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结合了苏院长丰富的遗产保护管理实践经验和作为ICOMOS中国专家代表参与世界遗产气候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全球视野，就文化遗产应对气候变化给出了中国遗产专家的思考和洞见。

报告从敦煌出发，对世界遗产莫高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做了简要但全面的介绍，并针对莫高窟的遗产类型和价值特性，将影响文物安全的风险因素按照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做了详细的梳理。其中自然风险中主要威胁来自降雨和风沙，而最大的人为风险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游客数量。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敦煌近年也经历了局部强降雨频次增加和累积极端降水总量持续增长，给洞窟保护带来极大的挑战。敦煌是中国文化遗产地中最早应用监测系统和气象数据的。针对上述风险，敦煌采取了包括预防、治理、疏导和传播四方面具体措施的系统应对策略，通过跨学科多部门协作，切实加强遗产地监测、保护、管理和展示，全面提升遗产地应对风险的能力。

报告第二部分介绍了世界遗产气候行动的背景和现状，并从参与者的角度分享了对这一全球行动的观察，着重提到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智慧如何支持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理念和政策实施的多样性。最后报告对中国遗产保护界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中国同行可以集中专业力量，为全球的文化遗产气候行动贡献更多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1. 充分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强现有遗产监测系统与气象部门的数据汇总分析和联动。2.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应结合遗产的日常维护和定期监测，为评估区域性气候变化及其对遗产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撑。3. 对气候造成的灾害，应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分级分类。4. 充分学习和汲取古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智慧 5. 构建关于气候风险和灾害应对的全国遗产风险图。

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世界遗产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风险。中国目前的18处有自然遗产特征（14处自然遗产及4处混合遗产）的世界遗产地中，其中有13处遗产地核心区范围内保存有传统村落，同时这些村落遗产也处在各种地质灾害的高易发区。

村落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类型之一，其周边环境又往往具有文化景观的特征。传统村落与其周边环境是文化与自然高度融合的遗产类型。国际上已有科研团队开始介入自然与文化遗产关联的保护研究与实践。位于四川省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不仅具有鲜明的自然遗产特征，其中保留的9处藏族村寨也是当地原住民长期在此生产生活的真实见证，是“活的遗产”。对九寨沟遗产地传统村寨的研究及保护是自然与文化遗产关联保护研究的典型案例。

刘弘涛教授带领的西南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国际研究中心团队，在2017年8月九寨沟地震后数年扎根现场开展村寨遗产调研、价值评估以及预防性保护的科研与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探索了预防性保护理论在中国传统村寨保护研究与实践的方法和路径。

报告首先分享了三个古建筑案例：应县木塔倾斜方向为西南方向，恰与其所在的朔州地区风玫瑰图吻合；四川阿坝州羌寨直波碉楼向东偏北方向倾斜近2米，倾斜方向为峡谷方向也就是风的主流方向；武安州白塔倾斜方向也与风的主流方向基本一致。风到底是否会对古建筑造成永久的结构性损伤？报告从观察到的现象对风致古建筑损伤进行探究，并尝试从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出解释。

目前国内外有关古建筑安全稳定风险分析的理论方法，主要沿用了现代建筑工程的理论方法，风险源取值、损伤程度分析模型、评价准则（安全指标）等均直接引用现代建筑技术规范。现代建筑的设计原则是否适用于古建筑？报告指出，现代建筑的设计基准期为50年，将包括风在内的日常风险视作静态荷载，一次性加在结构上；而古建筑的损伤与时间有显著关联。现代建筑通过“强节点、弱构件”的化学粘结力，构成连续体力学模型，古建筑则依靠木构榫卯、砖灰缝连接的物理摩擦力，构成离散体力学模型。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研究问题的区别，风之于现代建筑的作用与风险防控是研究“鸡蛋碰石头”，而对古建筑的作用与防控则是要研究“水滴石穿”。依照后者更符合古建筑构造与承载机理的思考路径，则可以更好的推演出风致古建筑损伤演化的力学模式，可以初步解释风如何通过微损伤累积作用对古建筑造成永久性损伤，进而造成结构失稳隐患。

本研究也再次表明，气候变化对古建筑的影响从风险源物理量特征、风险对结构损伤预测分析模型，到古建筑结构稳定承载机理，均与现代建筑有所差异。现代建筑工程的设计理论方法不适用于古建筑，需要建立符合古建筑自身构造与承载机理特征的理论方法。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乔云飞主任近年来致力于自然灾害对文物的影响研究，并主持了“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的国家重大课题，本报告基于以上认识和结论，聚焦探讨了暴雨灾害对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的影响和预测应对措施。

中国文保工作者的传统认知就是文物最怕水，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暴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自然气候灾害，也是对文化遗产影响最严重的自然因子。据统计，仅2022一年，全国区域性暴雨灾害造成974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研究首先厘清了暴雨与次生洪涝灾害对古建筑、石窟寺、古遗址等不同类型的文物的破坏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风险预防和应急管理四方面，建立文物灾害风险管理综合系统。通过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孕灾环境的敏感性、文物本体的脆弱性和文物价值的唯一性（个体性）等因素，对文物受到的自然灾害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形成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通过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研究相结合，得出前瞻性结论，初步判定我国未来气候整体变化趋势，即伴随着年降水量增加，暴雨频率强度增加，我国形成降水和暴雨密集区北移的趋势。研究对比了暴雨指标历史与未来分布情况，划定了新增暴雨灾害严重区域，通过文物单位统计数据库，对暴雨灾害严重区域内的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文物进行统计，并对文物受灾风险等级进行评估与划分。

基于研究，报告指出，未来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将面临更严重的暴雨灾害风险，应当更加重视灾害风险评估的作用，科学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减缓措施，文物“大中小尺度”评估体系亟需在全国推广和应用，评估才能更精准、更具前瞻性。报告认为目前的暴雨灾害风险评估须在文物保存状况数据、风险评估指标上进一步细化，以获取更有效的预测结果。报告最后强调，长期的风险监测数据是实现适应性保护的必备条件，中心也将努力转化研究成果，为文化遗产管理者早日提供中国文物灾害预报。

李黎副院长基于长期石窟保护研究与实践经验，呼应研讨会气候变化的主题，分享了中国石窟寺科技保护的系统思考。

中国石窟寺数量大、价值高，分布于全国27个省市区，营造时间跨越公元3世纪至17世纪。根据2021年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全国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986处，世界文化遗产10处。中国石窟寺同时还具有文物要素丰富（景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结构形制多样（7类主要形制、结构复杂）、传播脉络清晰体系完整等突出价值特征，对于推动中华文明传承、促进一带一路交流互鉴等重大意义。因此，石窟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在不可移动文物中具有技术引领和示范作用的条件。

中国石窟寺保护经历70余年发展历程，目前已进入多学科联合系统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重多突出成果，也面临着新时代的要求，特别是在双碳背景下，石窟寺等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长久保护与利用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报告阐述了如何以价值研究为核心，加强自然和人文多学科有机结合，通过立足实际问题，主动、系统地开展石窟寺科技保护创新工作，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石窟寺保护理论与技术体系。而这一综合体系的构建也有多处关联气候变化，如石窟寺保护观念和价值认知中涉及的古代、当代以至未来的可持续理念，时代背景下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文化价值；技术体系中涉及的与气候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的岩体结构综合勘察、风化渗水病害的探测评估；报告还强调了在全球气候变化下背景下，建立石窟寺实时、多尺度、多元化监测体系的重要性。

报告最后强调，石窟寺的科技保护应坚持真实性与完整性，尊重各时期的贡献，坚持研究为核心，加强多学科交叉创新，重视预防性保护；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和时代需求下，石窟寺科技保护与利用面临更多来自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保护实践的挑战，要进一步发挥石窟寺科技保护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推动提升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整体水平。

王心源副主任从空间技术应用于遗产研究和保护的角度，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和硬核的科技手段，阐述了他对气候变化与文化遗产关系的深度思考。

报告首先展示了四个精彩的案例：1. 巢湖一万年气候环境变化与古遗址（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位置和文化发展的关系 2. 塔里木盆地南缘丝路文化遗产记录环境变化背景下汉—唐—清古城遗址与今天的城镇与河流-道路-绿洲的关系 3. 不同历史时期长城的位置对于气候环境变化的记录 4. 古罗马边墙(LIMES系统)突尼斯段多处考古新发现如何反应生态环境的变化。这些案例展示了文化遗产具有的环境变化的“记忆”功能，为我们真实地记录着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特征和过程。报告继而从认知的角度阐述气候变化下文化遗产的韧性。气候变化影响与遗产保护从变与不变的角度构成矛盾统一体。不同气候条件下，环境变化也以缓慢长期和极端突发的形式给遗产带来诸多挑战和威胁。报告以全球多样的土质建筑遗址为例展现文化遗产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与保护。报告的第三部分，王心源副主任全面介绍了空间信息技术可以对文化遗产的记录、监测、评估和提前保护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分享了遥感空间技术在监测、空间分析、考古探测等方面在缅甸蒲甘、柬埔寨吴哥窟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等遗产地的应用及其达到的良好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处理之前的传统手段难以获得的信息。基于上述研究和思考，报告作出如下总结和建议：1. 充分利用空间信息技术的监测、预测和分析能力，增强文化遗产本体应对气候环境变化的韧性。2. 加强遗产本体与赋存环境的研究，并联系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增强遗产赋存环境的韧性 3.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与技术系统研究，加强与自然遗产联系的研究，更主动地应对包括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风险因素产生的环境影响。

报告首先对营口（1880）、长春（1908）两处东北百年气象台站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列举了现存于气象台的历史气象月报和气象年报等珍贵资料，同时提取了气象台站所藏的部分历史气象观测数据，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在1909年—1932年中不同月份的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平均湿度、降雪、地温与冻结线等。通过对气象观测数据的解读，把目光转向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这一横跨东北地区的建筑遗产在百年间所遭受的冻害病的研究。中东铁路建筑群所处的四个省份是中国最寒冷的区域，其建筑所遭受的冻害现象高于国内其他区域，大寒日最低气温可达-40℃以下，极端温差可达60°以上。在冬春季节交替时期，积雪融化时产生大量的水分，形成潮湿的环境，同时较大的昼夜温差，据统计，中东铁路建筑群在百年前所遭受冻融循环的次数可以达上万次之多，频繁的冻融循环，对建筑材料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报告试图通过百年气象观测+历史建筑病理来阐释气候变化下气象观测与建筑遗产保护的密切关联。同时也希望让气象观测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有针对性的预防与治理历史建筑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进而积极有效的改善建筑的冻害现状，为未来长期维护与修缮设计方案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依据。

姜波副理事长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会非常成功，围绕气候变化这个国际热点议题，七位专家做了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解读，听众收获良多。他认为相对于国际专家关注大的趋势和理论，中国专家在实践和技术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智慧，非常期待未来气候变化讨论的国际舞台上能够有更多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的声音。

姜波副理事长也针对七位专家的发言分别给出了评议，并加入了有趣的个人观察和感受，为参会代表提供了更多延伸思考。例如苏院长报告中敦煌地区的气候环境特点，让他想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中讲到当时的新疆旅行有时候会坐船，可见历史环境可以有多大变化。针对刘弘涛老师的报告，他也强调我们的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过程中文化和自然关联性的缺失。

姜波副理事长认为每位专家的研究工作都非常扎实和重要，并有各自的洞见，极具启发性，研讨也真正汇聚了专家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