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桐

图/《阐释性文件》（中文版）封面

世界遗产新语境：弥合遗产框架中“自然-文化”区隔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以来，围绕遗产价值标准、具体类型、申报规则等制度框架，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持续更新《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及时反映国际社会话语体系、区域及地方层级群体价值与集体认同对世界遗产代表性的新要求。其中，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对遗产框架中“自然-文化”二分的反思，促成了本《阐释性文件》诞生。

追溯现代遗产保护运动的发生，其根源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其之后伴随的一系列关于公共权利、公共领域的讨论为此奠定了基础。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世界史从近代转入现代，历史建筑、皇家园林、如画风景、地质史迹从私人财产、无主之地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共同财富，需要进行公共保存与维护。这一历程建构了现代遗产保护的基本叙事话语，同时也为其留下了“现代性”的烙印。然而，正如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其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指出的，从笛卡尔开始，现代性中就牢固地构建起了进步史观、二元论等根深蒂固的认知藩篱。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对人类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的划分，奠定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根基，并经过近现代科学认知范式的强化成为解释世界的本体论基本范式，这也直接影响了以《世界遗产公约》为代表的现代遗产保护叙事的底层逻辑。

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诞生，遗产被划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三种类型，并被分别置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专业评估之下，按照《操作指南》下标准（i)-(vi）和标准（vii)-(x）分别对应文化、自然的价值进行遗产阐释、申报和审核。这些分类和规则反映了现代性“自然-文化”二元论影响下对世界本体论认知和叙事范式，也受到近年遗产批判性研究与遗产保护实践的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咨询机构对《世界遗产公约》和《操作指南》开展了“世界遗产名录代表性”的评估与研究。国际遗产保护界已经明确地认知到，现代“自然-文化”二元划分并不能代表人类所有族群认知世界的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族群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自然和文化分隔的世界本体论解释模式，而更多地是将生活的世界认知为自然与精神、多物种生物与人融合在一起的整体。这些思辩，加之如澳大利亚 “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Uluru-Kata Tjuta National Park) 原住民对其遗产自然文化关联性的抗争，以及乡村遗产的景观价值阐释与申报标准的讨论，共同促成了1992年，强调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文化景观成为世界遗产的特定类型。1994年，《世界遗产全球战略会议报告》中，强调了地理学、人类学等更多跨学科研究介入到遗产保护工作之中。此后，遗产中“自然-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愈加受到遗产保护界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UNESCO-WHC）、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世界遗产机构推动了一系列主题研究工作，探索“自然-文化”关联性保护的价值认知、遗产认定和保护管理工具。

2013-2020年的“自然与文化联合实践计划”

2013年10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启动联合探索项目“自然与文化联合实践计划”（Connecting Practice），旨在研究和开发新的遗产认定与管理工作方法，用以确认自然和文化价值的相互联系，提升保护和承认文化多样性的成果。2013-2020的8年间，联合实践计划开展了三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三份阶段性报告（2015、2017、2020）。在联合实践计划实施过程中，与会者发现在自然和文化遗产研究者间、不同学科或组织机构的从业者们间，“自然文化关联性（naturecultures）”词汇存在指示、语境上的差异，这促使会议组织者产生制定一份阐释关于“自然-文化”关联性保护的关键词文件的想法。

基于《‘自然与文化联合实践计划’第三阶段最终报告》（附件6）原始版本，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选择了与自然文化关联性研究与实践中最有活力的三组关键词“词族”（three keyword ‘families’），编纂了《联合实践：关于‘自然-文化’关键词的阐释性文件》，供从事自然和文化遗产关联性保护的跨学科领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阅读。《阐释性文件》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ISCCL)自然文化整合工作组（ISCCL Working Group on naturecultures Integration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地委员会（IUCN WCPA）世界遗产项目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韧性专题小组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秘书处的共同关注、评审与修订，从而反映了遗产保护理论最新发展。

值得注意并强调的是，在上述“自然与文化联合实践计划”和本《阐释性文件》编撰过程中，来自中国的学者与机构始终参与其中，如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王珏女士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李雨馨女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同济大学韩锋教授等，为自然文化相关性研究提供了中国视野。项目第三期选取的三个实地调研案例，其中一个是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调研过程和最终报告撰写得到了当地各级政府、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居民的大力协助，贡献了中国遗产在文化和自然融合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智慧。

自然文化关联性的三组关键词族

《联合实践：关于‘自然-文化’关键词的阐释性文件》筛选了涉及自然文化关联性演进和整体系统变化的三组关键词族，其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概念性路径（conceptual approach），而非某个限定性方法（fixed method）。

图/《阐释性文件》（中文版）目录

█ “生物文化”关键词族 (Biocultural Keywords)

生物文化性关键词族下相关专业术语包括：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 biodiversity）、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农业生物多样性(agrobiodiversity/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生物文化遗产(biocultural heritage)和生物文化性路径 (biocultural approaches)。

生物文化性关键词族下相关专业术语的阐释内容积极探索自然和文化的共同演进过程，以及自然、文化、语言和精神多样性的相互关联。这一词族的关注重心从生物文化多样性（特征）转向生物文化性路径，从（对遗产生物文化的）静态或描述性的状态转向动态管理过程的认识。

图/“生物文化”关键词族的英文词云

█ “韧性”关键词族 (Resilience Keywords)

“韧性”关键词族下相关专业术语包括：“自然与文化联合实践计划”中的韧性(resilience in connecting practice)、韧性思维(resilience thinking)、遗产中的韧性(resilience in heritage)、管理和韧性(management and resilience)、韧性-作为聚焦未来的概念(resilience as a future-focused concept) 。

韧性关键词族下相关专业术语的阐释内容积极探索将“韧性”作为保存、保护和管理遗产的目标（或结果）的路径方法。遗产保护的自然文化关联性视野和生物文化性路径下，韧性思维代表着一种必要的转变，它可以将变化纳入其中，认识到既支持保护、同时又推动转变的动态过程。

图/“韧性”关键词族的英文词云

█ “传统知识”关键词族(Traditional Knowledge Keywords)

“传统知识”关键词族下相关专业术语包括：传统生态学/环境学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Knowledge-TEK）、原住民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本土生物文化知识（Indigenous Biocultural Knowledge）和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等。

该关键词族下相关术语的阐释内容，将“传统知识”当作遗产地价值的特征要素，同时也是保护管理的关键实现路径。那些帮助人们与自然世界发生联系，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记忆、知识和实践，共同建构了完整的“知识-实践-信仰综合体”。在这一意义上，认可并保障原住民通过其保持的“传统知识”参与到遗产保护管理之中的权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伦理正义，具备了遗产保护实践的必需性。

图/“传统知识”关键词族的英文词云

指导遗产保护融入可持续发展的更广泛应用

由于在世界本体论、社会议题针对性和包容性上的广阔视野，《阐释性文件》所列的三组关键词族的阐释内容，已经超越了世界遗产自然文化关联性保护的狭义范畴，而在当下社会发展议题中具有更广阔应用前景。如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承认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并强调了公平分享使用传统知识所产生的利益的重要性”。以及2012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整合并公布的17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第11项目标下列明“11.4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015年，第二十次《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的《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世界遗产公约>程序的策略》文件中，明确将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归纳为四个要素：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社会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经济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和平与安全（Peace and Security）。其中环境可持续性条款下提出“保护生态和文化多样性，及确保生态系统受益”，社会包容性发展条款下提出“认可、尊重并包容当地社区的价值观、以及其文化和与环境相关的地方知识”，经济包容性发展条款下提出“利用好当地资源、技能、保护当地的知识体系（local knowledge systems）”[1]。《策略》总体原则也明确指出，将遗产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充分认识到世界遗产地社会生态系统内的生态多样性与地方文化之间，由于人类和环境长期相互适应而存在的，以一种复杂形式持续互动的密切联系和共生关系，这是遗产和社区保持韧性（resilience）的基础要素。

当下，中国的遗产保护实践已经突破了世界遗产架构的体系，存在中国风景名胜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等在遗产价值认知和管理制度中突出强调自然文化关联性保护的遗产体系。我们期待国内遗产保护界能够将《阐释性文件》提供的视野和方法当作工具，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遗产价值研究，将相关理念反映到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之中。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自然与文化联合实践计划”第四阶段，以及《阐释性文件》的后续工作，鉴于文件末尾明确“未来将纳入更多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并将未来工作重点放在非西方的本体论或世界观（non-Western ontologies or world views）”。我们期待《阐释性文件》未来版本能够更好地反映自然文化关联性保护，以及将遗产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世界遗产新语境下的探索。

文件翻译：徐桐，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 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留学基金 评审专家，《古建园林技术》期刊编委。

文件校核：王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项目专员；李雨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项目专员。

《联合实践：关于‘自然-文化’关键词的阐释性文件》

Connecting Practice: A Commentary on Nature-Culture Keywords 

中英文版下载链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U5XhOdVkJ5GSOhFnscdtQ?pwd=nacu

提取码：nacu

编辑：胡玥，排版：韩依琪，审核：李建芸、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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