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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调研报告

日期:2018-04-19 12:46:43 发布: 浏览: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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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粤古驿道历史背景、构成与突出普遍价值

广东地处我国南疆,北枕五岭,南濒南洋,是一个相对独立且自闭的地理单元。散落在广东省境内古代交通线路是中原王朝翻越南岭,突破地理限制,实现移民开发,沟通政治经济往来的必然结果,也是控扼边陲,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工具。

图为韶关西京古道

所谓“南粤古驿道”,是指1913年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这些交通道路早在秦汉时已获得早期的全面开发,唐宋时业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水陆交通网,明清时期进一步完善、修葺和局部拓展。目前,广东省规划梳理出的“主线+支线+发展节点”古驿道线路系统由14条古驿道主线、56条古驿道支线构成,贯穿全省 21 个地级市、103 个区县,长度约11230公里,其中,陆路线路长约6900公里,水路古驿道线路长约4330公里。

图为《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线路布局图

图为南粤古驿道历史演变图

 “南粤古驿道”的遗产构成类型主要分为四类:一、古道和交通史迹;二、城市与村落史迹;三、商品生产与贸易史迹;四、多元文化史迹。 其中,“古道和交通史迹”主要指古道本体,包括古驿道及其相关附属设施。“城市和村落史迹”主要反映“南粤古驿道”上的聚落与古驿道之间的互生关系,一些聚落生成于道路节点处,且通过古驿道承担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商品生产和贸易史迹”、“多元文化史迹”则主要反映“南粤古驿道”在区域交流中所承担的经济和文化职能。

构成“南粤古驿道”四类遗存能真实、可信地反映出自先秦到近代,近两千多年来岭南与其它区域间发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史实,并可与众多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

表1  “南粤古驿道”遗产构成表

南粤古驿道不仅是广东省内各区域与民系间人员、货物、信息往来,保持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的重要交通孔道,也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它一头穿越南岭北联长江流域、中原腹地、进而借由京杭大运河沟通整个北方地区;另一头南行放洋出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等海外诸国、诸文明发生持续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因此,南粤古驿道的突出普遍价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南粤古驿道”的开发和拓展展现了岭南地区内部,岭南地区与长江流域、中原地区乃至海外诸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并极大推动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南越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文化间的交流融合。

秦汉以来,随着“南粤古驿道”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央王朝以古驿道为路径,通过军事征服、政权设置、赋税征收、科举考试等手段,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同时“南粤古驿道”也进一步深入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民族融合。中央王朝还以古驿道为途径,通过派遣使臣、贸易等与海外诸国进行长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图为南粤古驿道沿线的珍贵古建筑——韶关仁化石塘古村双峰寨

“南粤古驿道”也是传统时期岭南地区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推动力,关于区域间通过“南粤古驿道”商贸往来的记载有很多[1]。唐宋以来,岭南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南粤古驿道”日趋向经济型转化,因此不少交通枢纽往往成为地区的商业市场中心。到了明清时期,一些边远地区也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发展浪潮,一些山隘偏道,甚至出现了墟市,比如乳源县管埠市“在乳源县西北一百五十里。武阳镇东,水陆通郴桂,商居杂居,市井最盛”[2]

“南粤古驿道”也有益于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唐代张九龄开凿的梅关古道为例,它不仅改善了粤北与赣南之间的经济往来,而且“兹路既开,然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退陬之风俗日变矣”[3],这说明交通与人才成长,交通与接受外来文化,交通与移风易俗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南粤古驿道”也是岭南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和途径。

([1](明)王临亨:《粤剑编》卷四载:“(大庾岭)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鸟、珠翠、乌绵、白㲲之属,日夜辇而北拱中国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乾隆《河源县志》卷十一《农工》载:“(河源)米谷不敷,仰赖广西,兼资湖广”;道光《广宁县志》卷十二《风俗志》载:“懋迁货物,如绸缎、布匹,以及山珍海味与各色服食之需,皆从省会、佛山、西南、陈村各埠运至”。[2]《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四十四《韶州府》[3]邱濬:《广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地区的发展“南粤古驿道”的功能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大体以宋代为重要的转折点。宋以前,“南粤古驿道”主要是以政治军事型为主导,虽然也有商品运输的记录,但数量规模还十分有限,且多为奢侈品或贡品,或军需品,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入宋以后,这种状况逐步改变,大量的民间商品通过纵横交错的商业网络,不断转输四方,“南粤古驿道”交通功能逐步向商业经济转化。至明清时期,这种转化基本完成,“南粤古驿道”的交通路线,主要是面向商业经济的发展,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而不断扩展,其交通属性完全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导。总之,历史时期“南粤古驿道”交通路线的功能转化,与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互动。

“南粤古驿道”是岭南纳入国家大一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独特历史见证,也是岭南地区熔中原文化、南越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文化诸文化于一炉,最终形成岭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见证,更是岭南三大民系(广府、客家、福佬)诞生、形成、发展的直接动因。

岭南地处南疆,长久以来与中央王朝存在较大的离心力,中央王朝也视岭南为蛮荒之地,但随着“南粤古驿道”的形成和发展,岭南最终被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内。秦代“南粤古驿道”开始形成,秦军五十万兵分五路进攻岭南,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于番禺设立南海郡,岭南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内。唐宋以来,随着“南粤古驿道”的不断完善和开拓,岭南纳入国家大一统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广东由羁縻之地最终成为“内地十八省”之一。而且,随着“南粤古驿道”不断延伸,边远山区少数民族不断受到“王化”教育,国家大一统思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概念逐渐深入人心。

 

图为韶关南雄梅关关楼

岭南通过“南粤古驿道”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也是岭南地区以南越文化为本色,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又融合着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文化诸文化,最终形成“岭南文化”的过程。在“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人口迁徙特别是汉族的到来,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

([4]司徒尚纪:《广州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秦代随着岭南纳入中央王朝,中央王朝通过“南粤古驿道”开始有组织的进行汉文化输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衣冠南渡”,岭南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藉之地,这次持续了近300年的移民高潮,从多方面改变南越文化结构和面貌,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第一次转机。唐代,张九龄奉旨开大庾岭梅关道后,梅关道成为广东北上主要交通线。另外,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而自隋开京杭大运河,改善了五岭南北交通,广州港腹地更扩大了,促进了物资和人口流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岭南文化被滋润和吸收了新养分,比如流官文化、海外文化等。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对安定的岭南。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素质高,分布广,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大致在宋元时期,基本形成广府、福佬和客家三大民系,也是汉文化载体在广东的三个主要人群。

“南粤古驿道”与大一统国家形成及广东社会经济开发过程中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如历代人口迁徙、禅宗南传、陶瓷外传、西学东渐、开埠通商等。

人口迁徙。岭南在古代就有五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在先秦时期,先是吴人,后是扬越人,他们在楚人的逼迫下,翻越五岭,来到岭南。第二次在秦代,秦亡六国后,大将屠睢率50万秦军平定百越,然后驻守,秦王朝崩溃之时,其继任者赵佗和他的臣民在广东建立了南越国。第三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十六国割据,灾难迫使北方大量名门望族和流民进入广东。第四次在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对安定的岭南。第五次在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主要为“下南洋”和远赴美洲(“卖猪仔”),他们从古驿道出发,抵达古港口出海口,远赴重洋。

禅宗南传。公元662年,湖北黄梅弘忍大师(禅宗五祖)传法于慧能,慧能南下广东,乾封二年(667)正月初八日,惠能到了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在法性寺菩提树下受戒,开辟佛教南宗,宏法岭南,称“禅宗六祖”。

瓷器外传。广州外销瓷器贸易是16世纪开始的“来料加工”的“来样加工”的生产活动,从各地通过驿道、运河输送的瓷胚在广州进行再加工,形成独特的广彩。以广州为中心,在“南粤古驿道”上还有许多知名的窑址,如三水洞口窑、番禺沙边窑、佛山石迳窑、中山碗迳窑、南海官窑、惠城瓦窑岭遗址、新会官冲窑和洞岩里窑址、潮州笔架山宋窑、丰顺马鞍山窑址、大埔余里窑址等。

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主要是指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近代西方科学和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珠三角濒临南洋,清代广州更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方济各·沙勿略、利玛窦、马国贤等传教士先后通过海路进入中国,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带入中国,并通过“南粤古驿道”传入中国内地。

开埠通商。近代西方列强通过船坚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通过开埠通商侵略中国,近代珠三角的通商口岸有香港、澳门、广州、江门、惠州、汕头等口岸。通商口岸与“南粤古驿道”相结合,使整个广东甚至中国华南地区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内。

 

二、广东省南粤古驿道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的意义

广东省自2016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包括挖掘修复古驿道,串联沿线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自然景观等资源节点,并与户外体育、乡村旅游相关联,以期促进粤东西北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实现精准扶贫,并确定了“两年试点、五年成行、十年成网”的目标。 

图为珠海长南径古驿道

通过两年的工作,南粤古驿道已梳理出包括古道、绿道、步道、风景道及水道在内的文化线路路径载体,建立起南粤古驿道标识系统,并聚集起体育、农业、文化、旅游、生态等不同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8条各具特色的古驿道示范段初具规模,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建立在对古驿道价值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高点定位,理念鲜活,以具有创造性的顶层战略设计统领全局,整合各方资源,尤其为遗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示范。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正是建立在对古驿道价值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高点定位,理念鲜活。在“荒烟蔓草”中发现古驿道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体育及教育价值,在“60%省定贫困村分布在古驿道5公里以内”的不利条件中发现古驿道对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带动潜力,从而设计出具有创造性的顶层战略。

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及坚强领导下,创造性地将“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拓展为成为涵盖文物保护、生态平衡、体育健康、文化旅游、经济发展乃至精准扶贫在内的综合性项目,以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为主线抓手,充分整合体育、农业、文化、旅游、生态等不同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成为近年来广东省城乡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

图为2017年南粤古驿道文创大赛台山站作品——留客亭

南粤古驿道2018年重点线路沿线125个省定贫困村和131个特色村是古驿道线路重点串联和文化挖掘的对象。省市各部门结合水田垦造,打造古驿道沿线特色农业景观,扶持当地培育特色农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并在恢复的古驿道集市活动中进行包装推广;同时科学配置公共服务和旅游设施,结合古驿道“驿站”选址建设,扶持特色民宿民居建设,推动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

图为南粤古驿道文创大赛优秀作品展

种种结合古驿道“精准扶贫”的创造性举措,使得南粤古驿道不仅是一条串联沿线历史遗存及自然景观资源、展现岭南历史文化和地域风貌的文明传承之路,也是一条推动广东户外体育、乡村旅游的健康之路,一条促粤东西北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实现精准扶贫的经济之路,为遗产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示范。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有效整合多部门、多层级,建立起一套高效实干、责权明晰、统分结合的保护管理机制,充分体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做出了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实践。

量大、面广、级别不高,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文化线路型遗产尤其如此。如何切实有效的保护散落在区域中的遗产、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面临的一大考验。

在实际工作中,广东省建立起一套高效实干、责权明晰、统分结合的保护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做出了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实践:

省统筹指导,多部门联合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及坚强领导下,省级层面,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统筹协调、与省直相关部门定期协商,指导和监督全省古驿道文化线路工作;省文化厅、文物局、档案局、方志办负责组织各地市开展南粤古驿道沿线文化遗产的普查、收集和整理,制定保护与利用标准指引等;省体育局负责组织和策划古驿道文化线路体育赛事、完善社区体育设施等工作;省农委办公室负责研究制定线路沿线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精准扶贫等政策和提供资金扶持;省发改委负责提供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的规划建设资金扶持;省旅游局负责开发文化旅游线路,制定文化线路旅游相关政策;省地质局负责古驿道沿线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估;省国土厅负责古驿道沿线地质灾害防治、水田垦造工作;省交通厅负责完善古驿道文化线路交通接驳设施,提高线路可达性;省环保厅负责制定线路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政策,开展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省水利厅、农业厅、林业厅负责制定线路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政策,开展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十多个省直部门主动作为,以强大的执行力和实干精神,积极调动资源,综合施策,合力攻坚,确保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有序推进。

动态、系统的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综合规划引领。为了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在省级层面编制了《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印发各地,为各地开展南粤古驿道线路规划建设提供总体框架和重要指引,同时省级层面还颁布了《广东省古驿道保护与修复指引》《广东省古驿道标识系统设计指引》《广东省古驿道综合调查研究》《广东省古驿道示范段建设标准研究》《广东省古驿道管理和维护机制研究》《广东省古驿道房车营地规划建设指引》等,从各个角度规范各地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在各县市层面,要求编制区域内南粤古驿道专项规划并配套政策指引,细化实施工作。要求各示范段编制示范段详细规划,严格进行古建修复工程,引导景观建筑设计。

统分结合,权责明晰,专家把关,责任到人。在严格规范各项工作标准的同时,充分信任地方,赋予地方较大主动权,调动地方工作积极性,如在普查申报及重点项目申请中均以地方为主体,由地方主动申报、申请,项目资金经过审核后下拨地方,由地方负责组织具体工作。省直部门则按照已经公布的各项规划及政策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督导,及时纠偏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政策指引。对于重点段落及重点项目,作为牵头单位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专门成立由较高级别人员组成的督导组,一对一进行督导,责任到人。省住建厅、文化厅、旅游局邀请国内历史、考古、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成立南粤古驿道历史遗存修缮指导委员会,积极联系调动各方专业技术力量,指导南粤古驿道重点线路历史遗存修缮工作,把关重点项目技术质量,随时进行工作咨询,确保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项目的高品质。

试点先行,示范段树立典范,逐年推进按照段落类型和文化主题的不同选择8处示范段,集中优势技术力量,优先推进保护利用,这8处示范段分别为体现寻根文化、宦游文化、军事文化的南雄梅关古道;体现古代军事文化、邮驿文化的乳源西京古道;体现客家文化、红色文化的饶平西片古道;体现家族迁徙文化、历史名人文化的从化钱岗古道;体现东学西渐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的珠海香山古道;体现海丝文化的云浮郁南南江古水道;体现侨乡文化、银信文化的台山海口埠古驿道;以及体现侨批文化、海洋商贸文化的汕头樟林古港驿道。通过8处各有特色、有代表性的示范段建设,树立保护利用典范,逐年推进古驿道工作成型、成片、成网。

图为过修复改造后的汕头西堤侨批公园

图为具有当地特色的侨批(银信)

图为台山海口埠的银信纪念广场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在推行过程中,通过大量品牌活动唤醒公众及社区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调动起广泛参与热情,实现遗产的社会价值,在省内形成一股强劲的古驿道热传统文化热历史文化热,真正使遗产了起来,提升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古驿道系列工作在推行中,贯穿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大量品牌活动调动公众参与热情,唤醒公众及社区对共同历史文化的记忆;引入“文化+”的活化利用模式,将体育、农业、旅游与古驿道相结合,面向当代生活,为沿线欠发达的古镇古村注入新动能,实现精准扶贫;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古驿道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新技术手段,结合教育、宣传等,推动文化复兴,树立文化自信,充分实现了遗产的社会价值。

发展古驿道户外体育运动。有效整合古驿道沿线路径及运动场地,如休闲步道、登山道、绿道、古村、公园、景区等,积极开发康体健身、生态休闲、户外运动等类型的体育活动。2016-2017年,广东省在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共举办18站“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中间掀起一股“南粤古驿道热”,其他品牌性体育活动还包括南粤第一峰铁人三项、穿越丹霞、古驿道骑行赛、古水道划船赛等。

图为古驿道上再响起“马蹄声”

带动沿线古村镇旅游发展。各示范段积极出台了古驿道主题游线、启动专线巴士,助力文化旅游。活跃的体育赛事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使得古道原本被历史“遗忘”的村落热闹了起来,带动了社区文化的复兴和当地经济发展。

图为游客在古驿道上游览

多渠道实现公众参与,使遗产面向公众,真正活起来早在古驿道普查阶段,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鼓励收集整理沿线村庄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姓氏族谱、民风民俗等,策划多样古驿道文化展示,留住村落文明印记,在民间掀起了一股“驿道文化热”;组织“寻访侨批银信后人”活动,广泛收集侨批、立卡建档,活动引起海内外粤籍华侨的热烈反响;有针对性的组织古驿道主题节庆,推动地域文化发展,恢复传统民俗和相关文化活动;组织南粤古驿道文化创意大赛,推动古驿道音乐活化利用,建立传统文化创新性转换利用传承平台;针对青少年开发古驿道验血产品和假期实践活动,将依托古驿道的“艺道游学”活动打造成为青少年学习传统南粤文化和促进乡村发展的品牌活动;充分发挥“三师”志愿者委员会的作用,促进沿线村庄传统文化复兴及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南粤古驿道网、公众号、APP,及时共享发布信息,增强古驿道“电子地图”使用功能,保证古驿道和周边遗址在地图上的准确性,即时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良好的路线指引。

图为古驿道周边村民自发清理、维护古驿道

图为南粤古驿道沿线——郁南县连滩镇兰寨村的传统民俗活动

图为省“三师”专业志愿者调研古驿道周边村落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是国家遗产线路实践路径的宝贵探索,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为区域性、线性等复杂大型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示范,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实现国家文化复兴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作为文化线路的南粤古驿道不仅是简单的交通线路遗存,也是跨越较长时期民族、国家、地区间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交流的重要见证,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广东自身历史发展进程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经由古驿道产生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到访过古驿道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是中国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另一方面,文化线路型遗产点多、面广,多数遗存现状不佳,周边可达性差、地区经济较为贫困,且其保护利用涉及文物、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协调统筹难度大,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实现有效保护和利用。在国家层面,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政策机制与成熟的利用范式。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系列保护利用工作,在价值认知、遗产梳理、顶层设计、组织管理、分工协调、保护修复、活化利用、活动设置、品牌推广、公众参与等方方面面都为国家广泛存在的区域性、线性复杂大型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示范,尤其在遗产与经济社会结合促进可持续发展、以线性遗产串联激活区域各类资源方面具有突出的亮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是广东省发扬“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精神的一次主动作为,全省上下踏实奋进,真抓实干,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使得“南粤古驿道”成为广东省全民共识的精神标识,发挥文物资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提升文物事业的社会影响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实现国家文化复兴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