴库参加“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游牧景观”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在此呼吁：亟需建立包容、适应性强且注重性别平等的治理机制，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呼吁地方、国家、区域及国际层面的专业人士、机构、主管部门与组织凝聚共识，协同行动，切实保护游牧遗产。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 认可游牧在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层面的价值与效益，以及其在全球各地塑造的景观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
• 正视游牧在人为与自然因素威胁下的脆弱性，并制定充分的监测、保护与可持续传承策略；
• 采取跨学科与跨领域方法，反映游牧在环境、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多维度的复杂性；
• 开展专项调查与研究，理解表达游牧价值的关键特性与特征，为量身定制的保护方法奠定基础，注重当地特征的可持续传承；
• 构建支持性环境、法律框架与政策措施，促进游牧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
• 确保与相关国家、区域和国际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区域性公约、支持知识共建与行动的国家及地方政策）之间的对话与协同；
• 与游牧社群合作，制定合适的监测与保护项目及指标，反映游牧遗产的动态性，支持并促进季节性流动、土地权属保障、习惯权利、土地共有使用、财产及治理体系的延续；
• 尊重游牧社群的主体性与权利，确保其在影响其生计、景观与文化认同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中拥有公平代表权；
• 增强游牧社群倡导与捍卫其文化、权利与生活方式的能力；
• 确保游牧社群在所有相关论坛、机构及治理与决策过程中充分参与，以维系其流动性生活方式；
• 保障牧民的土地权利，保持其灵活性与适应性，并将这些权利及社区的需求与知识体系纳入土地利用与空间规划、环境、文化遗产与农业政策、教育与法律框架；
• 推动游牧社群、研究者、土地规划者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知识共建，开发管理与保护游牧景观的适当工具；
• 通过保障基本服务、生产资料与市场准入，在充分尊重其特定传统方法与实践的前提下，支持游牧社群的生计活力；
• 加强国家与跨境游牧迁徙路线网络的识别与保护；
• 并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护并增强游牧景观及其社区的可见性、尊严与可持续性。
于2025年6月23–24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办的“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游牧景观”专家会议上通过。
一、背景
受阿塞拜疆山区和半干旱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牧民的游牧实践的启发，当地牧民社区的季节性迁徙塑造了独特的景观、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表达，阿塞拜疆政府已承诺对这一传统进行保护、维系与传承。这一承诺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2023年“希纳利格人文化景观和移牧路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游牧景观”专家会议，汇聚了来自多个领域、不同学科和全球各地区的学者、专家及机构代表，旨在推动跨领域对话，探讨游牧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文化・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
《巴库宣言》的形成得益于与会人员丰富的讨论、深入的见解和宝贵的贡献。这些与会人员包括：ICOMOS项目团队及核心专家、主题发言人、征稿作者、各国代表，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喀尔巴阡公约》及“2026年国际草原与牧民年全球联盟”的代表等。
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包括：游牧对社会经济指标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贡献；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与可持续性；其部分文化传统及内在知识通过在景观中的具体呈现而具有证明其全球重要性的潜力；以及该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巴库宣言》向各国复杂多层的治理网络中的所有相关方发出呼吁，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游牧遗产及其对景观与社会塑造作用的理解与重视。同时，宣言呼吁各方充分拥抱其固有知识体系和景观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性，认识到此类系统所带来的文化与自然复合型效益，并支持相关努力，确保游牧知识、技能、创新及其所塑造的景观得以记录、保护和代代相传。在此过程中，努力在可持续性与相关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并支持旨在识别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此类文化景观的相关行动。
二、指导框架
重申以下文件中所确立的原则：《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UNESCO）；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UNESCO）；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UNESCO）；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UN）；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UN）；
《防治荒漠化公约》（1992年，UN）。
确认以下目标与指标：
《世界遗产气候行动政策文件》（2023年）及《在世界遗产公约履行过程中纳入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政策文件》（2015年）；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22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计划”；
《ICOMOS–IFLA〈关于乡村景观的准则〉》（2017年）；
《ICOMOS〈文化线路宪章〉》（2008年）；
《ICOMOS〈国际文化遗产旅游宪章〉》（2022年）：通过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旅游管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韧性；
《ICOMOS〈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国际宪章与指南〉》（2024年）；
联合国大会第A/RES/76/253号决议（2022年），指定2026年为“国际草原与牧民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第86号决议》（2020年）：“加强流动牧业与野生动植物在共享景观中的互惠共利”，以及其它关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文化多样性与权利的国际协议和政策文件。
三、游牧的定义、关键特性与遗产特征
1) 定义
游牧是一种以人为主导、基于流动性和广泛放牧的畜牧业实践，旨在跨越地域，保障长期的饲料和水源供给，并实现生态恢复。这一实践源于人类、放牧动物与环境之间历经千年的互动与适应，深深嵌入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体系之中。
2) 关键特性
游牧的关键特性包括：人类与放牧动物在已划定并相互连通的空间范围内以季节性流动为主的迁徙；支持这种流动的相关知识与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系统的适应性与韧性。这些特性还包括游牧在景观上留下的印记、社群与放牧动物之间在迁徙区域内形成的无形联系，以及在某些景观中动物对哺育地的依恋。
许多游牧社群通过共同的习俗和对土地的共同使用而建立联系，从而共享自然和文化资源，并就最佳路线和迁徙时节达成共识。这些传统机制往往延续已久，植根于习惯权利与传统治理机构。对共有土地和通行权的保障，使游牧体系得以维系，这些权利因而成为至关重要的支撑要素。承认传统的参与式治理机构与地方对共有土地的管理，是保障对土地与相关资源的权利、维护游牧遗产关键特性的重要举措。
3) 遗产特征
游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关于环境的传统生态知识，如天文学、天气预测、动物行为、可持续自然资源利用与适应性实践等。游牧社群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表达与世界观，体现在语言与口头传统、音乐、舞蹈、节庆、手工艺、饮食与美食等方面。这种知识与技能在社群内部及世代之间的传承，无论是通过日常实践、学徒制度，还是通过正式与习惯性方法相结合的知识共享，都是维系游牧及其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牧塑造了社群的文化认同，对社会结构、分工与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游牧体系中，不同迁徙点间的分工为妇女和儿童在放牧、乳制品加工及相关活动中提供了机会，从最基本层面影响了社会结构。许多地区的牧民历来是周边环境、本地物种与植物的守护者。凭借其动态特征，游牧在历史上有助于行政或政治边界的协商。这种以季节性分户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也反映了更广泛社会内部的稳定性和社群间的包容性。复杂的共居策略促成了牧民与农业社群之间的互惠关系，使得牧业与其它文化、土地利用及资源管理实践相融合。传统治理机构在塑造这些关系及由此产生的决策（如牧场使用、跨境迁徙、商品贸易与知识传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游牧的有形表现，最鲜明地体现于放牧动物（特别是对牧场）的影响与塑造——其起源本身，往往就与季节性放牧的引入及维系密不可分。动物与人经年累月的季节性迁徙可以显著形塑大尺度景观，正如在维系机制缺失的情形下，游牧实践的衰减或消逝，将导致牧场退化。在宏观层面，这些景观（尤其是高地）常与身份认同甚至与美感和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在微观层面，放牧区域可包含季节性牧场、饮水点、盐碱地、不同种类和年龄动物的庇护所，也可能承载临时人类聚落。迁徙路线往往与特定社群相关，包含牧道、小径、饲喂与饮水点、庇护所、圣地及基础设施，构成与游牧相关的有形遗产。游牧景观以其在不同地域与地点的多样形态，可被视为空间中时间性与功能层叠下独特而微妙的印记。这些物质表现的考古证据可反映并说明古代牧民游牧迁徙的过程以及当今实践的演变方式。
四、游牧的产出与效益
纵观历史，游牧一直是许多牧民社群的核心生计体系，既能提高自营农场和季节性牧场的生产力，又能通过其动物及多样化生态系统服务支撑游牧与定居社群的粮食安全。牧民的流动性策略由生态环境与经济需求驱动，引导社群通过培养特定技能与观念进行适应，从而形成社群的凝聚力与身份认同。然而，游牧也受制于帝国兴衰、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变迁，以及人们对食品及其它商品的偏好变化。在某些地区，游牧社群的动物产品曾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促进了财富积累。
游牧的季节性流动模式往往有助于塑造、维系和保护地方性植被与生物多样性，同时维护和恢复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通过流动性策略、轮牧与休牧以及基于地方品种的多样化放牧，游牧以其独特形式确保了生态平衡并应对权衡与取舍。最重要的是，这种牧业形态促进了开阔放牧景观与牧场的发展，这在一些地区因其对文化认同的贡献与激发人们对美的感知而备受推崇。
其中部分知识体系与传承过程或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成果，塑造了具有全球重要性潜力的文化景观。
五、威胁与影响因素
近几个世纪以来，游牧在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长期偏见与认知不足的影响。此外，城镇化、代际更新不足、食品系统工业化、传统治理机构与结构的瓦解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因素也对其产生了冲击。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其脆弱性。政治与行政边界的碎片化常常限制了迁徙与放牧的模式。将游牧社群定居化、通过正式划定和标准化政策固定边界，往往未能充分考虑牧民的游牧生计体系的内在动态性。部分季节性牧场仅因其景观或“自然”特质而被划设保护，却忽视了其文化价值。当前管理往往忽略了其通过游牧活动成为“半自然”状态且富含生物多样性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策略将放牧动物及其管理者视为与保护目标不相容。
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牧场侵占以及新的开发活动，进一步限制了游牧社群获取关键资源的机会。在许多偏远农村地区，即便在发达国家，生产资料和基本服务（如医疗、教育）的缺失也会导致农村地区的弃耕。在其它地区，人口压力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与社会冲突。然而，面对极端事件，游牧仍是生存的终极策略，全球许多最贫困社区至今仍依赖其维持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近年来可持续性政策的出现，推动了游牧作为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可。人们对游牧遗产的兴趣日益增长，促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认定。然而，游牧及其遗产在许多政策领域与学术研究中仍显不足，尤其在遗产领域尚缺乏全面的全球性理解。除了研究、识别和提升游牧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及其区域代表性的迫切需求（例如纳入现有全球性认定），还亟需构建支持性环境、完善政策框架及制定相关保护、监测与可持续传承计划。这些努力的最终目标应是保持塑造游牧及其物质遗产过程的活力。
六、建议
我们认识到：
• 游牧是一种植根于季节性流动、跨越数千年的实践，体现了其传统知识体系、特定实践及其在全球广阔区域所塑造的景观的文化价值；
• 游牧为多种可持续土地管理过程、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及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作出了持续性贡献；
• 游牧社群在政策话语与决策过程中仍处于边缘地位，其知识、主体性及社会经济需求往往未得到充分关注；
• 游牧文化景观在遗产与保护框架中代表性不足，围绕游牧、流动性与牧业的概念性歧义持续阻碍政策制定。
我们，齐聚巴库参加“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游牧景观”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在此呼吁：亟需建立包容、适应性强且注重性别平等的治理机制，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呼吁地方、国家、区域及国际层面的专业人士、机构、主管部门与组织凝聚共识，协同行动，切实保护游牧遗产。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 认可游牧在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层面的价值与效益，以及其在全球各地塑造的景观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
• 正视游牧在人为与自然因素威胁下的脆弱性，并制定充分的监测、保护与可持续传承策略；
• 采取跨学科与跨领域方法，反映游牧在环境、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多维度的复杂性；
• 开展专项调查与研究，理解表达游牧价值的关键特性与特征，为量身定制的保护方法奠定基础，注重当地特征的可持续传承；
• 构建支持性环境、法律框架与政策措施，促进游牧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
• 确保与相关国家、区域和国际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区域性公约、支持知识共建与行动的国家及地方政策）之间的对话与协同；
• 与游牧社群合作，制定合适的监测与保护项目及指标，反映游牧遗产的动态性，支持并促进季节性流动、土地权属保障、习惯权利、土地共有使用、财产及治理体系的延续；
• 尊重游牧社群的主体性与权利，确保其在影响其生计、景观与文化认同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中拥有公平代表权；
• 增强游牧社群倡导与捍卫其文化、权利与生活方式的能力；
• 确保游牧社群在所有相关论坛、机构及治理与决策过程中充分参与，以维系其流动性生活方式；
• 保障牧民的土地权利，保持其灵活性与适应性，并将这些权利及社区的需求与知识体系纳入土地利用与空间规划、环境、文化遗产与农业政策、教育与法律框架；
• 推动游牧社群、研究者、土地规划者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知识共建，开发管理与保护游牧景观的适当工具；
• 通过保障基本服务、生产资料与市场准入，在充分尊重其特定传统方法与实践的前提下，支持游牧社群的生计活力；
• 加强国家与跨境游牧迁徙路线网络的识别与保护；
• 并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护并增强游牧景观及其社区的可见性、尊严与可持续性。
于2025年6月23–24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办的“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游牧景观”专家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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