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大运河2014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对于中华民族意义重大，使“我们原来自己的一个遗产，一个民族国家的东西变成一个世界性的”。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指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被正式提出。2019年12月，国务院在《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2020年6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对大运河文化要保护优先，强化传承。2020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第九条“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明确提出，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长征、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活态是其重要特征，一方面大运河的交通、航运和水利功能仍在延续，另一方面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村镇、街区的人们仍然在使用运河遗产。学界对大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也多有讨论，如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保护应强调“文化遗产网络与系统的相关性，强调文化遗产与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统一整体，探索基于复杂巨系统的‘活态’遗产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包括大运河本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恢复和延续大运河的原始功能——航运，打造大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特别重视活态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等；同时不能割裂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以上关于大运河遗产活态保护的讨论，已经意识到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复杂性，注重大运河交通航运功能的活态性，以及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保护大运河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活态性，但较少从运河沿线的城镇、乡村视角讨论大运河文化在这些地方社区日常生活中的活态性，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可以继续推进的空间。本文从活态遗产保护路径出发，以运河沿线乡村的地方社群（Local Community）为研究对象，研究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态在地方生产生活中的体现，既包括大运河遗产交通航运灌溉功能的活态，也包括大运河文化与当地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的活态。

一、活态遗产保护路径与运河乡村

活态遗产保护路径（Living Heritage Approach，简称LHA）由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与保护研究中心（ICCROM）提出。这一国际组织在亚太国家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项目中发现，亚太地区人们对于遗产的认知、保护和利用方式有自身特点，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遗产机构对遗产的认知、保护和利用方式不完全相同：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密切，遗产的延续性是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LHA由此而生，强调“活着的遗产”（Living Heritage），可以概括为“3C”：第一为延续性（Continuity），包括遗产原始功能的延续性；遗产所在社区/群体与遗产之间联系的延续性；社区中传统的遗产保护利用方式的延续性；环境变迁中遗产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表现形式的连续性。第二为核心社群/社区（Core Community）。所谓核心社群，是指创造或保持遗产原始功能的社群；与遗产保护有密切联系并把遗产视为身份建构、自豪感、自尊、社区人民福祉等重要组成部分的社群；在遗产所有权上拥有主人翁意识并把遗产保护视为理所当然的责任的社群。第三为“变化”（Change）。即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或者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会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发生变化。此种视角下的遗产保护，目的不在于保存物质性遗产的原真性，因为在特殊情况下物质性遗产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要保持遗产与遗产所在社区的联系，重视遗产在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原真性。

从LHA视角出发，有学者提出大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应包括活态延续、传承和变迁，以下以大运河流经的杭州段运河街道五杭为案例，以当地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具体细节上探讨大运河文化遗产在地方社区的活态延续、传承和变迁，并主要回答三个问题：①运河乡村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社群，其内涵是什么？②运河乡村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社群，有哪些方面体现了运河文化及其变迁？③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沿线乡村对大运河的活态保护有哪些价值？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运河乡村五杭。五杭位于大运河杭州段的临平区运河街道。大运河浙江段长300多公里，包含水网密布的江南运河和“天工人巧各取其半”的浙东运河，贯穿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五大城市的25个县（市、区），其中五杭地处杭州西北，与湖州临界。在当地，一提到五杭，通常指的是五杭村和五杭社区，这是两个平级的行政单元，同属于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不过，本文中的五杭是文化地理中的“五杭”——既包括五杭村、五杭社区，也包括周边唐公村、杭南村等，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都信奉大禹神，并相信他们死后的灵魂都要到大禹神处“报到”。

五杭历史悠久，《杭县志稿》记载了“五杭”名字的由来：“相传禹巡会稽，舟舣于此，乃渡江焉，本名禹杭，今讹为五杭。”大禹是否真的经停五杭，已无从考证，但这个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五杭在南宋咸淳《临安志》中有记载：“丰年乡管里四：长寿、五杭、博陆、前庄。”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五杭并没有被纳入大运河遗产名录。这里没有标志性、纪念碑式的建筑，传统的古桥、古庙、古民居等所剩无几，呈碎片化分布在社区内部。如果以物质为基础的遗产保护路径，即权威遗产观(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AHD)的视角看，它没有什么遗产价值。不过，如果从活态遗产保护角度来看，它既能够体现大运河文化的延续性，也体现着大运河遗产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是大运河活态遗产的重要载体。

二、运河乡村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社区

运河乡村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社区。这是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运河乡村中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与大运河保持高度的亲密性，他们对运河的感知与体验已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五杭为例，这里的原居民分为两种，一是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宅基地；二是居民，只有宅基地没有土地。以前，这些农民的生产生活与大运河紧密相连，大都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捕鱼或驾船做小生意，把本地种植的甘蔗、瓜果蔬菜通过运河运往外地销售，最远会到上海、苏州一带。改革开放后，还会把本地产的砖块运到杭州。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另外，五杭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去工厂打工逐渐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专门从事跑船运输的人很少，驾船捕鱼和务农的更少。

居民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以捕鱼为生的，人称“渔户”。五杭的“渔户”现在只有一户，是20世纪50年代从绍兴来的，先在博陆水产大队后来在本地塘泾漾中养鱼。不过，周边的渔户很多，除了本地渔民外，还有来自绍兴、诸暨的渔民，他们在岸上没有土地。这些“渔户”属于“船户”。杭州本地世袭船户并不多，1946年《杭县志稿》统计，在总计84884户农民中有船户42户，共183人。本地船民“在岸上没有房子，只好把破船当成自己的家，棚盖是芦苇，躺在床上可以望见星空。据余杭区非遗办调查，在塘栖镇丁山河村、运河镇博陆村、仁和镇獐山社区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船民群体。在历史上，他们曾经以船为家，终年累月在运河水系漂泊，或以运输为生，或以渔业糊口”。1958年集体化时期，渔户上岸定居，加入水产大队，以捕捞业为主。土改时期，这些渔民都分到了土地，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偶尔从事渔业。1968年，国家拨款拨料建房，渔户在陆地上定居。当地有一句谚语：“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如今，这些渔户基本已远离“以船为家、靠船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过，也有一些人将摇船捕鱼作为休闲，或赚点外快贴补家用，还有人专门从事与水、船有关的主业。第二类是苏北船民。民国时期大概有10来户苏北船民在五杭运河北岸停靠。土改时期，一些苏北船民选择上岸生活，拿到农业户口，分到土地。在调查中，凡提到“船民”，人们多认为是指“江北佬”，即苏北船民或江北船民，指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这片地区来的船民。一条长江将江苏分成苏南苏北。苏北人习惯把苏南、上海、浙江，还有皖南统称为江南。江南人则把苏北人贬称为“江北佬”，他们的船被称为“江北船”。苏北船民是清末民初时期从苏北移居而来的，多是由于洪水、饥荒或战争而逃到江南的难民，因而其初始的社会经济地位十分低下。他们所做的职业是最不赚钱的营生。这些在五杭安家的船民非常勤劳。如今，他们大都经营生意，基本居住在临平。第三类是在本地经商的人家。五杭最繁华的地方是现在的五杭社区，这里原来有一条“市河”，吸引南来北往的运河船只和周边乡村船只来这里进行商业交易，逐渐成行成市。商家很多是从周边农村过来的，经过两三代的经营，定居下来。这一类居民没有土地，是现在五杭社区的主要人口来源，属于非农业户口。

可见，这些群体的生产生活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生活的乡村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社群。从活态遗产保护的“3C”角度看，既有一定的文化延续性，又在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第一，运河城乡景观的延续及变化。一是自然生态景观有延续也有变化。比如，五杭除了京杭大运河人工河外，区域内河港、潭、漾众多，包括风北港、斜弓港（一说谢公港）、庙前港、东港、西港与塘泾漾、庙河漾、凌家漾及白龙潭等，水面达2160亩，河道总长100多公里，水域总面积在余杭排名第一。这些水域大部分仍在，且水质优良。然而，由于现代公路交通快速便捷，人们逐渐放弃水路，弃用水道。二是历史文化景观有延续也有变化。除了列入遗产名录的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景观保留了原来的面貌之外，许多运河沿线的城乡历史文化景观都发生了变化。五杭村“市河”原是水上交通的要津和商业中心，如今已被填平，成为当地交通主干道。运河上的万寿高桥、高桥边的利济侯庙等古建筑都已被拆除，古桥、古庙、古民居等呈碎片化分布。具体来说，五杭的历史文化景观有如下的“变”与“不变”：①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观和村落整体布局还在；老街两边的临街民居为新建，但是民居的纵深格局还在。②水乡桥梁众多。《杭县志稿》记载了锦登桥、五杭桥（即万寿高桥）、玉露桥、兴国桥、弥陀佛桥。③庙宇众多。《杭县志稿》中记载了利济侯庙（即广济庵，俗称总管堂）、关帝庙、大禹王庙、保江院。此外，据当地人回忆，五杭曾有澄溪庙、前溪庙、关帝殿、太平庵、塘北庵、广福庵、地心庵、六里庵等。④村庄格局肌理还在。村庄、道路、河流等多以族姓命名，如唐公村、尤家坝、尤家河、尤家埭、蔡家里等，体现了当地家族居住空间格局。

第二，运河本体延续及变化。一是运河水质。以前，有些运河点段的水可供饮用，在运河里洗菜、洗衣服、游泳更属常见。20世纪70年代，五杭段运河水面还可以养鱼和种水草，甚至鱼禽共养，以及种水草养羊。20世纪9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运河污染严重；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运河经过治理，水质得到改善，生态好转。二是河道拓宽变深，沿岸修建了堤坝，可供800-1200吨的大船通行。三是运河在当地人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人们喝运河里面的水，运河是生活空间，也是劳动场所；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曾多赖运河运输，现在主要用于运输大宗生产资料；对大多数人来说，运河现在更多地作为观赏对象、休闲空间，而非是交通水道。

第三，运河乡村与运河有关的文化活动有延续也有变化。一是水神信仰仍在延续，但水神意义发生了变化。以20世纪70年代末被拆除的利济候庙为例，利济候庙俗称总管堂，祀金元七总管，建于弘治年间，最早建在塘栖广济桥，多次被毁和重建，1931年被拆除，佛像移到万寿高桥边的利济候庙。当地老百姓只记得它叫“塘北庵”，其他记忆则难以追溯。大禹神生日庆祝活动依然在延续，运河街道的信众都会来参加。二是部分民俗随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而消失，如当地人会参加“丁山河里划快船”“干荡节”等民俗。前者在每年清明节举行，从1945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此后消失。三是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五杭的宝卷为2020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咏诵运河码头的歌谣，但是传播不广，老百姓也多不知晓。

总体而言，五杭作为运河乡村，大运河文化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一种鲜活的、流动的遗产，五杭整个村落更像一座变化着的、活态的“运河水乡博物馆”，体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变”与“不变”。

三、运河乡村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态变迁、传承及延续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态，离不开运河乡村这一重要的运河遗产核心社群。生活在运河乡村的人们离不开运河，他们的生活空间、日常活动、信仰习俗均与大运河紧密相连，是大运河活态遗产的重要组成因素。2020年 8月，《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到大运河文化带，再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其实施方式始围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方针，这其中离不开人的主体性作用。而运河乡村，无论是否列入大运河文化遗产名录，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大运河的文旅融合之中，促进大运河遗产活态保护、传承和利用。

首先，有助于打造“千年运河”品牌体系。运河沿线的乡村景观和运河水上景观，不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也体现大运河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亦从地方性角度体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延续和变迁。以五杭为例，它拥有①“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景观和家族聚居的乡村肌理格局。②濒临消失但仍存在的物质性遗产以及极具地方特色的街巷、乡村。③五杭老街上历史民居建筑的纵深感和年代感。这些建筑从外表看是新式的，但内部还保留着传统江南庭院的建筑格局，天井和楼阁也多为传统样式。④当地传统特色文化、公社文化以及当代乡镇企业文化，体现了本地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性和运河乡村的当代变迁。

其次，有助于完善大运河水路旅游交通网络，推动大运河文旅精品线路在地方上的落地。在江南一带，“出门靠船、舟楫为马”曾是当地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城镇乡村之间旧有的河道网络与大运河依然联通；船民群体熟悉运河线路，有驾驶船只、捕鱼、造船、修船等技能，是大运河水路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

最后，有助于加强大运河文化和旅游产品的开发。独特的水资源生态景观为当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和活化利用提供了条件。过去水上活动，如捕鱼、捞螺蛳、挖藕、采菱，以及种植水稻、甘蔗、络麻、种桑养蚕、养羊等传统生产方式，再加上运河沿线水神信仰及庙会等民俗文化活动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可以为文化展演、旅游产品开发、民俗体验活动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活态遗产保护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活态”和“整体性”。“活态”强调文化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重视遗产与人的关系的再生活化、日常化、常态化。“整体性”主要指：①注重环境与人的关系，包括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与人互动的整体性视角；②注重历史和当下的整体性，如虽然有些已看不到或很少看到的历史遗存，但可视为大运河文化遗产变迁的物证；③注重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整体性，前者如当地的桥梁、码头、庙宇、民居等，后者为当地村民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可见，运河乡村是大运河文化遗产活态性和完整性传承的载体。运河乡村作为大运河活态遗产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更具日常化、生活化和常态化。本文把运河乡村作为大运河遗产活态保护的核心，为促进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助力大运河文化的活态保护利用和传承，提供新的思考维度，为探讨大运河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传承路径，总结活态遗产保护路径下的中国经验提供价值。

作者介绍：

张崇，女，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文化遗产、话语分析。

为方便阅读，本文已做适当调整，原文请见《文博学刊》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